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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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部长说得很对！”她看见她的——这当儿她已认定他是她的了——陈抱帖向前微倾着上身，两肘撑在双膝上说。这种姿势她非常眼熟，好像是电视里的黑格在与外国政治家会谈时的模样。“我们社会结构应当趋向开放性，党也要成为开放性的党。干部能上能下，不分党内党外，是社会结构开放性的表现；党也要坚决果断地能排除、能吸收！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开放性的话。他说，一个没有财产，但有能力、有信誉、有本事、有营业知识的人，也能通过信贷方法变为资本家，因此，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都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虽然会在某些现有的资本家面前，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欢迎的新的幸运儿召唤到战场上来，但也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权，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由社会下层，用不断更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就好像加特力教会在中世纪曾不分阶级、不分家庭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出一些特别优秀的分子来形成教会的各个享有特权的等级，把这当作是一个巩固教会统治权和镇压世俗社会的主要手段一样。
“马克思又说，一个统治阶级越是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它的统治权就会越是巩固，越是险恶。如果这位同志还允许我作一个不恰当的历史类比的话，”这时陈抱帖用眼角瞥了王彦林一眼，往下说：
“那么，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更应该从普通群众中发现人才，用不断更新的力量来补充各级领导人。这样，人民民主专政的统治权才能巩固，而且扩大了这种专政的基础。”
“我同样认为你的类比是不恰当的！”王彦林下定决心要在一个部长、一个省委书记面前击败这么一个狂妄的，不知从哪儿跑来的人。看他的岁数和身材，他也不是个什么领导人。领导干部都是年纪大的、长得胖胖的。他说：
“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存在什么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了。你想把我们的社会比作资本主义社会吗？”王彦林气得连大字报的语言都用上了。
陈抱帖眯着眼，微微一笑：
“请别忘了，我们还存在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的领导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具体施行这种领导权的，就是各级干部。中世纪的加特力教会都能不分阶级、不分财产、不分家庭出身地那样做，我们中国共产党更应该不分出身成分、不分资格学历、不分党内党外，把优秀分子选拔到领导层上来。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有相当大的阻力。我相信您不会也是一个阻力，而赞成恢复‘四人帮’时期那套封闭式的做法吧？”
两人几乎剑拔弩张。孟德纯今天是有意来当配角的，所以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不做声，让他这个今天当主角的秘书大显身手。她爸爸妈妈当然更有意考察考察这位候补女婿的水平，也不干扰他俩的辩论，还很仔细地听着。只有她在那张简易沙发上气得发抖。她毫不关心谁是谁非，即使陈抱帖被王彦林驳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她也不会倾向于王彦林一方，反而要去刷他两个耳光。怎样表示表示自己的倾向性呢？她赶快站起来，端起暖瓶，首先给陈抱帖，然后给孟德纯，再给她爸爸妈妈续上茶，独独不给王彦林倒水。王彦林脸色苍白，手不停地一会儿顶顶眼镜，一会儿神经质地摩挲着自己的上衣纽扣。
“可是，马克思的有些论断是在那种历史时代做出的，现在已经过时了。”王彦林头昏脑涨，从极左一下子又跳到极右，“在中央大力提倡思想解放的现在，再一字不差地照搬马克思的话，尽管倒背如流，看来很正统，可恰恰是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表现！”
