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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7月13日在鸭子棚拆炕,誊完《永放红光》。
  
  注释:
  
  鸭子棚,是湖边的一个半岛,老政委一开始带来的十几个干部工人就驻扎在这里,可算作这个劳改农场最早的基地。这里办过养鸭场,现在还有一些令人嘴馋的鸭子,但主要住的还是犯人。养鸭已经成了副业,绝大多数犯人都搞农业生产。在编制上这里是劳改农场的一个“站”,可是大家仍叫它“鸭子棚”。这个名称将会一直沿用下去,即使到所有的鸭子都吃光了之后,就像中国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一样。
  
  现在这个半岛已经成了一个沼泽地上的土丘。到了鸭子棚,你就能看出来当初老政委力排众议,一定要在这里办农场是十分英明的。这一带,包括整个劳改农场和农场四周,本是一片湖泊,湖水湛蓝,清澈见底。湖边和沼泽上长满高达数公尺的芦苇。据老乡说,那时经常有一尺多长的草鱼跳出水面掉在岸上,农民喂的猪就守在湖边等鱼吃。但老政委果断地说:“能长草的地方就能长庄稼!”于是犯人们就一背篓一背篓从远处背来黄土把湖填了起来。这样大面积的湖泊,究竟用人的脊背背来多少土才能填成几万亩平地,无法用立方米来计算。
  
  现在,湖泊还剩下一些遗迹,那依然是风光绮丽。当夏日的风拂过湖面,芦苇沙沙作响,残余的自然湖奏起了动听的挽歌,又仿佛一个老太婆在低声咏唱,既令人兴奋还使人忧伤。正午,氤氲蒸腾,各种水鸟凄厉的啼叫在如镜子般的水面上回旋,不时还有自由的水鸟们展开翅膀凌空而起,在森林般的芦苇上如歌声似的盘绕,引起犯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思念。但如果不顾景色使人牵肠挂肚、触动情感的方面,单纯用实用的眼光来看这如江南水乡般的自然风貌,人们当然会想到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型农场。


  
  刚开始背土修筑农田的时候,这里还不能生产粮食,只能养鱼养鸭。陕北人不喜欢吃鱼,也不会养,至于鸭子,味道既鲜美饲养又简单,白天把鸭群赶进湖里就行了,晚上它们会自动回来的,并且还能收到许多鸭蛋,所以老政委决定首先在这里养鸭子。
  
  今天,我从住地慢吞吞地走到鸭子棚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我是一个人去的,至少是现在、目前、就在这一刻,我是一个被信任的犯人,我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段好时光。我饱览了沿途的湖光水色,一边还琢磨着说不定能在哪里再找些吃的。如果运气好,路上说不定能碰上个老乡。我口袋里还有几毛钱,能买到一点土豆吗?
  
  鸭子棚的多数建筑当然是鸭子棚。那比我们住的“干打垒”还简陋,只有三面墙,另一面用芦苇扎成的草把拦着,遮得住雨却挡不了风,里面虽然充满了鸭粪臭,空气倒很新鲜。唯一不足的是棚子只有一米半高,人除了睡觉,干什么都必须弯着腰。但是,正因为原来住过鸭子,人不能直接睡在潮湿而布满鸭粪的地上,才给犯人们砌了炕,而人们上炕下炕又都要像抽屉一样推进拉出。
  
  我给一个大工当下手,帮他把拆下的土坯子搬出棚子,撂到院子里。现在是夏天,炕用不着了,拆下的土坯可以当肥料。我和大工也只能坐着干活,虽然不便,却蛮舒服。奇怪,这样简单的活儿为什么非要打发我来干呢?难道鸭子棚就抽调不出一个犯人来干吗?


  
  大工说:“鸭子棚的犯人都靠不住,狗日的,都成了小偷!把他们留在家里,鸭子鸭蛋就倒了邪霉了。”
  
  他说的“家”是现在的住地,具体指的就是犯人睡的一条狭窄的铺,并不是我们已经离开了的那个家。鸭子棚这个站的犯人多数是刑事犯,这样的人是“靠不住”的。我来了七百多天,熟知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有不同的衡量人的标准:在外面世界认为是不可靠的人,在这里却能靠得住。因为政治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各种思想犯——不敢逃跑、不敢说反动言论、不敢调皮捣蛋,刑事犯们却积习难改。
  
  大工是一个留场就业的工人。这种人虽然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称为“劳改劳教释放犯”。释放了仍然不能扒下犯人这张皮。他四十多岁,身体强壮,看来他一定有别的门路补充粮食的不足。果然,干了一会儿活,我就从他的话里听出来他颇受器重,因为他什么活都能干,人又可靠。他说他就是劳改农场头一批来的犯人之一,一来就被老政委看上了,调他到厨房当伙夫。我问他怎么会这样幸运呢,他操着湖南口音笑着说:“老政委可知道我的底哩!他看过我的判决书。我过去是给团长当勤务兵的,我没上战场跟解放军打过仗,又是贫农出身,我就会干活儿,有眼色。喂!小伙子,会干的不如有眼色的,这点你可要记住!你看你这家伙没眼色,你把土坯就扔在门口,待会儿连我们都出不了门!”我说我没劲,我扔不远,没力气。他注意地看了我一眼,怜悯地说:“你是个文墨人,看得出来。待会儿打饭我让炊事员多给你打点。”受了他这样的鼓舞,我把他拆下的土坯拼命地往远处扔,累得我筋疲力尽。


