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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7月17日择菜,二稿及姆妈信托李国良到三站发。
  
  7月18日择菜。
  
  7月19日上午挖菜十八斤,下午择菜。
  
  7月20日搬到场部,下午背土坯(25)。
  
  注释:
  
  个人的命运自己很难预料,世界上每个人都面对着黑暗。这点,在犯人来说尤其如此。前一刻你还在干这件事,眨个眼便把你弄到别人的地方。我正在被照顾中享受着,刚刚把文章和两首颂诗托人寄走,第三天就叫搬“家”。搬到场部。
  
  一片破布也要带上,还有那个小玻璃瓶子;一根线,说不定你什么时候要用着它……除了痰和鼻涕,劳改犯人没有舍得扔掉的东西。在劳改农场,什么地方最干净呢?竟然是垃圾堆!在那里,你不会找到一样可以利用的所谓废品。各人把各人的行李背走了。号子里只剩下污浊的空气。
  
  前几天的日记是在四站记的。劳改农场所有的站格局都相同,只有一个简陋和不太简陋的区别,没有什么必须着重描绘的。四站是简陋的,场部就不太简陋了:一圈土墙,一扇木头大门,大院里一排排土房,每排土房分出若干间号子,仅此而已。但我到了那里就失去了照顾,老政委会不会特别想起我来再给场部的领导下个指示呢?从我上午到了场部,下午便出工背坯来看,老政委还没有给场部领导打招呼吧。
  
  这时,“低标准瓜菜代”已经实行了一年,该死的已经死了,没有死的正陆续地死去,最后会死不会死,则要看各人自己的命运。我会不会死呢?我当然不能预料。我只知道我的身体此时所体验到的虚弱,是从屈原和荷马开始直到今天的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描写过的。前面写过的不再重复,我现在必须补充这一点: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时时刻刻要记住和警惕的竟然是——我不要忘了呼吸!
  
  呼吸中枢本属于自主神经系统控制,不管你有意识无意识,它都会自动工作,进行呼吸。然而现在必须要由我的意识来推动它才行,有时我忘了呼吸,就有窒息的危险。但这种症状又不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或脑外伤及肺脏病变所引起的呼吸困难。我的感觉是因为整体的虚弱致使肺腑疲惫,好像是它也懒得工作了似的。开始时,我经常忘了呼吸而突然头晕眼花,眼前一片黑暗栽倒下去。后来我就慢慢习惯了。于是,我生活中最最重要的大事仅剩下两项:喝野菜汤和呼吸!
  
  奇迹也在这里:只要能喝上菜汤,能呼吸到空气,我就能活动,能干活儿。和别人一比较,发现自己还不算太虚弱,就能感觉到自己仍是一个活人,从而激发起求生的意志。而比我更为虚弱的却大有人在,这倒成了对我的良性刺激。


  
  不能说许多死的人是饿死的。因为每天至少有三碗野菜汤给犯人喝。但逐渐地虚弱,慢慢地萎靡,比突然死亡还耐人寻味。这时,人的模样很像植物害的一种“萎蔫病”,即由于镰孢菌(fusarium)、轮枝孢菌(verticllium)和极毛杆菌(pseudomonas)等侵入植物的根和茎的维管束后,输导系统被病菌或病组织的产物阻塞或毒害而丧失正常功能,引起不能恢复的萎蔫现象。在人来说就是一种“死相”。消瘦自不必说,还加上面部和全身皮肤发黑,失去光泽;头发枯焦,眼屎增多,但双眼却出奇地亮,发出一种“贼光”,即一种贪婪的、闪烁不定的、怯懦而又狡猾的、软弱而又狠毒的光芒。不过没有一个人看了会害怕,因为彼此的眼光都差不了多少。
  
  你能体会到这种虚弱的状况吗?地下只有一根稻草,而你想从它上面迈过去却抬不起腿。
  
  如果患了浮肿,那是先从脚开始,很快便蔓延到小腿、整个下肢,直到头部。和吹足了气的气球一样,脸,会肿得眼睛变成一条细缝,连光都透不进去,别说看东西了。但单纯的浮肿还不算“死相”,倘若肿的部位皮肤破裂,流出黄色的淋巴液,那就离死不远了。
  
  组里接二连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来,发现身旁的人死了,应该这样向组长报告:“组长,某某人死了。”千万不能说:“啊!组长,又死了一个!”这里面微妙的语言差别不是六十年代进过劳改队的人根本弄不明白。而能够分辨这种语言差别的当然又是知识分子。如果说了“又”,知识分子犯人马上就会抓住你的话把子,轻则打小报告向队长汇报,重则当场进行批判。
  
  “说,‘又死了一个’,这是什么意思?人死了就死了,为什么还加上个‘又’?这不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吗?你为什么只看见‘又’死了多少人,看不见‘又’改造好了多少人?你在外面戴着有色眼镜,专挑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到这里来老毛病还不改!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意挑动犯人的不满情绪?说!你说!……”
  
