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拍案叫绝的同时，总会想我为什么就写不出来，非常懊恼这样好的东西被别的作家“抢先”写了。我并没有读《诞生》的原文，而我就想它应该是我来写的。为什么“这位年轻的莫斯科大学教师”能写出来我却写不出来？难道仅仅是怕犯“主题先行”的毛病？
　　
　　这里，我不禁想到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一次酒会上，一位荷兰汉学家说的一番话。那晚，他用很流利的汉语跟我说：我想不通的是，你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本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文明和经济都在发展的时刻，你们为什么竟然在5年里没有大学教育，大学怎么可能有5年的时间不开课？那是很危险的事！他完全没有一点嘲笑的意味。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佬的的确确是坐在他远离中国万里之遥的美丽的莱顿，在一片平和的水光桨影中认真地想过，而想来想去却想不通。
　　
　　我听了，“陡然一惊”，手中的杯子险些掉到地上。因为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大学有5年时间不开课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危险”（当时我以为他用错了汉语词），从未意识到整个国家中,5年学校教育（中小学教育中断时间较短）对未来，即我们的现在有什么影响。不仅是我，在中国国内好像也没有人当成一个严重问题加以检讨，已经默认是很自然的事：“‘文化大革命’嘛！”一语带过，仿佛这句话就能解释一切，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素来听天由命的性格。好比一个人断了根手指，时间一长，习惯以后，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之处，似乎出生时就只有四根手指一样。
　　
　　而其结果，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危险”！
　　
　　回来翻翻历史书，中国办大学，不算1866年恭亲王请外国教师在同文馆里添设科学班，正式应该从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开始。从那时到今天一百年，中间只因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停过两年课（只限北京一地），此后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等等战乱荒年，大中小学校都一直没有过全国性的停办，并且大专院校数量逐渐增多，尽管增加得很缓慢艰难。在和平时期的“一派大好形势”下，好端端地把全国的学校都停掉，让学生上街造反（这正迎合很多年轻人的心理，如果那时我在上学也会高高兴兴大闹一番的），在全世界唯独只有“文革”的中国，怪不得全世界瞠目结舌，难以理解，“想不通”。直到70年代初，毛泽东才下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不是“大学非办不可！”）这句带点勉强口气的话，又注定了学校教育在他老人家生前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要一直不死不活地拖到老人家去世才会提到一定的社会高度，以前的都成了“欠债”，是我们今天必须咀嚼的苦果。我们中国人别的优秀传统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父债子还”的传统是逼得我们不得不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