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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第四章

  7月14日上午挖野菜,下午择菜。
  
  注释:
  
  前面注释中说过有一部分犯人挖野菜不负责任,今天就轮着我了。挖野菜的犯人是各组中的病号和受到照顾的人,等大队出工后,我们便集中在一起,由一个比较温和的队长带到附近的田野去。到了指定地点,这些人又分散开,各自找个野草茂密的地方挖起来,像野兔似的有它自己觅食的范围。病号们多半不挖,见到草长得厚的干燥处就躺下了。队长看见也不管,队长心里有数,病号们本是应该躺在病床上的,给你出来凑个数就很不错了。必须挖的是我们这些受到照顾的人。队长对这些人却相当严厉,因为全体犯人吃的草要靠我们一株株地挖出来。能照顾你不下稻田,不受“痒疯疙瘩”之苦,已经让你够舒服的了!
  
  “每人一天二十五斤,挖不到这个数不许吃饭!”队长站在高处上朝我们吼。然后他也找个干燥风凉的地方躺下了。
  
  为了吃上一顿菜汤,我也要连根带土地挖野菜,还嫌带的土不够多,不够重。
  
  在全国都“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唯独我们这个地方天气特别好,不知道大自然为何如此钟爱我们。好天气,却饿着肚子。当把草从地里拔出来的那一刹那,黄土地特有的泥土芬芳会猛然从地底下冒出来,就像一下子打开了香槟酒的瓶塞子。清晨,露珠儿刚刚消失,湿润的青草气味仍弥漫在地表,绿色的空气让人如痴如醉,使你会以为你就坐在酒宴上,至少是靠在一个水果摊的旁边。绿色的空气渗入肺腑,再与血液一起流遍全身,使我的肉体膨胀而透明了。也许是因为我本来就喝多了稀菜汤,体内积淀的叶绿素与绿的世界相融汇,一霎间我竟不再感到饥饿,而以为我就是一片饱含叶绿素的稚嫩的绿叶,那样充满了自信,那样逍遥。


  
  啊,我毕竟只有二十三岁,按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来算,我不还非常稚嫩吗?
  
  黄河两岸的土地多半是河水历年冲刷下的泥沙淤积而成的,所以草根带出的黄土都一片片像书页一般。她展现出自己的历史。一层土便是一段经历,一段沧桑,一段无人能知晓的神秘的故事。我从来也没有如此地接近过土地,这不是稻田中那种饱含腐殖质的、会叫人长“痒疯疙瘩”的臭渍泥,而是最原始的能生长万物的黄土,与我们的肤色完全相同,与人的肉体气味完全相同。我一边拔草一边深情地观察她。书页在我手中破碎了,干燥的黄土粉尘烟雾般地扩散开将我围住,逐渐地又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回到原来那个世界。而那不断的卟卟的拔草声,就像在翻动一本精装的古籍,那里面蕴藏着我不能探究尽的学问。我当然想草根上带有更多的黄土,就像对于学问的贪婪一样。
  
  晨曦,清风,湿润的草地,绿色的空气,蚱蜢在四周欢快地跳跃,手捧着一本深奥而有趣的大书,我会暂时忘却我身在何处,从而诗兴大发。
  
  这是会引发出悲剧性的危险的,我就是因为做狗屁诗而劳改,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老的格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想做诗而诗却总纠缠住我。


  
  然而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从这天的日记来看,我还是喝上了野菜汤,没有受到停食的处分。而且下午又叫我去干了我最喜欢的活儿——择菜。
  
  但我可以保证我一定也没有完成任务。二十五斤,不是个小数目!不信,你饿着肚子用你的两手挖挖看。况且,还有一部分草被你自己吃掉了哩!
  
  7月15日休假。
  
  稿封好,但没寄。
  
  下午听报告(王站长、侯科长、老政委)。开始“双反”。
  
  注释:
  
  劳改农场没有固定的休假制度,甚至可以说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但即使是机器也需要检修,所以在农闲季节,领导就会抽出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让我们不出工的时间让我们不出工。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可是你不能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以下你还会读到类似这样的文字。一个特定的社会状态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特定的语义结构。
  
  因为那说不上是休假,只能叫做“不出工”。这天其实是很难过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劳动上还被照顾着的人。那些下大田的犯人也不喜欢“不出工”。根本原因在于“不出工”只开两顿饭——上午九点,下午四点。请你想个办法,怎样把一碗野菜汤在肚子里保持这么长的时间吧!
  