  
  可是,中午开饭时却找不见他。这个国民党的勤务兵,历史反革命!他一个人跑到农工灶上吃饭去了,竟不顾他许下的诺言,我眼睁睁地看着拿饭勺的炊事员,希望他给炊事员曾留下话,也许炊事员能把我认出来。但炊事员对我漠然置之,仍像给别的犯人一样,往我的盆子里扣了一勺稀汤。
  
  我一个人坐在我扔出的土坯上,怏怏地喝完了稀菜汤。这时他打着饱嗝走来了,从裤兜里掏出两个鸭蛋:“喏,给你,煮熟的,吃吧!”我既喜且惊,真没想到眨眼间幸福竟降临到我头上。而且他施舍给我的那种派头,不亚于一个百万富翁。现在竟然有人这样富有吗?
  
  我不知其味地吃了一个,很遗憾地扔掉了实在不能吃的鸭蛋壳。另一个,我小心地用擦汗的毛巾包了起来,暂时寄存在鸭子棚的棚檐下。我怕揣在口袋里干活时挤破了。他说:“吃吧,一个哪够。”我说:“够了……也差不多了。”知识分子的优点就表现在这里:对任何事情都抱着一种理性分析的态度,连吃东西也如此。一个鸭蛋刚刚能塞住牙缝,但想到卡路里、蛋白质、脂肪等等,好像就已经满足身体的需要了。
  
  下午,我们就很亲密了。他对我说他是一九五三年被判刑的。他的部队起义以后,不久团长就被逮捕,团长的部下们被集合在一起办“学习班”,要他们揭发团长的罪行,揭发得不够的人就法办,而没有一个人的揭发达到“够”的标准。他说他判的算轻的,只有五年。


  
  “其实这五年我比在老家过得还好!”他满意地说,“我天天吃鸭子,在国民党部队里,我吃得上吗?”
  
  “你现在还有鸭子吃吗?”我羡慕地问。
  
  “当然!有老政委吃的就有我吃的。”他笑道,“他们陕北人不会做鸭子。那叫什么鸭子哟,真笑死人!就用白水煮煮吃,哪像我们湖南人吃的花样多:红烧、盐水鸭、清蒸、风干,我还会做板鸭呢!老政委就喜欢吃我做的鸭子。”
  
  “老政委现在还吃鸭子?”我诧异了,我不能想象我所尊重的老政委在全民饥荒的时候不与人民同甘共苦。
  
  “那当然!天天一个!他养的鸭子他老人家不吃,给你吃?嗤!”
  
  他替老政委嘲笑我。
  
  我觉得这简直是对老政委的亵渎。但从他的神色上看,他一点也没感到老政委在这种时候天天吃公家的鸭子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和老政委一样心安理得,所以他才敢于大明大白地说出来。我们知识分子就因为知道这是不对的从而知道这不能说,进而不敢说。替老政委这样的领导人想想,他们常常把要加以提防的对象搞错了,应该关照的是这些不明白道理的人而不是明白道理的知识分子:哪些事情可说哪些事情不可说。可是老政委们时常告诫的却是知识分子,天天打知识分子的屁股,要我们注意自己的嘴巴。其实,知识分子比领导们还清楚什么可公之于世,什么必须讳莫如深。比如我吧,倘若我知道老政委天天吃公家的鸭子,我会比老政委本人还严守秘密。
  
  虽然我偶然知道了老政委天天吃公家的鸭子,有损他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但文章我还是照常地写,甚至还要特别强调他老人家廉洁奉公的优点。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很合适地与领导提倡的“歌颂新人、歌颂革命领袖”的文学主张结合了起来。“新人”、“领袖”总是“尊者”与“亲者”,因而中国作家的笔下会比领导人还有节制,还能把握分寸。我们这里根本就无需出版检查制度,作家们自己的大脑中就有一个严格的自我检查的机关。
  
  晚上,我趴在铺盖上一边誊写《永放红光》,歌颂老政委,一边偷偷地吃完了老政委手指缝里漏下的鸭蛋。总结这一天,过得还是蛮好的。路上没有遇到老乡,没买到土豆,但意外地得到比土豆好不知多少倍的高蛋白食物。文章我也觉得写得很顺手,虽然《永放红光》这样的标题俗气一点,但现在文学作品时兴的风尚就是这样。和充斥于报纸杂志上这样文学作品的标题——《抢种秋菜》、《走,种菜去!》、《一个丰收在夏秋》、《书记驻队闹春耕》、《你是我们的榜样》、《猪保姆》等等——相比较,《永放红光》还算有点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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