“从实际来看，我们常常教条得还不够，以致对事物得不到正确的理解。”她的陈抱帖面对王彦林扣来的帽子毫不气馁，从容不迫，慢条斯理地像对一个小学生说话时那样开导这个可气的、可恨的王彦林。“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说过，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就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萌发出来。所以恩格斯曾断定，当时的英国如果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成功了的话，英国社会马上就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还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哩！可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就像您刚刚那样，把现在西方的某些成就仅仅看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个认识就到此为止，从而对资本主义仰慕不止。这我承认，这些成就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并且的确是资本主义的成就。我更进一步认为，在列宁以后，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敢于像马克思本人那样热烈地肯定过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同时，更没有人看到，这些成就正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已经带有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如果它们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改变了，它们要比我们更快地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
“哎呀！”王彦林绽开胜利的笑脸，向海南得意洋洋地瞟了一眼，“照你这样说，西方那些社会福利、社会计划和庞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都是社会主义的啰！这真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奇谈怪论！”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陈抱帖似笑非笑地撇撇嘴，眼睛里露出藐视的目光，“如实地看清楚这点，要比拜倒在西方的物质文明面前高明得多。这样我们就有了逻辑的实证，向干部和人民说明：一切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上不去，我们再自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行；生产力上去了，因为我们所有制和政权的性质比他们进步，我们社会就会比西方搞得更好——”
“那么，你还准备去西方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啰！”王彦林高兴得在折椅上扭动起来。
陈抱帖用鼻孔“哼”了一声：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一样。这完全取决于自己。就像您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也许会一事无成！”
她知道王彦林一直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要炫耀一番他对西方的了解，好像他已经亲自去过了一样。她刚刚在镜子面前修饰打扮的时候，肯定他在客厅里又放了什么厥词。她爸爸是已经听惯了，出于某种原因，常常是宽容地随他胡说八道。今天，却引起了陈抱帖的反感，怪不得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势不两立似的。她虽然听不明白陈抱帖说的大道理，但极其赞赏这块“铁”的机巧灵智和外交家风度，她满意得忘形起来。
“他呀，”她指着王彦林，“他不是也许一事无成，他肯定是一事无成！”
“哈哈！”沉默了很久的孟德纯忽然笑着喊叫道，“南南表态了！这才是今天晚上最最重要的一句话！”
五
客人都走了。阿姨收拾客厅里的茶杯果盘。爸爸似乎忘了今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带着沉思的神情说：“唔，这个人今天说了很多新鲜的观点，值得记一记。”踱进他的书房记日记去了。妈妈一直用询问的眼光追随着她，最后忍不住问：
“南南，怎么样？”
“您问什么怎么样呀！”
她一扭身跑回自己的卧室，扑倒在床上。这个大胆的、从来无所顾忌的大姑娘——或说是老姑娘——突然感到了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羞怯和幸福，就和《安娜•卡列尼娜》里所描写的那样：“有种不断增长的幸福感。”
这晚，她没有去卫生间洗脸刷牙洗脚，也没有涂护肤霜，把衣裳脱下来，一件一件飞也似的扔到椅子上，拉灭了电灯，嗖地就钻进了被窝。她要在黑暗中独自一人细细地品尝这种幸福，细细地回味今晚他的话语、眼色、神态、风度。
