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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有严重缺陷

  我读到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拍案叫绝的同时,总会想我为什么就写不出来,非常懊恼这样好的东西被别的作家“抢先”写了。我并没有读《诞生》的原文,而我就想它应该是我来写的。为什么“这位年轻的莫斯科大学教师”能写出来我却写不出来?难道仅仅是怕犯“主题先行”的毛病?
  
  这里,我不禁想到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一次酒会上,一位荷兰汉学家说的一番话。那晚,他用很流利的汉语跟我说:我想不通的是,你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本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文明和经济都在发展的时刻,你们为什么竟然在5年里没有大学教育,大学怎么可能有5年的时间不开课?那是很危险的事!他完全没有一点嘲笑的意味。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佬的的确确是坐在他远离中国万里之遥的美丽的莱顿,在一片平和的水光桨影中认真地想过,而想来想去却想不通。
  
  我听了,“陡然一惊”,手中的杯子险些掉到地上。因为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大学有5年时间不开课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危险”(当时我以为他用错了汉语词),从未意识到整个国家中,5年学校教育(中小学教育中断时间较短)对未来,即我们的现在有什么影响。不仅是我,在中国国内好像也没有人当成一个严重问题加以检讨,已经默认是很自然的事:“‘文化大革命’嘛!”一语带过,仿佛这句话就能解释一切,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素来听天由命的性格。好比一个人断了根手指,时间一长,习惯以后,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之处,似乎出生时就只有四根手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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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结果,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危险”!
  
  回来翻翻历史书,中国办大学,不算1866年恭亲王请外国教师在同文馆里添设科学班,正式应该从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开始。从那时到今天一百年,中间只因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停过两年课(只限北京一地),此后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等等战乱荒年,大中小学校都一直没有过全国性的停办,并且大专院校数量逐渐增多,尽管增加得很缓慢艰难。在和平时期的“一派大好形势”下,好端端地把全国的学校都停掉,让学生上街造反(这正迎合很多年轻人的心理,如果那时我在上学也会高高兴兴大闹一番的),在全世界唯独只有“文革”的中国,怪不得全世界瞠目结舌,难以理解,“想不通”。直到70年代初,毛泽东才下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不是“大学非办不可!”)这句带点勉强口气的话,又注定了学校教育在他老人家生前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要一直不死不活地拖到老人家去世才会提到一定的社会高度,以前的都成了“欠债”,是我们今天必须咀嚼的苦果。我们中国人别的优秀传统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父债子还”的传统是逼得我们不得不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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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骂人,常用的是被鲁迅先生称作“国骂”的“他妈的”,还有一句比较文明的是“这人真缺少教育”,北京老太太骂的是“缺调少教”。现在,我们中国人真遭了报应,当年7岁至22岁的一代人都可说“缺少教育”,“缺调少教”,而这代人正是今天社会的主流力量。我们还可把范围扩大一点,凡在那时已成年又一直活下来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都“缺少教育”!
  
  原来我构思了很长时间类似《诞生》那样的小说却写不出来,并不完全是怕犯“主题先行”的毛病,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文学创作不止靠天赋和生活积累就能成功,创作是一门技艺,一手技巧。后者需要学习,需要受教育,而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恰恰“缺调少教”!
  
  我忝列为“一级作家”、“高级知识分子”,却只会自己的母语——汉语,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世界其他国家很难找。我见过的外国“高级知识分子”除了本国的母语至少略知一至两门外语,那位“莫斯科大学教师”肯定不是光会俄语的年轻人。在现代世界,不懂得一门外语,眼界肯定会受到限制,知识面肯定会有局限,只凭译文是不能对另一种思维方式和感情表达方式有深层次理解的。可怜的我们这一代“高级知识分子”,在眼睛的视网膜上早就受到了伤害,我们看世界、自然和人类社会,处处都有我们无法认知的“盲点”。作家还算幸运的,只要有一点点天赋的文学才能,使世界瞠目结舌的一段荒诞历史却会让我们终生受用,以致像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还能人五人六地各大洲乱跑。但我跑来跑去几乎等于白跑,因为我一出国门便既聋且哑且瞎。我常惭愧,要换一位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去过这么多国家和地区,不知增长了多少知识。 i6 N, A/ X5 @0 Z7 f7 x. }7 H*
  