  你必须赶快把你身旁死的人忘掉,下次“又”死的一个不过是第一个;你必须习惯这样的计算方法:在劳改队,不管死了多少人都只死了一个人。
  
  知识分子犯人对待知识分子犯人,经常比队长们还要挑剔苛刻。队长只看得出犯人动作的快慢,干活时出力不出力,知识分子犯人却能在语言的微妙差别中辨析出其中“深刻”的含义。即使是最蛮横的队长看不惯某个知识分子犯人,顶多不过拳打脚踢,再不就是“照相”。而劳改当局却不了解,知识分子犯人偏偏不怕拳打脚踢,却害怕语言和文字的批判。被拳打脚踢了一顿,知识分子犯人会若无其事,爬起来拍拍尘土就走,受了语言和文字的批判,心灵就又受到一次严重地刺伤,会在若干天中都抬不起头,甚至丧失再活下去的意愿。因为每个知识分子犯人在心灵上都有几处还没有痊愈的伤痕。六年以后,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很多知识分子犯人对批判比对死亡还畏惧。
  
  刑事犯也害怕批判,但他们有对付批判者的特殊方式。知识分子犯人批判他,好吧,咱们劳动的时候见!“妈的!你这张臭嘴能当×卖,到时候我不把你整死才怪!”怎么整呢?除了前面我已经注释过的他一面干活还要一面和批判者母亲以各种姿势做爱,把批判者母亲肉体上各个美丽的部分和各种缺陷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外,更厉害的是给批判过他的知识分子犯人装背篓。劳动人民出身的犯人哪怕饿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一锹也能端上四五十斤土。你和他好,他就高举轻放:“咋样?跟搔痒痒一样吧?”他还会讨好地问你。你要激怒了他,批判过他,对不起,他就高高地举起一锹土狠命地往背篓里一砸:“叫你狗日的把嘴当×卖!”语言的批判哪敌得过铁锹的批判?在小组会上勇敢的批判者当场就会被砸趴下,轻则来个“狗啃泥”,重则落个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还有的刑事犯既不骂,也不用铁锹砸,可是他能让批判者从此吃不到家里寄来的包裹,来一个偷一个,来两个偷一双。知识分子犯人的臭嘴再批判他,他还抹着吃得油光锃亮的香嘴朝你笑。
  
  知识分子犯人当然害怕小偷、流氓、骗子,或根本没有违犯任何刑法条例的所谓“刑事犯”用书本上从未记载过的方法整他们。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知识分子犯人与知识分子犯人在他们所熟悉的知识范围内互相批判斗争了。
  
  知识分子犯人既然不怕死,死者当然是知识分子犯人居多。刑事犯一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马上躺倒不干,“耍死狗”,在“家”睡大觉,再蛮横的队长拿他也没办法。队长也感叹地说:“好汉子怕赖汉子,赖汉子怕囊膪,囊膪怕个不要脸的!”这是一句非常精彩的谚语,道出了人与人之间一个克制一个的规律。人一不要脸,阎王爷也把他无法可治。知识分子犯人是要脸面的,并且还很自觉地认为自己与刑事犯不同。刑事犯即使对人造成了伤害,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知识分子犯人却是“敌我矛盾”。奇怪的不是这种逻辑,奇怪的是知识分子犯人居然相信这种奇怪的逻辑,心甘情愿地认为自己比刑事犯低一等,认为他们再坏也还是人民的一分子,而自己已经丧失了人民的资格。这么多年来,知识分子接受的就是这种“知识”才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虽然对此持怀疑态度,但经过教育改造,也认同了这种“阶级分析”。所以知识分子犯人极少敢于向刑事犯学习,像他们一样也躺倒不干“耍死狗”。
  
  “搬到场部”,是劳改农场一次内部调整。犯人们纷纷估计会有什么新的变化,最关心的当然还是生活上能不能有所改善。在犯人心目中,场部就是劳改农场的首都,在吃的方面总要好一些吧。每人背着自己的行李。所幸的是行李已剩下不多。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行李多的犯人恰恰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垮掉的犯人,瘦弱的正好背着一个小得可怜的铺盖,其比例很合适。因为身体还没有垮的犯人就不会拿自己的东西去换吃的,或者他们本身就是“高等犯人”,而那小得可怜的铺盖却是瘦弱的犯人“吃”剩下的财产。
  
  我换了一个皮箱,还剩下一个,里面装了些衣物。这些东西在我眼睛里全部是吃的而不是其他。它们可以延续我的生命。对我最后一次照顾就是队长让我把我的行李撂在随行的大车上,我可以空着手走路。
  
  去场部的路并不远,在四站能望得见那一片低矮的土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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