但是，最后她失望地发现：他并没有、一点也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单单是属于她享用的私有财产。来了就跟爸爸说话，跟那个死鬼王彦林辩论不休。那个死鬼临走时虽然气得脸色跟一张白纸似的，还刺刺地纠缠着约她第二天再去看那部罗马尼亚片。什么罗马尼亚片，你滚到罗马尼亚去吧！他大概还以为最后挖苦他的话是一种特别亲昵的表示哩！
这一晚上，她给他拿了一次烟灰缸，倒了一次茶，他每次都欠起身道谢，却没有端详她一眼。是她对他没有吸引力，还是他出于礼貌？出于拘谨？讨厌的是宾馆来接他们的车来得太早了。难道一个省委书记晚点回去就怕人行刺？前前后后坐了还没有两个小时。而这两个小时又好像在开什么理论讨论会，还没有那扯不完皮的会议开得长哩。他们走的时候，她本想过去和他大大方方地握握手，柔声柔气地说声“再见”——这两个字是最重要的字，无论如何要在他脑子里留下一个印象，无奈被那死鬼缠住了。等她愤然地甩掉不识相的王彦林追出去，就这么一霎间，他们已钻进了汽车。
他会怎么想呢？他一定以为她是个傻子，是那种什么也不懂、光知道吃穿打扮的城市姑娘吧？要不是，为什么在他们谈论那么深奥的问题的时候，她一句也不插言？啊，你叫我说什么？我看你还看不过来啦！也许，他还以为自己是骄傲，是看不起他，摆出高干小姐的臭架子？不！我最后不是像孟叔叔说的，已经明确地“表态”了吗？……
她一会儿担忧，一会儿宽慰，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几乎心律失常，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她又拉开灯，一看小闹钟：凌晨两点一刻了！想到晚上睡不好，脸色要难看好几天，而这几天又是这么重要！于是赶紧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找了两片利眠灵吞了下去。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她妈妈又问她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这怎么能说得出来呢？”她赌气地说，“你们昨晚上开了一晚上的政治局会议，我和他一句话也没说过！”
“这个人不错！”她爸爸喝着咖啡说，“他的话真打开了我的一些思路。”
“哎呀！又不是叫你挑选接班人，”她妈妈白了她爸爸一眼，“是要你看他跟南南——”
“那当然好啰，”她爸爸斜眼看了看她，“可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老孟事前跟那个姓陈的说过没有。”她妈妈想了一想，随后郑重其事地说，“等会儿我跟老孟通个电话。”
那些日子，她正帮着那位留英的吴老教授整理资料。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吴老教授收拾好桌上的卡片，把硬面抄本合上，套上钢笔，在皮椅上扭过身来，摘下老花眼镜，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她看了好半天。
“您这是怎么啦？”她坐在另一张桌子前，笑着问。
“唔，”吴老教授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南南，你在谈恋爱了吧？”
“您怎么知道？”她大笑起来。她并不想掩饰这事，还巴不得别人知道。
“嘿嘿！”吴老教授幽默地笑笑，“我年轻的时候谈过十二次恋爱，整整一打！和英国姑娘、法国姑娘、比利时姑娘都谈过。有一次，还差点跟着一个吉卜赛姑娘坐上大篷车跑了。你想想，你能瞒得住我这个历经情场的老眼睛吗？”
“是的，”她笑着说，“可是，八字还没见一撇哩……”
她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一股脑儿告诉吴老教授。
“‘福哉马利亚，这是祈祷的时辰！福哉马利亚，这是恋爱的时辰！’”吴老教授顽皮地朗诵起拜伦的诗，“南南，你此时不追，更待何时？听他说的那些话，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你知道吗？你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小姐，而他是那样的一个小人物，是跟着大首长屁股后面转的；他又有头脑，有头脑的人都有自尊心。你不追他，不先表态，他一辈子也不会向你开口的。即使是你那个当省委书记的什么叔叔逼他娶你，你要不表现得热情积极，他照样不会跟你结婚——南南，你听我的话，保险没错！你要和他失之交臂，就太可惜了。”
吴老教授快七十岁了，人精瘦精瘦的，却没有什么病，腰板挺得笔直。但他面色黧黑，皱纹纵横，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海南想象不出他怎么会谈过十二次恋爱。不过，谈起恋爱的艺术来，倒和他分析欧洲文学一样内行。在两人走向食堂的路上，吴老教授又说：
“南南，你知道你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恋爱的关键在哪里吗？并不是什么家庭背景，那神话、童话里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主角都是王子和公主哩。最最关键的是，你从来也没有把真正的爱情先献给人家，却要求先收获，要求男同志先抱着一个六弦琴到你窗口下来唱小夜曲。这是你们这些小姐的通病。爱情的享乐，必须自己先耕耘播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姑娘，家庭条件好，狷介孤傲，欣赏趣味又曲高和寡，再有，恕我直言，又有点任性。你想，正正经经的男同志敢来问津吗？你应该先投之以桃，人家才会报之以李……”
