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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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8月8日十五农随菜组种菜。
8月9日随大队出工，三斗渠割草。
8月10日下雨。上午学习。17、18两组开会斗争朱振邦，我做记录。下午大队出工，我在家里搓草绳。
8月11日三斗渠三农随大队出工，我割草。晚开小组讨论会。
8月12日开1960年上半年度奖惩大会。逮捕十人，毕业十三人。接母亲汇款三元。
注释：
这一段本来可以成为罗曼史的遭遇如闪电般地眨眼而去。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会是多么美好，所以也丝毫不感到惋惜。事后我连这位小姐的芳名也没有打听，就可见除了“无聊”之外我再没有其他想法。如果说还有一点失落感的话，也只是为了那一个鼓鼓的麻袋而已。
应该说，搬到场部几天之后我又受到了照顾。从日记上看，这几天我并没有跟大队一起劳动。先是随菜组种菜，后来虽然跟着小组到了水稻田，可是别的犯人泡在“泥汤”里拔草，我却在田埂上摆弄着一把破镰刀割草。我抱着侥幸和知足的心情尽我的力量干活儿。在思想早就被囚禁了以后，领导稍许给一点好处都会令我感激不尽。看着别人痛苦就更能体会到自己处境的优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扎在人堆里，稍稍转个身也会与人发生摩擦，独自一人在密密的芦苇深处埋头割草是多么惬意啊！周围没有一个人，头顶上只有一片明净的蓝天和一个太阳。青翠的芦苇在风中涌起阵阵耀眼的绿色波浪，水鸟像海鸥似的展开翅膀鸣叫。我心底里会忽然涌出柳永的词：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麻醉和陶醉没有什么区别。麻醉有时也能达到陶醉的效果。
这里要注释的是：怎么在开奖惩大会时又逮捕人？什么叫“毕业”？劳改犯人难道还会再次被逮捕？
确切地说，我们现在是在“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在那时据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敌人的人当敌人对待，而是非常宽大地把我们集中到农场里，让我们学会农业劳动技能，好重新做人。但这个农场却属于公安系统的劳改局领导，除了没有布设军队警卫，其他一切仍按劳改的办法管理，可是我们知道了正式劳改犯人竟有许多待遇比我们还好些的时候，我们就不禁羡慕起正式的犯人来。
首先，正式犯人每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决的，即使他劳动不积极，只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满了也要将他释放。而“劳动教养”却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毕业”。名词是很好听——“毕业”，但是，天呀！怎么才算是“改造好”呢？那只有呕心沥血地去争取了。其次，最现实的一点好处是，正式犯人有警卫看守，到了下班时间，警卫可不管你活儿干完了没有，是要收队回营的，犯人当然也乖乖地跟着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只劳动八小时。遇上刮大风沙、下大雾这样能见度低的天气，正式犯人还可以关在号子里不出工。“劳动教养”，你就干去吧，田里的活儿什么时候干完你就什么时候回“家”。一九六〇年“低标准瓜菜代”以前，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是正常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常常从能看得见手指时干到看不见手指时，一天要干十八个小时。
对于被“劳动教养”的我们虽有许多不便，却给领导开了把大批人送去劳动改造的方便之门。譬如一些知识分子们，仅仅说了两句错话，有的连错话也没有说，只是领导觉得可疑和可厌，把这人送到法庭上吧，他又不够判刑的资格，怎么办？送去“劳动教养”吧！还刚好凑够上级分配下来的右派定额。七百天以前我刚投入劳改农场时，正值社会上向劳改队输送大量新鲜血液之际，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这样的人怎么也会成为右派？问他，他泣不成声。后来才搞明白，原来他们那个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这些右派。走到途中，一位右派先生逃跑了。两个押送的人赶紧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人，跑了一个，不够上级给我们规定的右派指标了，就让他去顶那个空缺吧。
