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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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十二农间糖萝卜。岳队长带工。晚开小组会斗争方爱华。
8月14日三斗渠拔草。晚点名岳队长报告。关于最近存在的一些问题（逃跑、偷盗）。
8月15日一斗渠割草。晚老政委报告（生活卫生问题）。
8月16日一斗渠割草。
8月17日上半天一斗渠割草，下半天参加小组拔草。晚看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分到一片香瓜。
注释：
又间糖萝卜苗了。
出工，虽然没有警卫，但每天都有队长带领，像牧羊人赶着一群羊。队长要布置任务、检查督促、训斥落后、表扬先进，还要兼管警卫的工作。给劳教犯人当队长，比在正式劳改队当队长辛苦得多，要把所有事一揽子包下来。在正式劳改队，所以才会有警卫不管你田里的农活干完没干完，到警卫下班时就收工的好事，而管理干部也只管犯人的劳动和思想，不负责警卫。劳改局管辖下的所有农场的管理干部都是复员转业军人。这天我特别标明的岳队长也是一个复员军人。
每天都有队长带工，为什么今天我要注明由哪个队长带工呢？
又到了糖萝卜地，犯人们自然而然想起了那天在这里由我演出的可笑的一幕。这种事情尽管发生过不知多少次，但由我来演，好像特别能使人开心。我又高又瘦，光着头，颧骨高耸，两腮凹陷，下巴上却有一撮从来没有刮过脸的须毛；还戴着一副用棉线绳代替腿的破眼镜，棉线绳把耳朵拉成一对俗称的“招风耳”；破眼镜的鼻梁上贴着一块白胶布，恰似丑角的白鼻梁。能说会道的犯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一幕喜剧的全过程，还有人放肆地站起来学我那天“狗脖子”上挂着糖萝卜，弯腰驼背地、一步三晃地游行的姿势。站在大渠上监视我们的岳队长也听见了，也笑了起来。一会儿，他走到我身边，用一种很亲昵的神态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你狗日的算运气。要是那天碰着我，我不光要叫你挂着糖萝卜游街，还要叫你狗日的都给我把它吃下去！”
再一次给犯人们带来了难得的愉快，人们又哄笑了：“那正合他的意，有多少糖萝卜他都能吃得下！”“喂！吃不完给我留一点！”“那你今天再拔呀！多拔点给我们大家一块吃！”……犯人们是极会看眼色的一群，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没话也要找出话来给岳队长凑趣。我回想我那天的表演，可能真和卓别林差不多，至少是个漫画化的堂吉诃德，滑稽极了，也不禁哑然失笑。
岳队长此举，无形中化解了我那次的过失，我的错误也不成其错误了。什么要求给我处分！真像朱振邦说的，“由咱们说了算吗？”有全组人签名的要求处分我的报告，顶不住岳队长在我肩上拍一巴掌。
于是这天晚上我作为一种荣耀记了下来。岳队长是个好人。可惜好人似乎都活不长，我第二次又去劳改时，他和那个姓王的老犯人都不见了，一打听，才知早已过世。改造人的人和被改造的人走到了共同的终点。
是的，我自己居然也会笑，竟认为队长在我肩头拍一巴掌是种荣耀。既然已经把侮辱人当作教育人的手段，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不要脸了。这种手段成为风行全国的正当教育方式后，全民就会无耻化。过了多少年我们才会发觉人民群众中普遍地不知廉耻会给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造成多大的危害。
不过，正因为我也会跟着大家一起笑才能活到今天。我之会笑，也因为我已经有了被批判、被斗争的经验和在劳改农场七百多天的锻炼；我是经过逐渐加温的，即经过了所谓“热处理”。如果我平生第一遭脖子上挂着糖萝卜游街，肯定一转眼就会自杀。六年以后，果然有许多老前辈纷纷“含冤而死”、“迫害致死”，其实这只怪他们从来没有领略过这种风情，不会把别人的侮辱化为自嘲。而在这些受不了侮辱决心自杀的人中，除傅雷这样的右派，多数在一九五七年是批判过别人的积极分子，或者是“揭发几点事实”。惯常给别人施加的手段反过来用在自己身上，其惊诧和愤慨可想而知。
