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小本本，很快呈到他面前。他坐在沙发上，郑重其事地戴上老花镜，用那还沾着鸡粪的手从他那件唯一的礼服里掏出钢笔，仔仔细细地记了几笔。
　　
　　这个小本本是一部“鸡账”，也是一部鸡的档案。上面记的1号、2号、3号……直到75号，只有他一个人明白哪只鸡是哪一号，几号到几号，是哪一批孵出来的，几号什么时间有鸡瘟的迹象，某月某日给鸡群打的防疫针，几号在某月某日开始下蛋，几号是首先停蛋的，几号是最后停蛋的……上面记得一清二楚。
　　
　　后几页，还有一篇按年度计算的总账。上面有支出栏、收入栏、折合市价的盈利栏。支出栏有买糠、买麸子、烂菜及种蛋等等项目的金钱支出。收入栏不言而喻就是肉蛋了。这肉蛋，他定要按市场价格折算成人民币，所以才有了最后的盈利栏。当然，他和全世界的农民一样，在支出栏里，从不把自己花的劳力计算进去，因此看到盈利栏，他总是非常高兴。
　　
　　这是一部能公开的小本本，他还有若干不能公开的小本本。那些小本本，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不自觉地记的，以后欲罢不能，越记越多。六四年社教时，他吓得差点一把火烧掉，可当时又不知为什么没有烧，终于留到现在。
　　
　　一九五七年，他是T市整风“反右”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审定“右派”的时候，这个农村出来的干部没有完全从农民的蛹壳里蜕化出来，总觉得有几个“右派”冤枉。可是“潮流潮流，顺潮而流”，他并不反对别人把那几个小学教员、小科员、小干部定成“右派”。他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从机关回来，在良心不安宁的情况下，随手抓来一个小本本，记下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他没有想到今后有什么用，只是以为欠了这些人一笔债。以后，“大跃进”开始了。其实，他完全是个“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可是他从来不公开言喘，不过是像记“鸡账”一样，一笔笔地在支出栏下记上T市的财政和劳务支出。年底“秋后算账”，果然他怀疑对了，最终是得不偿失，入不敷出。但还没等他在会上端出他的账本，“反右倾”就开始了。他吓得出了几身冷汗，做了几次噩梦，可是他毫无言论，并且总顺时而动，所以他不但逃过了这一关，还当上了公安局副局长。
　　
　　从此，他更谨守“顺潮而流”的座右铭了。而另一方面，他毕竟还是个共产党的干部，是个有头脑而又冷静的人，经验告诉他：一次整人的运动过后，跟着又要平反和甄别，所以，账，他还是偷偷地记着的。
　　
　　一九六○年，他分管看守所、监狱和劳改、劳教队。本着他“顺潮而流”和“明哲”的精神，他既不替他看管下的“右派”、“右倾”、各色“反动分子”鸣冤叫屈——他知道“翻案”必须有“翻案”的时机，“树根不动，光树梢梢子动弹有啥用？！”——却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照顾这些人。关照下面，把记在他账本上的人调到伙房、牛圈、马号、羊场、大车班……那些可以捞点外快野食的单位，让他们能尽自己的努力熬过“低标准”，留条活命。当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毫无活动能力的彬彬君子，饿得两眼昏花还要谨守古训，不偷不盗，而一命呜呼，可是这并不能怪他。他还特别叮咛下面的管教人员，只要发现身体太弱，病情恶化的犯人或劳改劳教人员，要急速向他报告。他会把别的事都放下，为这些人申请保外就医。总之，要死，你别死在我手上。一九六一年，他所管的T市监改单位，获得过中央公安部的通报嘉奖。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官运亨通。此时，原来因为老乡关系、老同学关系、老部下、老上级关系而比较接近的人，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逐渐发觉“关系”的重要，而有意识地去“拉关系”、加强这种“关系”了。也就是说，这个省、这个市的干部逐渐形成的宗派开始明朗化了。从地域分，就有所谓的“毛驴派”、“蛮子派”、“本地派”等等；从线上分，又有某某派、某某派之别。这“某某”，从上连到省，甚至可以连到中央，派系之复杂，网罗进了一切人，哪一个稍稍有点地位的干部都得挂上点，都在一个所谓的“松散的联盟”之中。他是陕北人，按说应该划在“毛驴派”的圈子里，可他实际上跟谁也不沾边；别人以为他是“毛驴派”的，而“毛驴派”又以为他是某某线上的。这是最要命的事，还不如死心塌地附在哪派哪线上哩。不左不右，超然派外，弄得哪一次提升都没有他的份儿，一直是个副职。并且，在颇有点滑稽的干部制度中，今天他在公安局当副局长，明天却一下子调到商业局当副局长，后天说不定又跑到教育局去专管小学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