多么简单！任何法律手续都不用办，至多补办一个户口迁移证，虽然也没有多少法律门槛必须跨越，但走两步总比一步麻烦。这个想沿途用公费旅游的倒霉鬼一定会死在劳改队。以为自己冤枉的人绝对活不长，能熬出来的人首先要“认罪服法”。只有这样你才会心平气和，只想吃的而不想其他。
“劳动教养”，给人一个极为温和的印象，你游手好闲，没有劳动技能，到这里来能学会一门技术，从此成为对社会有利的新人；你虽然犯了一点小法，但并不给你判刑，还让你享受人民的名义，只是稍微限制一下你的自由而已；这不是法律处分而是行政最高处分，改造好，“毕业”了，今后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等等。一位颇具儒家风范的某单位领导，在反右运动中怀着一腔慈悲心肠，觉得把他下属的这个人、那个人送去劳动改造都不太妥当，想着反正要“活到老改造到老”的，既然在社会上也要改造，还不如到劳改农场去，这样更能够严格刻苦地改造自己。于是他主动向上级申请去劳动教养，占上一个名额。这种人本来就不会讨上级喜欢，上级正好顺水推舟，说，你去就你去吧！结果他当然来了，还曾睡在我旁边，也是那三十公分宽的地方。不久，他就死了。这种诚心诚意的人也会死的，因为他们不太善于保护自己。
把大批不是敌人的人民群众打成敌人，然后又对他们宣布仍旧按人民来对待他们，可是实际上又处处把他们当作敌人。据说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发现这种表面有区别其实没有区别，发现“劳动教养”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正式犯人的，还是刑事犯。我发觉没有多高文化程度的人常常比知识分子看事物还准确，还入骨三分。他们总是相信自己真实的感觉而不轻信书本上、报纸上、条文上的说教，高深玄妙的理论休想灌进他们的耳朵。七百多天当中，我看出很多刑事犯有意地制造自己“晋升”到正式犯人的行列的条件，尤其在一天要劳动十八个小时的时候。曾有幸当过正式犯人的“二进宫”犯人，谈起正式的劳改队来似乎在描绘游历天堂的经历。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怕违反制度，一点也不怕批斗，知识分子犯人怕得要死的事情他们都满不在乎。前面日记中有许多次“斗争”、“写大字报”、“揭发”某某人的记录，这些某某人全是刑事犯。你别想轻易地抓住知识分子犯人的差错，除非我这个把好糖萝卜苗当成坏苗拔掉的傻瓜。知识分子犯人的每一句话都像老鼠，在出洞前先要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一番，见到一个影子也会马上缩回去。
八月十日下雨这天斗争的朱振邦，一个无业游民，顺便也偷点东西，他就敢说“低标准瓜菜代”是“用木刀子杀人”。这样的话别说知识分子犯人不会说，连想也不敢想。这的确是一句非常恶毒而又形象的反动话：杀人用钢刀，一下子就人头落地了，用一把木头刀来杀人，人要忍受多么长时间的痛苦！小组斗争他的时候，他仍躺在他的铺位上（也就是他的“家”里），高高地跷着二郎腿，两腿还不停地摇晃呢。组长何澄大吼：“站起来！”他却慢吞吞地翻翻眼皮，怪腔怪调地说：
“组长，我饿了，我站不住。我一站着两腿就发颤。”
我做记录，但没记下一句有价值的话。全组一片斥骂声，知识分子犯人骂得最厉害。知识分子犯人耍威风的时候到了！劳动中间你们这些刑事犯不是厉害得很吗？现在你们瞧瞧我们的！知识分子犯人能从最说不出名堂的话里分析出名堂来。譬如那个我也给他写了一张大字报的苏效苏，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被关了进来。在一组小组会上积极发言表态，发誓要好好改造，说：
“过去我只知道有个鬼门关，现在，我知道了还有一个世界关（观）。这个世界关（观）呀，比鬼门关还难过……”
知识分子犯人立刻哗然：
“这是故意混淆视听，恶毒地污蔑我党对人的世界观的改造政策……”
“偷换概念是阶级敌人一贯的卑鄙手法……”
知识分子犯人们纷纷表现自己的认识深刻，有人引经据典，有人旁敲侧击，而这个可怜的农民一句也听不懂。其实他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只要队长听着热闹就行。