  于是,这天最重要的事便是四处找吃的,并且还不能到外面的田野上去找。犯人们倒腾着两条瘦腿鬼影般地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晃来晃去,像蚂蚁似的交头接耳。你必须学会察言观色,说不定哪个犯人的眼风便是给你的信号,这个信号正如蚂蚁的亲嘴,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说话。你理解了,就和他找一个旮旯去说话。一般方式是交换。没有什么价格标准,纯粹看供求双方自己的意愿,所以这倒也很公允,都能达到两方面的满意。比如说,我一块浪琴牌手表换了十斤地方粮票,一个澳大利亚的皮箱换了五碗黑面,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换一包掺了锯末的旱烟,一条领带换一个萝卜(老乡把领带当裤带用,还高兴地说:“结实得很!结实得很!”)……我都觉得很合适,没有一个人强迫我非照这样的价格交换不可。
  
  犯人大院里的市场也有一般市场最起码的道德,如果你看见两个人蹲在关我们的土墙下悄悄说话,你不走过去打岔,就算一个高尚的人。那就是市场中正在进行的一次交易。你可以在旁边等着,如果他们没有谈成,其中一个自然会来找你。在大院里,活跃着一些有门路的犯人。他们或是自己有后援,家在附近,会按期送东西来;或是自由犯,如赶大车的、伙夫、饲养员等等的代理人。所以只要你有东西,不愁换不到吃的。

  
  知识分子都有一块手表。当上犯人来到了这里,手表一律要交出,劳改局说我们不必要知道时间,这似乎也可以成为没收的理由。但这个规定后来执行得不太严格,因为进来的人太多了,所谓“萝卜多了不洗泥”,就像旅游热点的海关一样,在旅游旺季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外国游客,只好草草地看一下护照便将人放了进来。这样,劳改农场竟成了当地唯一的手表供应市场。除手表外,还有很多老乡们和土生土长的干部们没见过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极为便宜——对于垂死的人,没有什么比生命还贵重的。这就是“不出工”的这一天人们会特别忙碌的原因。
  
  附近的老乡、农场工人、劳改当局的干部及他们的家属纷纷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在犯人中进行交易。这些“掮客”从买卖双方都得到好处,他们才算是真正高等级的犯人。因为他们总有东西吃,所以劳动起来就比一般犯人有力气,如果你有东西急需换点吃的,你就去找那些领导经常表扬的“表现好”的犯人吧。最坏的人往往在领导人看来是最好的,这已经成了全社会的通病。
  
  这几天我正受着照顾,野菜可以随便吃,我不需要四处觅食了,于是我便清闲地躺在“家”里构思起诗来!啊,这就是知识分子难以改造得好的表现之一!

  
  我趴在我的铺位上,和普希金在他的流放地敖德萨的海边倚在岩石上一样,他也许那时并不在意地看着海鸥上下飞翔,而我这时也正在漠然地看着同组的犯人们兴奋地或沮丧地拿着东西窜进窜出。在市场上交换东西要找对路子也不太容易,精明的犯人总要多次与人接触才会成交。
  
  按照惯例,不会让你全天“不出工”。劳改当局总要利用半天时间对犯人进行教育。今天也不例外,人们刚抓紧时间把该换的东西换完,还没吃进肚里,哨音就尖厉地响了。全体集合,到谷场上去!
  
  我常用“谷场”这个词,实际上这个广场是一场多用的,它既是一个运动场,干部们经常在这里打篮球、打排球、做广播体操,又是晚上放映电影的露天影院,干部家属一边做针线一边闲聊的小公园,还是供犯人开大会的地方。但到了秋收、夏收,农作物一收割,一切活动都要给粮食让位,所以还是叫它“谷场”比较合适。
  
  犯人们迅速地从号子里被带了出来,按组排好队,然后统统在烈日下席地而坐。在领导们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可以趁机做点针线活儿。很多犯人手头都带着补不完的衣服,而人人都成了缝补能手。吃得饱的犯人,就是那些高等级犯人,这时还可以偷眼观赏女犯中的尤物。然而,使我至今总不能忘记的是那一片咳嗽声。