  如果仅仅是“缺少教育”还罢了,当年有幸上学学习、开会讨论、听报告、背语录、迎接最高指示等等“抓革命”的知识分子,还自愿或被迫地接受了许多负面教育。羊肉没吃上,惹了一身膻,所学的“知识”蒙蔽了人心的悟性。
  
  在英法两国,我都碰见一些70年代在中国大学恢复后读过外语的学生,现在供职于外国学校和公司。他们鼓励我从头开始学外语,我说我很羡慕他们,他们年轻时在国内就学了外语,我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记不住单词。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们在国内学的那点外语在所在国压根儿用不上,那时学的外语教材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论,学得倒背如流进了外国餐馆连点菜都不会,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所学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来对照所在国社会,于是处处警惕、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自谴自责、作茧自缚,戴着有色眼镜,不能较快地融入所在国生活。这种无奈的痛苦,至少两三年才能逐渐消除。
  
  这就是“缺少教育”又背负了一堆负面教育给今天改革开放造成的“危险”。满脑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时很难排解,天生的悟性也就不容易开示出来,于是在社会大转型的激变时代肯定会觉得很难适应。在外国,你非跟着转变不可,不适应你就别想在那里生活,赶快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在国内,有些适应不了的知识分子自然会企盼社会来适应他(她),发发牢骚也罢,有地位和身份的便会像毛泽东同志说的“小脚女人”一样,利用报刊和各种场合公开对现实指手画脚,或对一篇什么无关紧要的文章作品指桑骂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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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说过: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是非表现不可的。同样,统治了中国很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余韵,也是非表现不可的,当然是改头换面地表现出来,有时还戴着非常忠诚激进的面具,时常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混乱。反正“左”的议论和“无产阶级立场”从来不会出错,即使不太中听,不实事求是,也仍然是“方法态度”问题,很少受到领导的批评和社会谴责。
  
  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混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哪个企业哪个部门生产经营上不去就“斗争”一下,社会经济活动以“政治挂帅”来推动,全面排除利益驱动机制,致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更严重的是毒化了全体中国人的心灵。“阶级斗争”的哲学心理基础是憎恨、怨恨和对立,这在国内战争中能激发起战士对敌人战斗的勇气,真正会“一抓就灵”,但在和平时期扩大到全体人民中间,长期以这种哲学贯穿于所有的读物、电影、电视、新闻与教材中,时时告诫人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又经过“文革”的真刀真枪的演习,就在当代社会中培养出心理不正常、经常怀着怨恨及对立情绪的一代人。今天一些学者常叹“文化失落”,我看文化的失落首先是从那时开始的。 内容来自半壁江
  
  如今我们在起劲地呼唤“爱心”,为什么?就因为人们的爱心已经在多年前“失落”了。我们不仅仅是在一座“面临崩溃”的建筑物上,而且是在一大堆怨恨和对立的心性的垃圾堆上进行改革的。“利己”是人的天然属性,“利他”必须要后天的教育。多年来我们受的是排他性教育(“排他性”也是一种文化),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是在这种教育中成长的,难怪我们现在的文化思想界的每一个建树,都会引起不是平心静气的讨论而是火气十足的争论。
  
  这就不由得人们不担心,由于我们的知识缺欠和知识被扭曲,我们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数量问题,本身也存在质量问题,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优秀得不得了。过去我们常说“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共产党人要改造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即我们共产党员知识分子自身,恐怕也是需要下决心经历一番痛苦,在社会大转型时代进行自我改造。
  
  中华民族在智力水平上不能自夸地说优于世界其他民族,虽不是“老子天下第一”,但绝不弱于其他民族,这已被数千年的历史所证明。然而,很长一个时期统治着中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及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方式,以我前面说过的种种“学习讨论开会”形式强制性地灌输进人民大众的头脑,使中国人今天步入现代化,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立即显现出中华民族与西方各民族在社会性智力总和上的落后状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banbij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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