（很多年后，我读到一篇为一位革命干部树碑立传的文章，说那位可敬的人临终时最后一句话是：“我死并不遗憾，遗憾的是自己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造好……”这时，我突然想起这个农民的话：世界观真比“鬼门关”还难过！）
遗憾的是队长并不常光顾小组会。于是就写了大字报贴在号子门口。每天出工收工，都能看见劳改大院里各个号子门口贴着所谓的“大字报”，向队长和全体犯人宣告这个组近期又在积极斗争谁。我用“所谓”这两个字，是因为劳改队的大字报实在不像样子。“大字报”是中国的特产，从一九五七年诞生（延安时期我不知道有没有）到一九六六年飞速成长为一个无坚不摧的巨人。但一九六〇年还在它的少年期时沦落到了劳改队，也就变得和犯人一样的营养不良了。在劳改队，不管你用什么纸都能写大字报，巴掌大的一张擦屁股纸也能批判人。组长命令我们每人给这个分不清世界观和鬼门关的农民写大字报，我用的就是一张在路上捡来的破纸。有钢笔的用钢笔，没钢笔的用铅笔，能描出字来就行。贴大字报是没有糨糊的，如果有这种好东西早就被吃掉了。一般人用的是鼻涕，还有人从牙齿上刮点牙垢下来朝纸背面一抹，拍到墙上就算数。这样的大字报，寿命不会超过一天。
然而，劳改农场的干部并不就此认为会写大字报、会发言的知识分子犯人比劳动人民出身的犯人觉悟高。知识分子犯人只要有一句话被人抓住，就比你所批判的对象危险。那时，用一句俗话说，“你吃不了兜着走吧”。可是知识分子仍然乐此不疲。这大概是知识分子天生的悲剧性格。
平时，我还是比较喜欢跟劳动人民出身的刑事犯打交道。也许他会偷你，会从你嘴里抢吃的东西，但对你说了什么却毫不在意。他们极少打小报告，向队长去揭发什么反动言论，开会也不发言，躺在他的“家”里打瞌睡。我把好苗当作坏苗拔掉了，积极要求给我处分的全是知识分子犯人，组长何澄原来还是个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拿着拟好的要求处分我的报告让朱振邦签名，朱振邦嗤之以鼻：
“组长，你当是我们说了算呀！我们要给谁处分就给谁处分呀！没门！你歇着去吧！”
工程师非叫他签上名不可。他又说：“我不会写字！”
工程师发怒了：“领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就会签你的狗名了呢？”
“哎，我这爪子就是有时候会写字有时候不会写字！”
工程师没办法，只得说：“那你同意不同意给他处分吧，你要同意，我来替你签。”
他却微笑地望着我：“我同意他以后多给咱们拔点糖萝卜来吃！”
虽然他的名还是由组长代签了，但遇上这种刑事犯，要他们同意给某某人处分、对某某人批判的事情，总要费一番口舌。知识分子犯人碰到诸如此类的事却会马上闻风而动。
奖惩大会上，逮捕的十个人多数就是这种刑事犯。被逮捕的人和“毕业”的人都站在谷场前面主席台的前方，受奖励的人站在左边，被惩罚的人站在右边，以示奖惩分明。但看那些刑事犯的神气和“毕业”的幸运儿好像没有多少差别。这些人在劳改农场偷、抢、逃跑、煽动、“耍死狗”、谩骂队长……无恶不作，现在他们如愿以偿了，终于要去他们早已向往的旅游胜地了。十三个“毕业”的幸运儿不过是些国民党兵或旧社会的保长、甲长之类人物，已经在劳改农场改造了五六年了。他们“毕业”后也不能回家（那个真正的家），还是留在这个农场当工人，就像跟我说老政委天天吃公家鸭子的那个勤务兵。劳改农场需要这类有劳动技能和经验的劳动力。
曾给我当过组长的一位姓王的老犯人这次也“毕业”了。他在旧社会当过保长，脸上除了皱纹就没有别的东西。他当组长尽心尽责，劳动中处处带头。他是我第一个农业劳动的老师。如果我还在他的组里，就不会发生把好糖萝卜当坏苗拔掉那种丢脸的差错，一开始他就会告诉我应该怎样间苗。因为劳累，因为时时操心，因为田里的活儿干完了回来还要领导开小组会、向队长汇报等等，他一天到晚都在打瞌睡，连吃饭时也闭着眼睛。每嚼一口，眼睛就会翻出可怕的白眼球。但只要听见队长叫他，他就会马上醒来，哪怕深更半夜还睡在被窝里。翻起来就跌跌撞撞地往队长那儿跑，毕恭毕敬地挺立在队长面前。
这样才算是改造好了？他就是“毕业”的标准？可是我好像并没有从他脸上看出几分喜色，站在那里仍像一只瞌睡虫。听到场长（就是后来才知道那位和女犯演员有罗曼史的场长）在奖惩大会上说“‘毕业’不是改造的结束而是继续改造的开始”，他仿佛要倒下来就地睡他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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