晚上又是“晚点名”、“岳队长报告”。前面的日记中记下了很多次“报告”、“晚点名”我都只记一个重点，有的连重点也没有记。因为那些“报告”好像也没有什么重点。正如老政委布置的：要叫你不能休闲。现在我只记得谷场上那一片诱人的星空。夏夜，群星闪烁，银河灿烂，没有月亮，头顶上却熠熠生辉。疲倦之极的时候人往往像进入了梦境，听着听着臭骂，稍一抬头，神思却飘向了太虚幻境。在劳改农场仰望星空，个人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的对比会更强烈。人不由得不诧异在这样的一个浩大无比的世界里为什么自己才占有这么一小块空间，并且固定在这里。
于是就逃跑。敢于逃跑的绝大多数仍是刑事犯。知识分子犯人逃跑的极少。一九五九年年底我逃跑过一次，开了劳改队知识分子犯人逃跑的先例。关于我那次逃跑了十五天的经历，是另一本书的内容，我不准备在这本书里详述。我是逃跑后主动回来的，所以没有给予处分，没有构成“升级”到刑事犯们向往的天堂去的条件。小组长之所以因为我拔错了糖萝卜苗就兴师动众地要求给我处分，也是看着我曾逃跑过，是罪上加罪，不能怪小组长小题大做。
虽然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比犯人还糟糕（这样劝导犯人不要逃跑，恐怕也在世界各国的监狱管理方法上开了先例——人民群众的生活竟不如犯人！），但顽固不化的刑事犯总要找机会开小差。不断有人逃跑，就不断要开会斗争批判，不断地晚点名和“报告”。像那个清点人数时常讲的笑话一样：“哪位没有来？请没有来的同志举起手。”逃跑的逃跑了，挨骂、挨斗、挨批判的却是没有逃跑的。
听说我逃跑的那天晚上劳改队确实紧张了一阵，我所在的那个最简陋的站的站长——四站站长大发脾气：“这个大小右派跑了，还了得！”“大”是指我是这里唯一被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右派分子；“小”，是因为我最年轻。四站所有的知识分子犯人都挨了骂，逐个进行搜查，更强化了相互监督。这大约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犯人对我不满的一个原因。
今天，岳队长在“报告”中又大声痛骂逃跑的犯人了。看来逃跑的人又逐渐增多。在劳改队，有几天没有看见你所熟悉的朋友，那不是死了便是逃跑了，不会有其他出路，不会是没有向你告别就悄悄地“毕业了”。“毕业”要举行“毕业典礼”，即奖惩大会，那都是成批的而不是零星的，因为每个犯人并没有自己个别的刑期。要逃跑，在劳改农场真是轻而易举。虽然“劳教人员”的生活比正式犯人还艰苦，劳动还繁重，但毕竟是“行政最高处分”：一、没有警卫看守；二、没有高墙和铁丝网，犯人大院就像家属大院一样围着一圈不到四尺高的土墙，狗都能翻出去。（我第二次劳改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院墙才增高到六尺，墙上安装了铁丝网）。几千名犯人，只有一百多名队长的二百多只眼睛监视，你会像风一样自由，从队长面前逍遥自在地穿过去。
怎么办呢？那自然有办法。劳改农场最信任的就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犯人——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即通常所说的政治犯。这种犯人的管理经验、文化程度、道德水平，甚至思想意识都比一般队长高明得多，如果按通行的“左”、“右”思想划分，他们只会比管理干部“左”，绝不会比队长“右”。比如，拉着我游街的队长把我游完了就算了，而曾当过工程师的小组长却还牢牢记在心里，回来后立即草拟了要求给我处分的报告；岳队长听到这件事还开心地笑着拍了我一巴掌！试想，我在前面说过的那位具有儒家风范的领导来当小组长，难道会比劳改农场的干部差？他一定会把小组管理得井井有条，叫每个犯人心服口服。
劳改农场就让诸如此类的人物来当小组长，构成了管理的体系和网络。至于监视的眼睛，有几千名犯人就有几千双眼睛。相互监督、互相揭发检举是最有力的控制。所以才有我日记上所记的那么多“大字报”、“小组会”、“思想评比”等等天天叫你提心吊胆的事。譬如八月二日那天记的“双反”检举，每人必须“两份”，一份还不够，“必须两份”！这是任务，非完成不可。完不成怎么办？那就说明平时你不注意别人的行动和言论，今后，你一定会睁大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的。因为领导们几乎每晚都要向你“报告”，你能不能“毕业”也取决于你对别人揭发检举了多少。
