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
“至少能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主义。”他说，“只有把资本主义吃透了，才能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不懂得建设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怎么办呢？我看，除了学《资本论》、出国考察，最好不过的就是看西方的小说了。恩格斯就说过，他从巴尔扎克那里知道的东西，比从社会学家那里知道的东西还多。”
“嗯，有意思。”孟德纯转过身来，在铺上盘起双腿，身体随着火车微微晃着，“那以后你也给我找几本外国小说看。”
“只怕您没有时间，看着看着要打瞌睡。”他笑着说，“以前朱书记也让我给他找外国小说。我给他找了好些，可他一本也没看，只看了一部《红楼梦》。”
“看《红楼梦》也好嘛。我也只看了一部《红楼梦》。”
外面的天色完全黑了，车窗像一只黑色的眼睛，映着它在包房里看到的一切。孟德纯思忖了一会儿，突然问：
“朱敦武给我介绍你那些情况，是真的吗？”
他抬起头看着孟德纯：“我不知道朱书记给您介绍了些什么。”
“喏，说你‘造’过他的‘反’，后来又保护了他。”
他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你这个秘书怎么也‘造’书记的‘反’？”孟德纯喝了口茶，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那我以后得当心你一点儿。”
这个问题，是不用向孟德纯解释的，打倒“四人帮”以后，孟德纯来K省当第一把手，从一大堆秘书当中又把他挑出来当省委书记的专职秘书，正是听了朱敦武的介绍：不错，他“造”过朱敦武的“反”。那是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即使是非常冷静的头脑也会卷进疯狂的漩涡里面，何况朱敦武确实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毛病。在K省“造反派”开始所谓的“清君侧”，争取知情人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出来揭发朱敦武的人。当然，他思想上也曾痛苦地斗争过好几天：是听中央的话，还是听朱敦武的话？朱敦武待他很好，把他从一个一般干部要到身边当秘书，参与省上所有的重大机密。“宰相家人七品官”，省委书记的秘书走出省委机关就可以当个县委书记。一九六四年，中央提出培养接班人的口号后，朱敦武就有过把他外放到一个市当市委副书记的考虑，只是因为后来的一连串政治运动才搁浅的。然而，私人的情谊终究不能抵挡来自北京、来自两报一刊的鼓动。尽管他私下认为两报一刊所批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纯学术讨论”、“放”等等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但在读到“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广大革命群众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的社论后，他想到，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总没错，终于毅然决然地在批判朱敦武的大会上站出来揭发了他的领导。他揭发的，是朱敦武在经济上冒进，在阶级斗争上搞扩大化的错误，而朱敦武“左”的错误到了“造反派”的手上却一变而为“右”的罪行。用帽子来改变事物的本质，是“文化大革命”的诡辩术。于是他一下子成了“反右”的“革命左派”，在混乱的时势里，莫名其妙地成了K省机关“造反派”中较有影响的人物。到了十月，对“走资派”的武斗急速升级，邻省省委的三个书记，两个被关押起来，一个被打死，这场运动的破坏性明显地暴露了。这时，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影响暗暗地保护朱敦武的人身安全，一方面趁到北京串联的机会，通过朱敦武的老战友给周总理呈递了一封信告急。不久，周总理就派人来到K省，把朱敦武带到北京，安顿在一家医院里。以后，他又接二连三用各种方法保护了几个挨斗的“走资派”，可是，自己却渐渐失去了“造反派”的信任。在另一个“造反组织”来拉拢他时，他又不屑于反戈一击，叛变出卖，所以在省委机关始终是个一般干部，直到孟德纯把他挑出来……
