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上午一斗渠拔草。下午二斗渠挖菜。接《宁报》信谓《飞》稿不用。
　　
　　8月21日十六农间糖萝卜苗。我上午休息半天，下午四时突然下雨收工。晚赵英组长布置写材料，反映小组领导存在的问题。给母亲写了封信，要求寄点食品。花了两角钱买了半个玉米和三分之一的瓜。
　　
　　8月22日二斗渠上午拔草，下午捆草。关于小组的材料写成交给赵英。
　　
　　8月23日鸭子棚追肥。托李汝之将母亲信发出。从李镜声处买了七角四分的烟。借了老周一元一角四分（烟与瓜）。
　　
　　8月24日五六农渠割草，取款三元。拔草结束。
　　
　　8月25日十一农间糖萝卜。分得一角小瓜（晴，有时多云）。
　　
　　8月26日十二农间糖萝卜白菜。晚孙队长报告，关于拔草完毕的工作任务问题。
　　
　　8月27日十二农间糖萝卜。被任命为小组统计。
　　
　　注释：
　　
　　八月二十五日这天的日记，我出乎常例注明了气象——“晴，有时多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而是这种“晴，有时多云”的天空总是引诱我继续活在现在活的这个鬼世界上。读者可以看出来，在我记日记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和情绪还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既没有再想逃跑也没有再想自杀。野菜汤还喝着，人还活着，每隔几天还能分到点盐、香瓜、烟之类的奢侈品，抽空还写点所谓的诗。唯一折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天空！
　　
　　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我这时更苦恼地体会到美丽对人的折磨！
　　
　　对，美丽，也会折磨人！在天空中、在霞与云的交替上、在一草一木上、在农作物的生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在土地的解冻和又一次冻结中、在我用铁锹翻出的任何一块泥土里……都潜藏着对人的无比魅力和诱惑，使人舍不得轻易地离她而去。这里没有清泉流水，没有奇山怪石，这里的花不过是蒲公英和一种叫马兰草开出的小花，这里的草不过是狗尾巴草、芦苇草之类没有丝毫价值的野草。但是，这里却以她特有的空旷，特有的寥廓，特有的毫无所有震撼着人。天与地之间是那么分明，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只有风来来去去。清晨，木栅栏门刷地打开，我们从关了一夜的号子中出来，我几乎不能承受污浊与清新的反差，就像一夜之间飞了半个地球的旅游者不能立即适应时差似的昏昏沉沉。
　　
　　在夏季的田野上放眼望去，所有的野草野花都能充分地吸收到营养，都欣欣向荣，唯独人，只有人，在挨饿，在受折磨！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件特殊折磨我的事情，便是分东西。力求自己公允正派，也会使自己饱受折磨！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日记中经常有今天分到什么东西的记载——盐、烟、西瓜、香瓜、黄瓜等等。为什么记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只不过是几角、几分钱的东西而已！
　　
　　不！这就是我们犯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收工回来，如看见劳改大院里停着一辆小车，犯人们便会高兴非凡，劳累一天的身躯这时突然兴奋了，已经泛出“死相”的眼睛更加放出那种贪婪的狡黠的光，手脚竟会抑制不住地发抖。各个号子马上像蚁穴似的热闹，不同的是蚂蚁不会像犯人那样大喊大叫：
　　
　　“分瓜喽！分瓜喽！……”
　　
　　“快！快去拿麻袋！”
　　
　　于是，各组的值日员都拿出自己组的麻袋。这条麻袋是组里的宝贝之一，平时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组长的褥子下面。现在把它抖开，往胳肢窝下一夹，匆匆地赶到小车旁排队。队长或是自由犯（如那位管菜窖的中学教员之类的犯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各组的值日员都到齐后，才按小组的人数分下去。
　　
　　在那里是用秤分的，回到号子里，哪来的秤？全组十八对眼睛盯着这堆东西，看你怎样分！
　　
　　不知为什么，从我刚一投入劳改农场，分东西这个任务总是由我来承担。不论调到哪个组，一到分东西的时候全组都推选我来主持。组员不信任组长，组长也不信任其他犯人。十七对眼睛全盯着我这双手，有的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监视，有的站在一旁斜睨着冷眼旁观，还有人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打岔。十八个人就有十八种衡量标准。分这堆东西，远远比写诗困难得多。譬如，全组分来三十六斤黄瓜，每人两斤，你不用秤怎样把它们分成十八等分？黄瓜有大、小，好的、差的，新鲜的和不怎么新鲜的差别，这种种方面你都要考虑到。你不摆弄到全组人都点头认可就不能停止操作。人饿着，眼睛也饿着，分到我头晕眼花，天上地下都像星星似的飘浮着一根根黄瓜时，组长才会征询大家：“怎么样？大家说！”