其实，劳改农场的领导是很明白犯人们无处可逃的。领导“报告”的一点也不错，在那种年月，社会上比劳改队还难过。那不过是大监狱和监狱的区别，到处都有着严密的监视网。被正式释放了仍然是个“劳改劳教释放犯”，何况是个逃犯！买车票要证明，住旅馆要证明，买盒火柴也要出示票证；露宿街头是绝对危险的，甚至你一个人也不能在农村四处流落，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小队，你怎能够游离出来，有闲工夫到处逛？回到家里呢，又徒然让家人担惊受怕……同时，那个“你改造好，‘毕业’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的说法总迷惑着右派分子们，没有一个右派舍得这个诱人的胡萝卜，撂下拉的车子脱缰而去。所以，没有特殊原因和特殊勇气的人是不会逃跑的。我算是最违反常规的一个。但我逃跑的勇气却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那时，一个很年轻的右派分子睡在我旁边，他只比我大几岁，个子也又高又瘦，看起来外表真和我差不了多少。不同的是他有着一张红红的脸膛和宽而厚的嘴唇，两边嘴角常堆集着白沫。他很少说话，平时比我还疲沓，疲沓到连裤带、鞋带都懒得系的程度。劳动时，背着背篓，别人刚给他装了一锹土他就自动走了，任凭装土的人怎么喊也不回头。到了倒土的地方，把背篓里的一撮土倒下，然后直起腰来，一面像尥蹶子似的尥起脚向后踢他的背篓，一面用一对抑郁的空茫的眼睛盯着远方看，许久许久才慢吞吞地往回走。回来的路上垂着头，仿佛还在思索或还在回味他刚刚看到的某种风景。劳改队时兴自制的防蚊面罩时，他在劳动时也戴着面罩。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他连眼睛也是闭着的。别人叫他是“傻子”，只有我稍许能理解他把全身罩起来，和世界隔离以后享受到的那种梦中的幸福。我也曾想向他学过，却学不会，那是需要一个无比坚决的抛弃这个世界的决心的。只要还对这个世界有些许留念，你便进入不到那种境界。
他没有一个比较能谈得拢的人，即使睡在我旁边，也不跟我说什么。他翻身压着我，没有一点感觉，我翻身压着他，他也毫不在乎，绝不说“请你把你的腿收起来”这类的话。晚饭，是收工后回到“家”里吃的。大家打了菜汤小心地捧着上炕，各自蜷缩在自己的铺盖上，一勺一勺地慢慢品尝。我的习惯是拿着一张旧报纸边吃边看，尽量延长“吃”的享受时间。而他比我吃得还慢，常常令我嫉妒不已。倘若这天晚上不开小组会，不去听“报告”，他能把那一份野菜汤从收工回来一直吃到睡觉。他的办法是每舀起一勺汤都要仔仔细细地观赏，仿佛尽力要看出已经煮烂的野菜原有的青翠碧绿的颜色来，等那种颜色全部在他眼中显现出来了，才放进嘴里。放进嘴里后，就轻微地、温柔地漱那一口汤。口腔中所有的部位都享受上那口汤的润泽后，才翻着白眼吞下肚去。
这样，前一勺汤和后一勺汤之间，间隔有一百年之久。
遇上有幸吃一顿馒头米饭之类的干饭，他一定要先用勺子把它们分解成为颗粒状。然后，对他来说，每一个分子的细颗粒都变成了难啃的骨头。啃骨头当然比喝汤更为艰难，不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是咽不下去的。他只对我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
“我‘喜——欢’喝稀的，不‘喜——欢’吃干的！”
天呀！人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消化功能却极强，居然不“喜——欢”吃馒头米饭，只“喜——欢”喝稀菜汤！
也许是他道德高尚，也许是出于懒惰，他从不“吃青”，也不用东西去换食物。在难得的休息日，一般人都忙进忙出进行“集市贸易”，他就和鸵鸟一样埋起脑袋睡在发臭的被窝里，两条干瘦的腿伸得老长老长。要换的话，他还是有东西的。他有一只看起来装得很满的皮箱，但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也说明他从来不换内衣）。调组的时候，“搬家”的时候，那只皮箱却成了他的累赘。队长不会照顾这个“傻子”，不会让他把行李放在大车上；他也没有朋友，不会有人给他帮忙。他背着那只相当讲究的皮箱，三步一歇，两步一喘，总是最后一个到达规定的地方。他为什么来劳改的？原来是什么身份？犯了什么“罪”？组里没人知道。在一个下雨天，犯人们都在号子里搓草绳，谈论逃跑问题的中间引起了对一颗星辰在什么位置的争论，我听见他突然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
