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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五
  
  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
  
  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晖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
  
  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侵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火,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火还是柴火,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垯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喝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
  
  “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
  
  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
  
  “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待不长,能忍则忍吧……”
  
  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待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待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待到老、到死的。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
  
  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拣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作是残生。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捡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收工了。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随即转身又走了。
  
  “喂,队长呢?”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
  
  “队长歇歇就来。”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
  
  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撂: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得到!今天早晨,他因为怕自己的行李放在大车的最上层会在路上颠下来,第一个搬出行李,放在大车的车底盘上。现在,等他搬进自己的铺盖,三面墙根都让别人占了。对不起,你睡在门边上喝西北风吧!
  
  不理他!你活,也要让我活。他被子褥子齐全,还有一件老羊皮袄,按平均主义的原则,他也应该睡在门口。我打开我的烂网套,把哲学讲师送我的《资本论》第一卷塞在网套下当枕头,旁若无人地、直挺挺地在我的“床”上躺下了。


  
  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
  
  六
  
  我们刚把自己的铺位铺好,干草的烟尘还在土房里飞扬的时候,那个瘸子又来了,他说队长叫他领我们吃饭去。
  
  好极了!吃饭!
  
  村子里有了活气。冬天的夕阳在西南方向放射着金色的光辉,黄色的土墙上和七拼八凑的玻璃窗上,都映得光灿灿的。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一个个冒出袅娜的轻烟,村子里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蒿草的香气。这种与劳改农场迥然不同的、如风俗小说里描写的村居情景,使我莫名地兴奋起来:贫穷也罢,困苦也罢,我毕竟又回到了正常的环境中!
  
  伙房很小,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在伙房搭伙。这使我有点担心:搭伙的人越少,每个人被炊事员剥削的量就越大。不过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是工人了,我们可以进入伙房里面去打饭了。在瘸子——现在我知道他是队上的保管员兼管理员——向炊事员嘀嘀咕咕地交代给我们按多少定量打饭的时候,我的近视眼迅速地在伙房里睃巡了一遍:扔在案板上的笼屉布,沾着许多馍馍渣!其实,像“营业部主任”这类人真蠢。他们不断地用最哀切的言词向家中勒索,搞得家里人惶恐不宁,扎紧裤腰带来支援他们。我呢,既然不忍心盘剥老母亲,就要发挥自己的智能。而我凭智能在目前的生活圈子里搞到的吃食,并不比从外面给他们寄来的邮包少。
  
  每人四两:一个稗子面馍馍,再加一碗已经冷却的咸菜汤。我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我笑着对炊事员说:“我不要稗子面馍馍,你让我刮那笼屉布吧。”
  
  “行,”炊事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把饭铲,“你要刮你就刮吧。”
  
  我仔仔细细地把笼屉布刮得比水洗的还干净,足足刮了一罐头筒馍馍渣。按分量说,至少有一斤!
  


  “祖宗有灵!”
  
  虽然有股蒸锅水味,还是很好吃!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自由真好!
  
  吃完了饭,队长给我们提着一盏马灯来了。
  
  “大家都来啦?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他在身上摸索着火柴。我马上走过去,帮他提着马灯,点上火,然后接过马灯挂在我的头顶上——这盏马灯有一半归我用了!没有外援的劳改生活锻炼出了我的机灵,依靠外援活下来的“营业部主任”之流只能靠他们的后盾。
  
  “队长,咱们就这么随便睡哇?”躺在门口的“营业部主任”想改变现状。
  
  “随便睡,随便睡,睡哪儿都行……”队长一屁股坐下来,在他的草铺上盘起腿,没有领会他的意图。
  
  “队长,有没有好一点的房子?”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尉不满地说,“这房子连炕也没有。”
  
  “凑合住吧,家嘛,在人收拾。”队长有点不悦了。他是个干瘦的中年汉子,自我介绍说姓谢。在马灯昏黄的灯光下只看见他一脸胡楂,神色疲惫,穿一件补满补丁的棉干部服。他说:“想睡炕,就得脱炕面子。这大冬天的,脱下的炕面子也不结实。等开春再说吧。”

  
  这就是说,我们要到春天才能睡上炕。而到春天,没有炕睡也行了。
  
  几个人向谢队长打听怎么往这儿写信,场部在哪里,人保科什么时候办公,迁移户口的事应该找谁。谢队长很快就知道了这几个人是不准备在这里干长的。他把目光向我转来。我坐在马灯底座下面的阴影里。他眯缝着眼睛问:
  
  “喂,小尕子,你叫啥名字?”
  
  “章永璘。”我欠了欠身子,干草在我屁股下窸窣作响。
  
  他把手中的一张纸就着灯光吃力地看了看。
  
  “你家在北京啰?才二十五岁?”
  
  “在北京。是的,刚满二十五岁。”
  
  “你们几个就你年轻。咋?你也要回吗?”
  
  “我不回。”
  
  “好,不回就在这垯儿好好干。”谢队长高兴了,脸朝着我和蔼地说,“这垯儿也不坏,总比你们原来待的地方强。供应嘛,一个月二十五斤粮,还有两包烟。工资嘛,一级十八块,二级二十一块……你们先拿十八块,干了半年,根据你们的劳力再说话……”


  
  “是,是……”我表示很满足地点着头。其他人靠在铺盖上冷冷地听着。呆滞的灯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像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具。
  
  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比劳改农场强的只是有工资。而十八块钱在这困难时期买不到十斤黄萝卜,况且这里还不发衣裳。粮食定量和劳改农场一样,七扣八扣,真正吃到嘴的至多二十斤(一月二十五斤定量在正常条件下也差不多够了,但在没有一点副食、油脂、菜蔬并且每天都要干体力活儿的情况下,你吃一个月试试!而我长年累月都是如此。一九六〇年定量还要低,每月只有十五斤)。我满足的不过是,他在说话时有意避开了“劳改队”三个字而已。
  
  谢队长又从几个口袋里东掏西摸地拿出一堆香烟,发给每个人两包,向每人收了一角六分钱:“双鱼牌”,八分钱一包。太好了!这是真正的香烟,不是葵花叶子、白菜叶子、茄子叶子……这类代用品。香烟,对我来说几乎和粮食同等重要。但我看到不吸烟的“营业部主任”也有一份,又不禁妒火中烧。他会在你烟瘾大发时,用两毛钱一根的高价“让”给你。平均主义的原则毕竟有弊病!
  

  “每天九点开饭,十点出工。下午四点收工。大冬天的,也没啥营生干。你们明天就出工吧,等到休息天再休息……”谢队长站起来,拍拍屁股要走。他不说星期天,却说“休息天”,但不知哪天算“休息天”。
  
  “队长,没有炕,砌个炉子行不行?这屋子,晚上要冻死人。”中尉围在被窝里,又提出特殊要求。这个集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
  
  “炉子是要砌的。那有几块土坯就行。可公家只有烟煤,没有干炭。”谢队长袖着手,他也觉得冷,“还有窗子,也要糊一下,明天早上你们去办公室领点旧报纸,再到伙房打点糨子。”
  
  “烧烟煤的炉子我会砌。”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有两个稗子面馍馍的贮存,还是愿意干重活的。
  
  “哦?那跟烧干炭的炉子可不一样哩。”谢队长用感到意外的眼光看了看我,“这样吧,明天你就留在家里,把炉子砌了,窗子糊了……哦,对了,你们还得有个组长。我看,就章永璘当上吧。”
  
  很好!我自由了的第一天就当上了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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