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家庭——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家庭——有了新的变化，父子中间忽然插进了一个陌生的人，而这陌生人又如此地重要；也许是儿子在热闹的省城度过了半个月的假日——这十五天休假是那么艰难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天一天地积累起来的——现在又要回到寂寞乏味的矿山上去而感到怅惘，总之，父子两人都默默无言。他有时和儿子并排走，有时稍稍落在儿子后面。他蓦然感到，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儿子不紧不慢而又均匀有力的步子，已经表现出男子汉的自信，那一对毫不避人的、直射向别人眼睛的目光，也显露出来一个聪颖而自负的青年人的锋芒。这半个月儿子一直在省城转来转去，天天很晚才回来。他呢，也忙于办移交，看材料，两人很少交谈。现在，儿子和他单独在一起了，但儿子始终没有向他表示对这个“妈妈”——他并没有要求儿子这样称呼，这是儿子主动叫的。儿子第一次这样称呼海南的那天，海南在晚上临睡时悄悄地对他说，她听了几乎晕过去——有什么看法，不论是好或是不好，他也无需去问。这时问这个问题，会显得既虚伪又可笑。不管儿子满意不满意，如今已既成事实。而儿子也能“正确对待”，在十五天的家庭生活中对海南礼貌周全，和睦相处。这点他还暗自感激他的儿子，甚至觉得儿子不太像儿子，却像是他的一个兄弟什么的。
　　
　　此刻，他送他上火车；此刻，他俩单独在一起。儿子这一去，他再迁往T市，又要有一年的分离，但儿子对他并没有一点留恋的表示，对他和“妈妈”的结合还是不置一词，这突然使他感到心中升上一股寒气。即使儿子对他、对“妈妈”批评几句，也是出自儿子的一种家庭成员的权利感，然而，儿子毫无所谓，一直好像独自在想自己的心思。这更证实了他在北京意识到的，儿子其实对他这个父亲漠不关心。
　　
　　可是，他又怎么能责备儿子呢？他年轻的时候，世界还没有在他面前展开，心中还没有燃起爱情的火花，就遵循家乡的风俗，在祖父母、父母之命下结了婚。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和那腼腆的、瘦弱的农村姑娘建立起感情，就接到了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去北京上了大学。五十年代的大学，结了婚的学生有的是，他并不感到特别地难为情。女同学中也有人曾引起过他的遐想，但他一想到自己的处境，那太虚幻境也很快烟消云散了。这样，倒促使他能够一头埋在书本里——老年人的考虑，却也有它的合理之处。然而，他读的书越多，和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就离得越远。当时，有句讽刺某些大学生的话，叫“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不认爹娘是不可能的，但背离爹娘的观念意识、生活习惯却是很自然的，无可责备的。尤其，在他溯着马克思主义的源流而上，接触到欧洲文化以后，更使他感到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陈腐得可笑，当然也对硬塞给他的婚姻产生反感。他虽然没有和那个农村姑娘离婚，可也没把她娘儿俩从农村接出来。这种折中的态度，默默地显示了自己的抗议。于是，她和他，都为他自己的变化作了牺牲。她没有享受到他的爱情，他也没有抛下她去寻求新的爱情。日久天长，他对女人的这条感情线，就被事业心，被文化知识培养出来的一种很隐蔽的雄心所湮没了。
　　
　　孟德纯在罗海南家介绍他的那番话，也不能说完全撒谎，因为他给一般人的印象，的确似乎没有结过婚，对结婚不感兴趣。
　　
　　一九七四年，她患大叶性肺炎死了，儿子同年也高中毕业，他才把儿子从农村接出来。当时，他不过是省委机关的一个一般干部，只得托一个朋友给儿子在矿山上找了个工作。那个矿山离省城很远，在T市附近。儿子勤奋肯钻，几年来长进很快，一九八○年入了党，去年又被提拔为安装队的副队长。看看儿子的步履神态，看看儿子自信又自负的气概，把儿子刚从乡下来，背着家乡的竹编背篓，穿着一身土布衣服的形象与之相比，完全可以看出来，即使没有他这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爸爸，儿子不管在哪种工作上，都会取得他应该取得的地位。那么，他又怎能要求儿子关心他呢？
　　
　　和儿子并肩走在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行，他既感到宽慰，又有点伤感。看，儿子已经悄悄地长大了！儿子的世界已经不同于他的世界了；儿子已经成了一个有八年工龄的“师傅”，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外界的客观存在，需要他动一番脑筋才能理解了。
　　
　　横穿马路的时候，遇上了红灯，一辆一辆汽车从他们面前开过去。最后，一辆车身交叉地裹着红绸，引擎盖上还扎着一朵硕大的红花，车门上贴着红“囍”字的日本皇冠牌小汽车，仿佛有意要显示自己似的，和前面一辆载货的卡车拉开一段距离，雍容华贵地缓缓而来，引起了所有行人的注目。警察好像也通情达理地在等待它，直到它穿过十字路口，才换了指挥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