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玉璋从陈抱帖家出来，坐进上海牌小轿车，看了看表，虽然还没到下班时刻，但还是吩咐老高直接开回他家。
　　
　　他的家在市内一个巷子里面。这巷子很古老，原来至少能并排走两辆马车，这十几年来，居民们一家一家用拾来的、拆来的、走后门来的、趁看料员不注意时搬来的红砖、青砖，在巷子里接出了一间间房屋，于是，巷子干瘪萎缩成了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汽车进不去了，他在巷口下了车。他是不常乘小轿车上下班的，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下洗菜的邻居老汉看见，问他，“孙书记，上哪儿去啦？”
　　
　　“嗯……到市郊了。”
　　
　　“哎！”老汉端着洗菜的脸盆，跟在他后面，“听说新派的市委书记来了。”
　　
　　“来了。”
　　
　　“咋样？这个人。”
　　
　　“一个鼻子两个眼，就是年纪轻点。”
　　
　　“会不会还跟原来的那个一样，光会捧个本本子念文件？”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他还要向你‘请示’哩。”
　　
　　“向我请示？我算哪门子领导？一个退休工人。”
　　
　　“等两天你听去吧，谁都可以去听。”
　　
　　“新鲜！”
　　
　　他在这个巷子住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宦海沉浮，不管是下放、蹲干校、调外县，家总安在这儿。这三十年间，和他一起在陕北参加革命的，有人调到了北京、省城，住上了高楼洋房，可也有人被打回农村，连口像样的窑洞都住不上；有人比他高了好几级，还是三朝元老，运动不倒的，但也有人在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内战中没有牺牲，却死在自己盖的监狱里。他不仰慕挣上高官厚禄的人。本来嘛，他年轻时从三边公学一毕业，就分配到地方上当土干部，什么高楼汽车，连想也没有想过。那年月，革命能不能胜利还没有把握哩。同时，他也不同情那些被打下去的人。乍看上去挺可怜，可是仔细琢磨，每一个挨整的人都有挨整的道理。有的是先整了人家，一报还一报，最后落到自己头上；有的人聪明太过，就像《三国演义》里面的杨修一样。“潮流潮流，你得顺潮而流。”他常这样告诫自己，“要是先跑到别人头里去了，还有不一头撞在石头上的？”
　　
　　上去容易下来难；进去容易出来难。所以，尽管他也有过显赫的时候——就T市这个范围来说——有过顺利的时候——譬如没有搞运动的年月，他也没有换换房子、改善改善居住条件的想法。刚来T市，在民政局里当科长，还是单身一人。后来，变成了小两口，再后来，有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再后来，孩子慢慢大了，小两口早变成了老两口。他的房子，也由一间变为两间，两间变为三间，三间变为四间。这里原来是T市市政府的家属宿舍，而哪一个干部都没有他在这里住的时间长，左邻右舍不是高升了，就是谪迁了，随着他家庭的发展，左右隔壁的房子就自然归属了他。这左邻右舍的命运，仿佛一幅活的升官图，看看他们，也足以使自己警惕，好自为之了。
　　
　　“这‘明哲保身’四个字，不是坏话。”儿子当“红卫兵”背语录的时候，他却在家这样教育儿子，“首先要‘明哲’，‘明哲’是啥？就是要懂道理。懂了道理干啥？先要‘保身’。‘保身’有啥不对？试想想，你连你的小性命都保不住，还谈得上啥‘为人民服务’？”
　　
　　他居官谨慎，庭训也很严，妻子儿女在这种“明哲保身”的教诲下，倒没有一点干部家属的优越感，一直和这古老的巷子里的居民和睦相处。在他蹲牛棚、蹲干校的年月，居民们仍然尊敬地称他家为“孙书记家”，虽然他官衔屡变，什么“副局长”、“副主任”、“县长”、“副市长”，直到最近的“市长”。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不论在哪个单位，“书记”总是最大的官。这样称呼人家，人家爱听。
　　
　　他在家待业的女儿翠芳给他开开院门。翠芳虽然不挣钱，可也烫上了头发，挺爱打扮。这也是“潮流潮流，顺潮而流”，他没有办法的。小院长占四间房子的宽度——三四一十二米，宽约五米，总面积有六十平方米，很宽绰，却只有两株树干笔直的杨树，杨树上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毫无美感。近几年来，凡是家里有院落、有几平方米土地的，无不种上几棵闲花野草，他家六十平方米的院子里却养着一群鸡。约有六七十只，大大小小，各色鸡等，什么品种都有。他的业余时间，全花在饲鸡上面。饲鸡，并不完全为了吃肉蛋，这也是一种享乐，一种寄托，一种习惯，一种能唤起他对那遥远的童年时代和农村生活的记忆的情趣。
　　
　　“今天上午下蛋了吗？”
　　
　　“下啦，”翠芳告诉他，“下了十五个。”
　　
　　“哪些鸡下的？”
　　
　　“那我哪儿知道？！反正都在窝里头。”
　　
　　“傻丫头！”
　　
　　哪些鸡下的蛋，关系很大。今年春节用炕孵的小鸡，在他精心料理下，现在已经该下蛋了。可惜这傻丫头光知道打扮，没有注意。他把今天特为去看陈抱帖穿上的哔叽制服脱下来，交给女儿，也顾不上身上还穿着使海南和陈抱帖差点吵了起来的绿线衣和雪白的衬衫，绾起袖子就满院抓鸡。别看他快六十岁的人，又有点发胖，手脚还异常灵便；应该抓哪只鸡，他又心中有数，目的明确，鸡们在他的突然袭击之下，虽然满院乱飞，咯咯惊叫了一阵，但不久即平静下来。原来他已经把是哪几只鸡下的头蛋摸好了。他抓住一只春节孵出的母鸡，一手拧住它的翅膀，一根手指在鸡屁股上一捅，就明白了。凡是已开始下蛋的母鸡，他就拿起插在窗台上放着的一瓶印色油里的红笔，朝它脑门子上一点。
　　
　　鸡抓完，做上记号，他又站在台阶上看了看，看到满院的母鸡头上几乎都有了红点，才拍拍手，用小笸箩从蛋窝里——这鸡舍盖得很讲究，睡觉的窝和下蛋的窝是分开的，正如人的卧室和办公室是分开的一样——拾起十五个蛋，带着满意的心情端进屋里。
　　
　　“把那小本本子拿来。”
　　
　　翠芳给他端来茶，他这样吩咐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