“在巴比伦王国（Babylonia）时期，天文学就很发达了。”
我微微吃惊地掉过头看着他，他却不再说话了。
我就是从他脸上首先发现“死相”的。他不仅有着我在前面说过的那些特征，并且全身散发出一股特殊的臭味。他的红脸膛是种暗红，像垃圾堆里一块肮脏的红布。当时我并不在意，以为这只是他不太卫生的缘故。可是谁不脏呢？难道我自己就比他干净吗？
这样的人，当然是小组斗争的对象。他睡在我旁边。对我唯一的好处是成了我的挡箭牌。有他，我就坏得不那么突出了。
他显然是知识分子，但开会时却从不发言。在劳改队，这种知识分子犯人如同凤毛麟角，极为少见。一般来说，开会，正是知识分子犯人施展看家本领的好机会。要“表现自己”嘛。尤其是那些在劳动中干不到别人前头的知识分子犯人，这时发言特别积极，批斗起别人来特别尖刻。虽然我们难得的所谓休假很少选在星期日，但和教徒礼拜一样，每星期日晚上必须开“生活检讨会”。小组的犯人盘腿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也和教徒似的各自忏悔各自在这一个星期来的错误。谁会以为自己有错误呢？最好把错误都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大家集中炮火来“帮助”他。这时，他就成了最理想的对象。
有人说：“党要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就是给你来个少慢差费，故意跟我们伟大的党唱反调……”
有人说：“我们不能看他表面老实，不言不喘，其实这是阶级敌人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段。伟大领袖早就告诉过我们，阶级敌人在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会躺下装死……”
还有人阴险地笑着说：“你们知道他的思想吗？不知道吧！因为他从来不暴露自己。越是不说话的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就越是充满了仇恨。他不说话，不是他没有话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攻过来，保险他比谁的话都多……”
……
我做记录。做记录有个好处，可以少发言或者不发言。我尽量写得慢些，发言的人说完了，我还假装在记那人的话，但记录总是在油灯下面，坐在显著的位置，不能像有的人可以躲在阴影中缩成一团。在冷场的时候，组长也会想起还有一个我没有发言。
“喂！你！你谈谈吧！你睡在他旁边，你发现他还有哪些不规矩的行为？他就没有反动言论？”最后一次，组长就发现了我，点着我叫我“谈谈”。
我多少还有些自觉，觉得我们这些犯人现在还以“无产阶级”自居未免有点可笑。我的确自卑到既不敢当无产阶级又不愿做资产阶级的地步。我们既然算不上无产阶级，他又怎能是我们的敌人呢？他是哪个阶级的敌人呢？没有把握住立场便不好说话。但这人的“吃相”确实惹人讨厌，他的每一顿晚餐都伤害着我的神经，他的悄无声息对我来说成了最强烈的噪音。我根本没有必要保护他，趁机投井下石也未尝不可。我不是也要“表现自己”吗？于是我嗫嚅了一会儿，只得说：
“他吃饭的时候故意磨蹭，一顿饭要半天，我看这里面有问题……”
应该说，揭发别人的隐私，不甘于当傻瓜，总想表现自己无所不知，大概是人天生的坏毛病，并不一定就有特别的恶意。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没有揭发他说的“我只‘喜——欢’喝稀的，不‘喜——欢’吃干的”这句话。我知道这句在他来说有特殊意思的话到了别人耳朵，肯定会生出另一种意义。那就是“恶毒地污蔑我党的粮食政策，用反讽的口气来嘲笑伟大领袖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的英明战略”。哪有只喜欢喝稀的不喜欢吃干的人？除非他是个肠胃病患者。
果然，就我的这一点点比较有事实根据的揭发，也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犯人的思索。
“是呀，这个家伙吃饭的时候在想什么？”
“我看他的故意磨蹭就是向我们党无声地示威：‘你不是让我吃得少吗？我就故意地当吃得多那么吃’……”
有人既阴沉又凶狠地批判道：“是呀，慢慢品味呀！好一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还以为你是在高级餐厅里享受吗？你这样的人，不对你进行改造对谁进行改造？……”