车轮摩擦着铁轨，喀嚓喀嚓地响着。经过岔道的时候，车厢猛地摇晃了几下。孟德纯小心地把杯子放到小桌上，又继续用研究的眼神盯着他。
“如果叫你去当一个市委书记，你会怎么样干？”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向他提出来的！
他在孟德纯身边工作了四年多，他知道这个省委书记虽然和一般长得很富态、动作很迟缓的老人一样脾气随和，但对下属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提这样的问题。他的心也同火车经过岔道似的，怦然一动，表面却仍然很平静。
“那要看我有多大的权力了。”他沉吟了一下，回答说。实际上，这个回答是他早就有所准备的。
“市委书记嘛，有多大的权力还用问？你还不知道？”孟德纯拿起一根火柴在桌布上划着，做出随便聊天的神态。省委书记也想尽量冲淡这个问题的严肃性。
“那当然要问一问，”他笑着说，“这就和您叫我去做买卖一样，您给我的本钱大，我就大干；您给我的本钱小，我就小干。您先不说给我多少本钱，我怎么能回答怎么干呢？”
“你这个机灵鬼！”孟德纯笑出声来，“你是不会做蚀本的买卖的。那你说，要叫你大干，你要多少本钱？”
在这四年多中间，他和孟德纯几乎朝夕相处，不但孟德纯所作的报告，就是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孟德纯原则性很强，但头脑却和他本人的脾气不一样，也许是老年人的自然衰退吧，考虑具体事务很不灵活，所以对这个秘书是言听计从的。他俩的关系已相当亲密，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现在，在旅途上聊天，要比在办公室里谈话更轻松得多。而且，这种轻松的聊天往往比严肃的谈话起的作用还大，尤其在孟德纯心情愉快的时候。他明白省委书记在试探他。省委书记可以对这种聊天性质的考察不负任何责任，问他这样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真要派他去当市委书记，那么，他的回答也可以随便，可以把平时所想的直率地谈出来。
“我要的本钱不大。”他说，“我要您完全信任我，给我‘组阁’的权力。”
“当然啰，要叫一个人去当市委书记，当然要相信他啰。”孟德纯说，“可是你说的这个‘组阁’的权力指的是什么？”
“我说的‘组阁’是指一个市的工作班子。市委领导班子，是由省委任命，中央批准的，我无权去动。市下面的各部局，应该由市委来组织，这是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起码的权力！”说到这里，他想，即使现在说了不投合省委书记心意的话而失去了这种机缘，他也要把想的话说完。他继续说，“每次，有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您都跟他们叮咛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可您不知道，他们好些工夫，都花在这种‘团结’上去了，常常为了所谓的‘团结’，还不得不去迁就某些人。如果是我自己组织的班子，那就不存在什么不‘团结’问题。合则留，不合则去！”
“唔……”孟德纯咕哝道，“你比我向中央要的本钱还大。”
“我要的本钱是您手头有的呀，”他笑着说，“您给这个本钱，我就能做个大买卖。您常常为省委班子内部的团结头疼，下面各级班子的‘班长’就不头疼？孟书记，您不妨先从您的权限范围开始治这个头疼。要是一级一级都这样贯彻下去——省委让市委‘组阁’，市委让区委‘组阁’，区委让各工厂企业学校等等基层领导‘组阁’。这头疼的根子就治好了。”
“你呀，”孟德纯用手指点了点他，“我看放个反对派在你旁边还好点。”
“反对派还用故意放一个吗？”他仍然从容地笑着，“不放还招架不住哩。反对派的意见也应该听，但不能让他们掺和到班子里来。领导班子是要干事的，应当拧成一股劲。当然，如果最后证明这种‘组阁’是拉帮结派，您再解散也来得及。最终的权力还不是属于人民的？”
列车速度缓慢下来，喀嚓喀嚓的声响拖长了几拍，最后停靠在一个小站。贴着一层银色薄膜的窗玻璃上，透过来一团团朦胧的灯光。孟德纯用手指在玻璃上擦去一小块水汽，向外张望了一下，但只看见一些杂乱的人影。他又靠回隔板，不知为什么叹了一口气。
他没有动。此刻，他希望把这场已经开始的谈话继续下去。虽然他和省委书记随随便便聊天的机会很多，可是谈这种话题还是第一次。过去，都是议论别人，评价别的什么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现在，他听到了命运的敲门声。这声音很轻微，如同用两根手指在弹击，但却是明白无误的。