  
  你听见过上千人聚集在一起同时咳嗽吗?那种剧烈的疯狂的咳嗽,那种真正从脏腑中迸发出来的不能抑制的爆裂声,如同海潮的澎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一浪高过一浪,尤其在冬夜的晚点名时,咳嗽声甚至会引起寒冷的空气强烈地震荡,发出像玻璃破碎时的那种刺耳的声音,你根本想象不到那是发自人体的呼吸系统。有的低沉,有的高亢,有的悠长,有的短促,有的有痰,有的连续不断地干吼……像大森林里所有的野兽同时咆哮。在这以前和以后,我从未在任何一本描写集中营或监狱的书里读到过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体大咳嗽。也许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许是作者们忽略了。而我之所以特别记得它,就是因为我有着切身感受。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在这个阳光强烈、气候炎热而干燥的夏天,我却感觉到我的肺叶变得像纸一样薄,它承受不住气体在里面进进出出,每一次呼吸都会使它脆弱地颤动。我当然也是积极参加这种咳嗽大合唱的一个。
  
  但是,犯人之所以下贱就在这点上,只要领导们一来,威严地往前面一站,咳嗽声竟会像谁下了命令一样立即停止,就像海浪撞上了礁石。可见得精神与意识对人体有多么大的控制作用。神经一紧张,所有的疾病似乎都会消失。
  
  劳改农场的领导们等犯人的咳嗽声稍停了以后,一个个轮番向我们训话。我所以在日记上记得这么简略,除了精力有限和尽量少写为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不管有多少领导讲话,所有人讲的都是一个主题,大同小异,不断重复,叫你烦不胜烦,只要记下他们讲的重点也就够了。今天,三位领导人讲的都是要“开展‘双反’运动”。
  
  听了半天,我们知道了,“双反”是“反坏人坏事”的简称。不言而喻,矛头又是对准我们的。但又不仅仅是我们已经进来的、成了犯人的坏人,外面的那个世界也在搞“双反”,并且主要是在外面搞。我稍稍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劳改农场现在这么积极地搞“基建”,盖房子,这是正准备迎接新的旅游者。
  
  其实三位领导人的讲话也各有各的特点。王站长是个瘦高个儿、白白净净的中年人,有点知识分子模样。他慢条斯理地讲开展“双反”的必要性,还引用了陈伯达的话。
  
  “伯达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存在,那么,就还会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好久没有听到这种书卷气的语言了!王站长显然是有准备的。语调抑扬顿挫,连标点符号也背得相当准确。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崇拜书本上的话,尤其是权威者写在书本上的话,权威者写在书本上的话又从权威者口中说出来,就更具有征服人的力量。刑事犯和历史反革命犯对此无动于衷,仍然缝补的缝补,和女犯眉来眼去的眉来眼去,但右派分子和其他思想犯却很以为然,因为这里面犯了所谓政治性错误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是原来也用这种逻辑概念来思维的,何况这时我们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被切断了逻辑思维的通道。我们也都顺理成章地认为应该“反”我们自己,以及“反”社会上更多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人”。我们绝不可能想到一个政权在建立了十几年后,“坏人坏事”却越来越多,不断有人与这个政权为敌是多么不正常的事。
  
  和夹心饼干相反,凡是大会讲话,中间的总是最不精彩的,侯科长的讲话就没有值得一提之处。而老政委却以他特有的政治家的敏感谈“双反”,一反常规地引用了报纸上常见的话“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形势一片大好!”“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在莫斯科讲的话,我们听起来还很新鲜。他先用这样的话堵塞住我们可能走向的怀疑。
  
  “形势大好,可还有坏人!黄河有底,人心没底!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吃瓜子也会吃出个臭虫来!……”
  
  连续三个来自民间生活的生动谚语。这可是老百姓千百年摸索出来的经验。是呀!社会是复杂的,一个政权再好,怎么就会没有一个心怀不满的人呢?所以“反坏人坏事”是极其必要的。知识分子犯人听了他的话,心里更打起了小鼓:自己“心”的“底”在什么地方?这个底是不是安放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千万别做一个让人觉得摸不透的、“心”没“底”的人!自己是种什么鸟?是不是树林中的害鸟?自己是不是个臭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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