　　
　　大家说什么呢？不会有一个人说声“好”。只要有一个人动手先拿，立即就抢开了，转眼间十七堆黄瓜一抢而光。而我拿到的那堆一定是别人挑剩下的，因为事先已经规定好了：分东西的人必须最后一个拿。
　　
　　我自认为比所有人都需要多分点，我已经出现“死相”了，然而我却非要让自己吃点亏不可。我默默地把地上那堆黄瓜一根根拾起来，吃的时候，黄瓜上常常伴有我眼泪的咸味。
　　
　　这么重要的事，我为什么不记在日记上？
　　
　　在一九六〇年七月以后，分东西这种事并不是天天都有，这在日记上也有所反映。而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十月这一年中，我几乎一天三次都要受这种折磨。
　　
　　那时，犯人们打饭不是全组一齐排好队到大厨房窗口，由伙夫直接往一个个犯人的饭盆里倒，而是各小组的值日员（必须是两个，以防一人在中途偷吃）提着饭桶和水桶到厨房去统一领来全小组的饭和水，回号子后再由全组最信任的人分给每一个犯人。伙夫的大勺子系着全组人的命，小组里分饭的小勺子系着每个人的命。一个人能不能活下去，还能多活一天或两天，好像全要看分到的饭是不是多两粒或少两粒。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因为这并不在于一粒米两粒米中含有多少维生素或脂肪，而在于它给予人的精神作用。每一个犯人分到饭后，都要用勺子在盆里搅弄半天，一面偷偷地瞟着别人的饭盆进行比较。少分到一粒饭或自认为少分到一粒饭的犯人，很快就会出现我上面曾提到过的“萎蔫病”。
　　
　　“我吃得少了！我吃得少了！……”一天到晚心里这样嘀咕的人，怎么会不垮下去呢？
　　
　　小组打饭的木桶，也是组里的宝贝之一，全组人对它爱护备至。别看它已经被沤得发酸发臭，别看提它的绳子被汤汤水水浸泡得黏黏糊糊的，犯人们出工收工或在地里干活要转移工地时，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要把它带上，似乎比自己的孩子还重要。是的，没有它你便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就会死！
　　
　　小组的值日员责任重大，他必须把握好去大厨房打饭的时机。伙夫把做熟的汤饭从锅中盛到一人高的大木桶里，再从这大木桶一勺勺舀出来倒进各小组的小木桶。在前面打饭的组当然只能领到浮面上比较稀的那部分，后面打饭的组就占便宜了，欢天喜地地把沉淀下来的那部分稠的打回去。碰得巧，里面还隐藏着没有煮化的面团呢！
　　
　　可是，一个站有一千多人，厨房开一顿饭要用十几个大木桶装，打饭又不按小组编号的顺序，而是哪个小组到了就给哪个小组打，怎样才能刚好碰上一个大木桶恰巧到了桶底的时候轮上你这个小组呢？好！这就要看值日员的本事了。当时光靠一个值日员还不行，还要派出一两个侦察员。如果这顿饭好，那就全组出动，轮流到大厨房窗口侦探。组长，坐在号子里指挥。沉得住气的，如那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贯是一副胸中自有百万兵的神态，一个个犯人进进出出地给他报信，与京剧中的某种场面极为相似。值日员提着桶守候在他旁边，随时做好冲锋的准备。当一个犯人进来向他报告这个大木桶已经打到了那个适当的部位，他就会一声令下，值日员赶紧一阵风地跑出去。遇上沉不住气的组长，他比值日员还要慌张，窜进窜出，生怕自己的小组吃了亏，却往往最倒霉，打来的总是稀汤。那个姓王的老犯人组长就是这样。
　　
　　所以，每逢调组的时候，犯人们都要先打听打听这个组长有没有这种眼力。如果有，哪怕他厉害一点也满意。犯人们说得好：
　　
　　“跟着狼吃肉，跟着狗吃屎！”
　　
　　不幸的是，我调到哪个组都会是个被人信任的人，值日员打来饭后，总是由我来掌握小组分饭的小勺子。勺子有一定的容量，这还好办，每人一勺或一勺半。但是，汤里面有多少片菜叶？饭里面有没有藏着饭疙瘩？一勺勺稀糊糊也有稍稠的稍稀的区别。说是我被信任，其实不过是比较被信任而已，犯人们绝对不会完全信任某个人。于是，各种办法都想了出来，先是让一个犯人背过脸不看我分饭，十八个碗一溜儿摆在地上，我分到十八个碗里后再由他闭着眼睛叫：某某人拿第几碗，某某人拿第几碗……一直到拿完为止。这个办法还嫌不好，因为每人不一定能用自己的碗吃饭。另一个办法是这样：我仔仔细细地盛好了一勺汤或饭，端在手里，背过脸的犯人叫这勺给谁，谁就把自己的碗伸过来。更有第三种、第四种办法，层出不穷，整个劳改农场上百个组有几十种分饭的方法，有的组甚至制造出了专门的度量衡。
　　
　　劳动的间隙，犯人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交流各种分饭的办法。我曾见过几种专为分饭而自制的秤和天平。一根小树棍能打磨得如玉石般光洁，上面用微雕的技艺刻着秤星，每颗星似乎都闪闪发光，叫你看了爱不释手。你会想到这些被剥夺自由的人们仅凭两只手就能造出飞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