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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测不准原理”

  原来,议论到这个话题就会碰到层层叠叠的复杂因素。“国民素质”高或是不高,是很难下断语的,就像我前面所说:“怎么说都有理。”
  
  一、所谓“国民素质”的多重性和综合性,决定了每一种相反的论证都能收集整理出可靠根据和具有说服力。解思忠先生如不信,他觉得应该“忧思”的国民素质,肯定有相当多的人还觉得应该乐观才对,弄不好,有些不太实事求是而且想再现锋芒或想脱颖而出的文人学者,还会写文章从政治上来批判:你说中国国民素质差,中国怎能取得一系列伟大胜利,现在已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即将成为“经济大国”?你说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为什么我们的火箭卫星不断发射上天,科学技术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你说中国国民素质差就是有意给伟大而勤劳、智慧而文明的中国人民脸上抹黑!……对不起,我实在不太善于批判,想不出还可能有别的什么批判的匕首,所以就不一一举出例子了。但我想不出不等于别人想不出,总之,反对解思忠先生观点的论据一定会有很多很多,而且那种鼓舞人心的文章还会更受读者的欢迎。
  
  二、相当多的所谓“国民素质”问题其根源实质上是民族性的问题,甚至是人类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性”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素质差”的某些表现,恐怕有不少是带有全人类的普遍性的。这样,即使有许多读者信服解思忠先生的论说,当他或她跑到外国一看,会看到原来有些外国人也与我们大同小异: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哈哈,大家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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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的内心心理向往定势,就是不满现状,可也不是呈辐射状铺张开到处乱窜,而是朝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向前,就是人们常说的“明天会更好”,一个方向是向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今不如昔”。这是一条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只有聪明的中国哲人看得透,所以教导人要“知足常乐”。不知足,就会招来烦恼——“忧思”。可是先哲们尽管教导了千百年,中国人和全人类仍然苦恼不已,就在于人的内心不可抗拒的心理向往定势,决定人们一定要“不满现状”。人的心理自然规律不会因后天获得的哲理学说而有所抑制。而且“不满现状”其中也寓有乐趣,人的快乐就在人的烦恼之中,创造性也在其中,人类社会的进步更在其中。这就诱使人们,尤其是人们当中比较优秀的分子去自寻烦恼了。
  
  这么说来,是不是抱着“明天会更好”的心理定势的人们就快乐无比呢?不,浅层次的盲目乐观我不想评说,深层次的“明天会更好”论者就是我们说的理想主义者。追求“终极价值”其乐无穷,那样活着才有意义。而我们知道理想主义者比悲观论者更痛苦。理想主义者都是积极进取的人,胃口很大,他(她)就会在现实中不断地受挫折,他们是在苦恼中成长的。为追求理想的实现,理想主义者要么推动历史前进,要么在历史上造出一些祸国殃民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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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国民素质“忧思”的解思忠与很多为本国国民素质下降而忧思的西方学者,肯定都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是理想主义者(当然绝不是说他们会“祸国殃民”)。不然他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何必去“忧思”?然而,有像解思忠和我前面所说的西方学者那样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忧思”,本身不就说明了同时代的国民素质从整体上平衡还是不错的吗?因为每一种“忧思”都代表着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发言,是相当多的人的见解,决非“忧思”的他一个人孤独地向隅悲泣。于是这又形成一个悖论。
  
  其实,每个时代的优秀人物都有过“忧思”,“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样的感慨,从古到今一直不绝于耳;每个时代都有人发出“世纪末”的警告,都有诺查丹玛斯式的恐怖预言,而且今后还会有今后的“忧思”。但人类尽管会自我调整,自我向前,可是又绝不能没有人来“忧思”。“忧思”着的人们是可敬的。
  
  四、“国民素质”问题必须在各种现象上表现出来才能被人们注意和重视,可是量子力学中由诺贝尔奖金得主W•海森伯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恰恰适用于这种现象。“测不准原理”不但是物理学观察探测自然界微观的亚原子与粒子运动的重要原理,我认为,引进到哲学领域,对观察宏观世界、人类社会也极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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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能假定是什么东西决定“国民素质”的吗?
  
  教育?可是人们常常发现丝毫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某些落后民族或部落,仍保持人类原始的纯真、公平、诚实、坦率、热情、朴实、讲信用、有责任感,也就是“傻”得可敬可爱,而这些品质正是优秀的国民素质必须具备的。西方不少抱有“忧思”的知识分子情愿搬到他们中间生活,真是“礼失求诸野”了。但他们却对现代知识愚昧无知,这一下子又把其他优点一笔抹杀了,谈不到什么有较高的国民素质。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现代教育培养出的高科技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数不尽的祸害,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有等量的负面效应。教育并没有制止住犯罪,相反,倒提高了犯罪的质量和手段。给人们造的祸害大的人或团体,所受教育程度或通过自学获得的知识也高,祸害和知识两者似乎是呈正比地升降的。丝毫没有知识的人顶多砍死几个人,抢几个钱,干大坏事他(她)还无能为力或力不从心,“文革”时流行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好像错得不太离谱。不信?你去查查历史,历史就会告诉你,这差不多接近于真理,可算是一条规律。纳粹集中营里的军官一边弹莫扎特的钢琴曲,一边把犹太人赶进焚尸炉;前不久日本警察抓住在东京地铁里放沙林毒气的“奥姆真理教”,教徒全部受过高等教育。再通俗一点说吧,人们时常觉得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坏起来比坏的大老粗更恶劣,更具有伪善的面目,于是人就会骂:“这人真是白受教育了!”

内容来自半壁江


  
  那么,是生活的高质量吗?现代社会又向我们昭示了,生活越好的国家人堕落得越快。一些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事情全是从富裕的高福利国家先开始发生的。丹麦青少年的自杀率为世界之冠,发达国家的自杀率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而“良好的国民素质”一定要包括良好的心理素质即如今所称的高“EQ”在内。
  
  是保存并遵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吗?我们知道今日世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只有中东某几个国家,仍然坚守着古老的信仰和执行古老的伊斯兰法律,但恐怕没有多少人认为那几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比较可说没什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美国国民素质还高。
  
  是社会制度吗?现在还不太明确哪种社会制度最好,最能培养出“高品质国民素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吗?前面说的那些令人沮丧的现象正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出现的。是前苏联式的社会制度吗?前苏联却崩溃了。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还需不断完善,我们正在改革中前进,我们今天已经比较明智了,无意在世界上称首屈一指。
  
  ……
  
  所以,“国民素质”问题是个非常难说且说不清的问题。不像我前面所举的“数字化生存”,那票、券、证和住房的面积空间,是完完全全不需推测衡量即明白无误的,它们自身以可感觉可数的物理形式存在于人的面前。“国民素质”表现在每个具体人的行为举止上是具体的,可是提升起来成一个问题时它就变为抽象的了,是个绝对适应“测不准原理”的研究对象。不信?解思忠先生自己就一定会在朋友、同事和工作生活的日常接触中,发现很多“素质”极高的普通人,能从他们那里收集到相反的论据,另写一部《国民素质乐观录》出来。 4 y3 _, q3 z0 l* C) T' f7 T; e5 \8 q
  
  请解思忠先生原谅,我将本章的标题起名曰“国民素质‘乐观’录”固然有点文人作文调侃的意味,但绝对没有不同意解先生“忧思”的意思。我说我还有我的看法,下面我就说到我“乐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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