这番话，正合她昨夜考虑了一个通宵的决定。下午，她急急忙忙地回家，骑车到西单十字路口，糊糊涂涂地闯了红灯，差点撞在一辆“丰田”上。“眼睛瞎啦！”小司机伸出头来把她臭骂一顿，她却嘻嘻地向人一笑。“才没瞎哩！”她心里想。进了家门，先问妈妈：
“妈，有电话吗？”
“给你的电话？没有。”
她一下子像泄了气的气球，从天上掉下来，瘫在沙发上。
“我倒是给你孟叔叔打了电话。”她妈妈并不是有意戏弄她，而是她问的话太不明确。“他说，他事先并没有跟那个陈抱帖说，怕我们不同意，搞得很难堪。要是我们同意的话，他再跟他说——”
“那么，那么，您怎么说的啦？”她倏地紧张得从沙发上坐起来。
“我和你爸爸看得蛮好的啦，就看你的啦。昨晚上临走的时候我看你和小王又在一起叽叽咕咕的，我也拿不准——”
“哎呀！妈真是——”她气得一拧身跑到卫生间去，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淌。这还有什么拿不准的？！真正气死人！还有那个可恨的王彦林，偏偏要在那个时候拽住她……
她在卫生间什么也没干，擦了擦眼泪旋又跑出来。
“妈，那么孟叔叔是怎么说的啦？”
“你孟叔叔说，只要你同意，我给他再去电话。他给那个姓陈的一个时间，让你们单独接触一下。”
“那您就赶快给他打电话吧。”她看了看表，“现在他们正在房间里。一会儿，说不定会议又安排他们看什么内部片或是演出了。”
“那我怎么跟他说呢？”她妈妈毕竟老了，理解力迟钝得很。
“您就说，您就说……您就说让我们俩单独接触一下好了。”
“那么，跟那个陈抱帖说明白不？”她妈妈还要唠叨。
“这……这……”她灵机一动，忽然想到，如先挑明了，要是陈抱帖不同意——孟叔叔不是说他对结婚不感兴趣吗？——那连单独接触的机会也没有了。“您就告诉孟叔叔，还是先别说的好。等我们接触以后再说。”
电话在爸爸的书房里。她不是不想在旁边听，而是不敢去听，忐忑不安地坐在客厅里等她妈妈打电话。
一会儿，她妈妈回来了。
“刚好，陈抱帖那儿有两张给各省工作人员发的电影票，在政协礼堂，七点半的。你孟叔叔叫那个随员别去，让给你去。陈抱帖在礼堂门口等你。”
天哪，来得这么快！她的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是先吃饭还是先打扮？还是先吃饭吧，免得打扮好以后吃饭，又会弄脏衣服。一看表，已经六点整了。见鬼！还吃什么饭？！妈妈叫阿姨给她煮点挂面。“煮挂面哪来得及？又烫！”干脆从食品柜里捏出块奶油蛋糕，食而不知其味地吞进去。随即一阵风般进了卫生间，关起门来也不知她弄了些什么，她爸爸回来想进也进不去。六点半，她从卫生间又一阵风地冲出来，带着一股浓烈的香气从爸爸面前冲到她房里。她妈妈说：“还早，还早……”“还早什么呀，妈妈！”六点五十五分她终于从自己房里跑出来。一切都已收拾停当，在精心地修饰下，一下子年轻了五岁——当然是从远处看，在暗处看——她妈妈在后面叫她：“南南，南南，你不骑车子啦？”“不骑了！”她福至心灵，尽管情绪异常紧张，可也想到，如果骑了自行车，电影散场后就各走各的路了，不骑车，就可以赖着叫他送她。
整七点，她到了胡同口的电车站，北京的电车真要命，像小儿抽风一样，时紧时慢，要么不来，要么一来就好几辆。这会儿就没来，真该给《北京晚报》写封信，扣他们的奖金！幸好，七点二十五分，她总算在差点挨她批评的电车的运送下，安全正点地到达了政协礼堂。远远的，她一眼就看见他站在礼堂门口了。
在辉煌的门灯下，他在台阶上高高地伫立着，一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穿的不是那种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分地位高低都穿的绿军大衣，而是剪裁得很合身的雪花呢大衣——一手擎着香烟，姿态潇洒从容，一点没有着急的表示。她在暗处看了他两分钟，看见人们从他身边走进去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注目。她暗地里又高兴得心花怒放。七点二十八分，她气咻咻地仿佛跑完百米似的登上台阶。
“真对不起！”她向陈抱帖抱歉地笑笑，“电车挤得要命！”
“没关系，我也是刚到。”他向她有礼貌地一点头，转过身朝向入口。
她伸出手装作下意识地挽起他的胳膊，这是她早在电车上就想好的主意。北京街头，男女同志挽着胳膊走路并不稀罕，不一定非有什么确定的关系。所以说，她这个动作怎么解释都可以，如果他拒绝了，抽出胳膊，也不会使她难堪，反而说明他“土气”。可是，这个陈抱帖却也大大方方地让她挽着，只是到了两人非分开走不可的二门口上，才退后一步，轻轻地托着她的胳膊向前一送。
找到座位刚坐下，电影就放映了。原来是一部内参片，意大利的《最后的音乐会》。叙述的是一个患白血病，只能活三个月的少女，如何在这三个月中隐瞒着自己的病情和痛苦，装作天真烂漫的模样，鼓励和帮助了一个在医院中偶然相识的、潦倒不堪的音乐家获得成功的故事。音乐家成功了，而正在他开音乐会演奏的时候，少女却死在医院里。少女临死时穿上白纱的结婚礼服，神态安详肃穆，少女只有十八九岁，音乐家看上去倒有五十多岁了，但少女爱他却爱得那样真挚、热情，那样富有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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