请千万别以为我在夸大其辞。不信？就在今天，就在三十多年以后，你在你周围还能找到这种会深入分析问题的人。很遗憾，这种人多半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还是不说话。不管你如何分析、批判、斗争或“帮助”他，他决不申辩。他永远沉醉在他自己的世界中。我相信那肯定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反的天地。但，谁又了解他呢？
幸好批斗他的犯人们只不过要“表现自己”而已，未必非要把他如何如何。到了散会的时间，大家耍完了嘴皮子也就各自打开铺盖睡觉。他绝不会像别的被批判的重点一样，在大家发完言后还要表个痛改前非的决心，而是拉开他油腻的被子就往里面钻。这时，我隐约地看见他朝我一笑，或是一哭？总之，嘴角对我牵动了一下。
组长看看记录，密密麻麻地满篇都是字。这就行了，能让队长满意了！
第二天，星期一。照例天不亮就爬起来，不漱口、不洗脸、即刻吃早饭（我就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八年中丢掉了漱口洗脸这种资产阶级坏习惯的）。然而，他却破天荒地抗拒着不起床，头还蒙在被子里。
没有他，便打不成饭，打饭必须全小组十八个人一起到大厨房的窗前排好队，先清点对人数，缺一个，伙夫也不给你饭吃。于是他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组长命令我把他推醒：
“嗯！这个家伙‘耍死狗’了？不行！把他揪起来！”
我迷迷糊糊地推推他。他的身体随着我的手摇晃，仍不作声。我撩开他的被子，但手刚搭在他身上，就有种异样的感觉。我吓得大叫了一声：
“组长，他硬了！”
正如伟大领袖所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组长听到我的叫声毫不惊慌，只“嗯”了一声，便拿着手电筒（劳改农场还不通电，用煤油灯照明。每组发个手电筒，由组长保管。）过来爬到他身边一照，又摸了摸他，很镇静地说：“算了算了！我们去打饭去。”随手又把他的被子盖好，招呼其他人到厨房窗口排队去了。
这时的组长属历史反革命分子，是原国民党部队连长，黄埔军校后期的毕业生。我不由得很佩服他的军人气概，对死亡的视若无睹。小组剩下了十七人，到厨房窗口时，组长跟伙夫说有个人病了，不能亲自来。伙夫当然只能相信组长，于是仍旧按十八人打来这位死者“喜——欢”喝的稀饭。组长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就把他的这份稀饭让组里劳动最出色的两个刑事犯分了。
十五个人，在组长的感染下也平静如素了，一个个唏唏地喝着手中的粥。两个刑事犯尤其高兴。只有我一人怎么也咽不下去，这碗稀饭霎时变成了一碗他嘴角常堆集的白沫。
组长来看他时，我借着手电筒的光，在短暂的一瞥间，除了我见惯了的“死相”，我还惊惧地发现他脸上在一夜之间竟长出寸许的长毛！他宽而厚的嘴唇大张着，瞪着爱看风景的眼睛，在手电筒光芒的照射下，仿佛在四处寻觅和呼喊：
“巴比伦！巴比伦！……”
就在这时，我萌生了逃跑的念头。他临死前向我撇了撇嘴，我始终搞不清他是蔑视我、责备我还是感谢我。对他的死，我负有什么责任？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我，直到我不再天真时为止。
逃跑回来后，我就见得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死亡对于我已经成了习惯。后来我也和那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样，甚至比他还勇敢。有一次下大雨，在厨房窗口打了饭再回到号子，手里捧着的稀汤就更稀了，我就转身找到厨房旁边一间空闲小土屋，想在那儿一面避雨一面喝完这碗宝贵的稀汤。而土屋中间的门板上却有一个刚刚死的犯人，很自在地像个“大”字似的躺着。我彬彬有礼地将他的脚拨开一点，请他给我腾出一小块门板，然后就坐在他的脚下喝完了热乎乎的菜汤。
我已经被改造得能够和任何魔鬼安然地同处一室了，既然我曾经和一具长着长毛的僵尸紧紧地挤在六十公分宽的地面上过了一夜。
啊！巴比伦，巴比伦！
我的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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