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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问题的提出

  现在再回到1983年。那年距我在南梁农场四面透风的土坯房里趴在破饲料桶上写所谓的小说仅仅三年多一点,刚撂下铁锹把不久,手掌中的老茧还没完全蜕掉,所以也许我特别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虽然“说了也白说”的戏言流布很广,也的确有很多话是“白说”,但给人以说话的机会、给人以“议”的场所就是中国的一个巨变。虽然“政协”这种议政形式甚至比“人大”还在前,早在1949年就开始存在,然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吸纳了许多1949年后受过一波波政治磨难的人士进来,就有了“新鲜血液”,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何况世界各国所有类似的议会组织中,也不见得每份提案都能通过,付诸实施,世界所有的类似议会组织中许许多多议员代表们说的话,到最后常常也是“白说”,“白说”的话比不白说的话不知多多少倍,但是“白说也要说”,因为民主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事物的内容都会自发地寻求和生成适应自己的形式,反过来说,形式也会自然地培育和滋长出它必须有的内容。
  
  在中国,形式则更为重要。1983年3月,我们四个较年轻的作家刚刚从各自灰头土脸的世俗生活步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士光看到政协委员自宾馆向人民大会堂出发的途中警卫森严,路人全在两旁注目以视,而每辆大轿车上都有许多空座位,很可以将政协委员们并在一起坐,省下一些车辆来,于是叹惜道:这很不必要嘛。我却对他说,这很必要!这就是一种国家行动,所有的形式和仪式都是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各自回家后还得自己到大街上买菜买米,与普通人一样混迹于市井当中,谁也不会来害我们,无须对我们“重点保护”。在会议期间享受警卫保护,我觉得并非保护我们一个个自然人的人身安全,而是提高“参政议政”的严肃感与重要性,树立起一种国家形象,民主就会从这里开始。别的钱能省,这种钱省不得。中国的民主制度恐怕要先花点钱在形式上确立以后,才能逐渐滋生出切实的内容。

本文来自半壁江图书频道

  
  中国从19世纪开始向西方学习以“变法图强”,也是从引进形式入手的,上自国家政治制度、政党组织,下至公司工厂、学校课程等等,无不是舶来品。因而这种在政协会上的“白说”或称为“议政”,只要不再耍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引蛇出洞”的“阳谋”,必定会对中国政治有深远的和良好的促进影响。
  
  大会中的一天,中央统战部请了各界一部分新的政协委员到部里做客,先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由当时的统战部领导人主持。那天邀请的人不多,只有30人左右,当然也有士光、骥才和文玲。一些人说了个人所感所见的话后,我忍不住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我认为在历史的新时期,当务之急是改造中国共产党。我这样说也许很犯忌:共产党怎么能‘改造’?!但我们共产党人有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气魄,怎么不敢提改造自己?我这里所说的‘改造共产党’首先是指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一个党员人数占90%以上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文盲的党,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无疑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使非常多的中国人受益,只有受益的人才最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才最忠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共产党。而在这些人中,知识分子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不仅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不再为政治运动所苦恼,人身安全有了保障,而且受到了社会应有的尊重,因为建设现代化绝对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逐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结构,使中国大多数优秀人物都进入到党内来。试想,执政党里集中的都是优秀人物,多数党员都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多数党员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这对中国的改革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Y+ \; c- P. g/ \6 [2 B' V5 ?. e; ]3 y
  
  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了这些话有什么效果,是不是“白说”,散会后就吃饭。那时流传一句话:“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跟着统战部天天宴会赴。”那顿宴会的确是我离开农场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也是我一生来吃到的最好的饭。席间,回忆起1960年我从西湖农场劳改队逃跑到兰州火车站讨饭的情景,不禁闪出一个念头:“当全国政协委员真好呀!”
  
  回到宁夏几个月后,一天我到宁夏宣传部开个什么会,宣传部文艺处当时的处长刘德一同志(现已调四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说胡耀邦同志在这份文件上批了一句话,有关我那次在统战部小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我们是在会议中间溜出来的,不能久留,我匆匆瞥了一眼,只看见耀邦同志在文件上方批示“这位作家的话值得注意……”,下面的文字还没看清楚,他又神秘兮兮地收进了抽屉,据他说是关于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的。
  
  我这里绝没有一点丑表功的作态,我的话也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分量。因为中共早期的党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此后也重视过知识分子,可是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毕竟扭曲了20多年之久,在拨乱反正后的新时期,重新重视知识分子,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不需任何人建议和提醒,已是势所必然,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逐渐开始了。但成批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确是在1983年、1984年形成一个“热潮”,我的发言记录恰恰偶然被领导人见到,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 copyright Banbijiang
  
  转年,1984年7月1日,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那批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许多知名人士,新华社也发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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