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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入党是当今有志之士的明智选择

  我不仅在小会上这样说,而且在西安交大、上海复旦和北京的中央广播学院及各种让我去讲文学的场合都曾这样说:凡有志于改造中国,有志于报效人民,有志于改变中国面貌的知识分子都应争取入党;各级党组织不要总说某某人入党是某某人的光荣,还应觉得有贡献有名望有专门知识的某某人入了党是党的发展壮大和光荣。因为中国的国情就决定了,只有在党内才能发挥更大、更好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有的听众反映,我在台上不只是大声疾呼,简直达到声嘶力竭的地步。
  
  若干年后,在台湾,我与一位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诗人又一次见了面。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一个幽静宜人的初夏夜晚,我们俩一起品咖啡,他对我如此对这个党还有感情大为不解,似乎从我的经历来看我不应这样,而应和索尔仁尼琴一样采取一种对立的姿态才对。我说:“我非常尊重你,更喜欢你的诗,你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俩在美国、欧洲多次见面,我这个共产党员都没有向你做过‘统战’工作,绝没有一本正经地动员过你回去‘报效祖国’。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你认为只有在体制外才能促使中国进步,我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体制内逐步地促使中国进步。何况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进步契机和条件,而且确实也大跨度地进步着。我见过太多的痛苦,中国人再经不起折腾了。万一中国有个三长两短,当官的和有钱的都会跑到外国,留下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我想,对政见不同的人还能各自相互尊重,这大概就是民主的第一步吧。” i6 N, A/ X5 @0 Z7 f7 x. }7 H*
  
  我说的时候很动情。坐在宝岛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回首往事,真恍如隔世,却又并非雾里看花。在前20多年里,我在底层观察体会得太多了。从无可挽回的人口问题到还可改革的经济体制各个方面,我们都错得不能再错;世界上再找不出哪个大国像我们这样,在国际国内条件都极为良好的环境中自己摧残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致使除了造出导弹卫星核武器,我们再没有哪一点可以在世界上引以为豪,在周边的小国和地区都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几乎连数字化生存也难以维持,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
  
  坐在客厅里谈论这个“崩溃边缘”是一回事,我亲身体验到的“崩溃边缘”又是另一回事。我亲身体验到的“边缘”如刀似的锋利,每一寸都使我有切肤之痛。“崩溃边缘”使我身贫如洗,使我在寒冬冻得索索发抖,夜夜尝“布衾多年冷似铁”的滋味,使我时时饿得前胸贴后背,常常“饥寒起盗心”,使我鹑衣百结,出来进去就一身破衣,使我39岁仍然“茕茕独立、形影相吊”(我并不像小说《灵与肉》即电影《牧马人》中主人翁许灵均有个四川来的李秀芝。倒曾有一个李秀芝似的四川姑娘,就因我拿不出100元人民币替她付来宁夏的路费,后来她只得嫁给一个比我大十几岁、比她大二十几岁的老农工,这个农工不是“劳改劳教释放犯”,所以有点积蓄)……但从国家整体来说,推倒重来绝不是办法,那只会再一次引起天下大乱。重病用猛药,很可能弄得虚火上升、血不归经,最终一命呜呼。只有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不争论”的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一步步、一点点地用改革来“温补”,方可治好患过一场大病的国家,所幸的是近20年中我们已见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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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用这个主题写一篇小说,可是又恐怕犯“主题先行”的毛病。最近,读到严永兴先生的一篇介绍俄罗斯文学的文章,提到俄罗斯一篇获奖的短篇小说《诞生》,作者瓦尔拉莫夫,只有32岁,严文那一段不长,索性照抄如下:
  
  这位年轻的莫斯科大学教师,用写实手法描写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的诞生。产后,婴儿又怪病缠身、历尽磨难。原本感情不和的夫妇精心照料孩子,重归于好。故事朴实动人,但含义深刻丰富。我想,俄罗斯人读后恐怕会陡然一惊,体味出作者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情感,体味到作品深藏的象征意义和寓意。
  
  能体味这篇作品、“陡然一惊”的何止是俄罗斯人,还应包括中国人在内。很多受过一波一波政治磨难而可能与当局“感情不和”的中国知识分子及他们受过牵连和耽误的后代,何尝不是出于“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情感”,为了精心照料“中国”这个婴儿又与当局“重归于好”?但愿丈夫不要再次伤害妻子的感情。而为了保证真正能一直和好下去,就应该有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进到“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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