列车又开动了。桌下的暖气管发出咕咕的音响，一股熏人的热气带着金属的味道自下而上地弥漫出来。在列车的奔驰中，在沿着轨道滚滚向前的车轮的节奏中，在柔软、平稳的摇晃中，自有一种适于反思和推心置腹地谈话的气氛。
这时，孟德纯一半像是对自己，一半像是对他感慨地说：
“现在，要从中青年干部里头挑选接班人，但是，有些老头子都按着自己的模子来挑选，有的人干脆只挑听话的。调整干部不过是换换椅子罢了，别人独出了心裁，还得他点头。他不点头别人还是不敢动。这怎么行？！我要挑接班人，就要挑个比我强的——可是，有的人平常看来很能干，放上去能不能独当一面，却是个问题。闹不好，反而害了他——”
省委书记沉吟着，仿佛是找不到适当的词来表达他的忧虑，望着桌上的茶杯出神，陷在自己的思索里。既然不是谈他，而是泛指别人，谈话就更加自由了。他提醒省委书记：
“我看这方面孟书记满可以放心。您一九三○年在老苏区参加的革命，到一九五二年，就进入了一个大省的书记处当书记。这中间经过了二十二年，您当书记也完全胜任。现在的中年干部，多半是五十年代末参加的革命，到今年，至少也二十二年了。这二十二年中经过了那么多政治运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看不比打日本人、打蒋介石简单。把这样的人放到一个市、一个县上，还有什么不能独当一面的呢？”
“唔，唔，有道理……”孟德纯和素常听完了他的建议一样点点头。又想了一想，然后闭起眼睛，慢慢地斜躺到铺上。显然，他被这一股热气熏得昏沉了。
他看着孟德纯又渐渐入睡，轻轻拉过毛毯给省委书记盖上，打开房门，到过道上去吸烟。过道的窗玻璃上没有水雾，远处，不知是市镇还是工厂的星星点点的灯光，像萤火虫似的在暗夜中飘动，显得夜更浓黑了。一男一女两个美国人从餐车过来，目光在他身上滞留了一会儿，拉开旁边包房的门走进去。硬卧车厢那边，传来广播里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他点燃烟，凝神听了听，不是什么有名的曲子。但他还是凝神地听着。他听的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乐声，那种命运的弹指声。
三
但是，当时，在火车上，在软卧车厢的过道上，他怎么能料到此次去北京，还有命运的另一个机缘在等待他呢？……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沓稿纸，开始写准备向T市市民发表的“就职演说”。但写了几行字就写不下去了。
女人的小脑袋瓜里经常会闪现出一些奇异的联想。这些联想乍听起来荒唐透顶，但仔细一琢磨，却跟抽象派或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和雕塑一样，给人某种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之感。而讨厌的就是这种不清晰的、全然模糊的某一个点和某几个点的相似之处。它像一只懒洋洋的嗡嗡作响的苍蝇，黏黏糊糊地在四周旋转，打又打不着，赶又赶不开。海南把他比作卡列宁的调侃，对文化素养较低的，对不那么敏感或不经常自省的人，其实也如秋风之过马耳，触动不了分毫，可他偏偏不是那样的人。这句冷冰冰的话，也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联想，从而更拉长了他和妻子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感降低了他的情绪，使他不能开动脑筋来思考什么“就职演说”里的问题，倒把他引向关于婚姻的哲理上去。
结婚并不意味着幸福，这是他两次家庭生活给他的经验。当然，爱情是有的，并且是真正能激动人心，使人生变得瑰丽而有意义的。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对自己没有得到或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律采取否定的、不承认的态度，和伊索寓言中的狐狸似的。可是，他虽不同意霍布斯的哲学，认为爱情只是神经系统高级部位的一种机械运动，却也暗自认为黑格尔说的，爱情不过是一个感情的过程，完全正确。既然是一个过程，那就会有始有终。开始是美好的，但终结却可悲可怕。尽管人经过或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
在他来说，他情愿和海南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如果时光可以扭转，他一定会把现在扭转到去北京途中和孟德纯谈话的那一天。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