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天，依然阳光灿烂，可是，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我心情不好，并非还沉浸在访谈的案例里，而是昨天从倭瓜川出来时间尚早，我和张申回了趟青堆子的家。当然，生出这个念头，还是跟访谈的案例有关，白天看到艰难度日的老人，让我俩想起回来五六天了，却还没回一趟家。我俩的家都在青堆子镇街上，都住商品楼。和周凡荣的老伴一样，我的母亲也出身大户人家，也要强自尊。与她不同的是，我的大哥孝顺敏感，母亲在乡村穷日子中受到伤害，他也一定受到伤害，母亲疼，他也一定疼。小时候母亲赶错鸭子，把邻居家鸭子当成自己家鸭子赶到自己家里，第二天一早，邻居在大街门口责备母亲，大哥当全街的人发誓：要是母亲有意偷鸭子，就让他全身生疮冒脓。那时，生疮冒脓也是最难治的病。我不知道他从乡下奋斗出来，跟他对母亲的疼爱有没有关系，但我知道，大哥后来把二哥三哥带到小镇，把我们一家从山嘴子搬出来，母亲那颗自尊要强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每年春节，她都跟我和三个哥哥一起回山嘴子拜年，每走一家，她都说俺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这一天。她的这一天，确实是超级地有福，住暖气房洗热水澡，厕所就在屋里，大哥大嫂都七十多岁了，还每天给她斟酒给她夹菜……张申也是一样，父亲多年在外，母亲领四个孩子打发贫苦日子，得了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喘不上气。他就梦想，有一天一定奋斗出去，让母亲离开土地，住上楼房……敏感一定缘于孝顺，孝顺一定生成改变一切的力量！现在，无论他的父母，还是我的母亲，都过上了宽裕舒适的生活，可是每次回家临走，情绪都格外低落。原因很简单，你孝顺，你敏感，你发现什么都可以改变，唯有一样东西不能改变，那就是衰老，那就是老人在衰老过程中让你不能接受的变化，比如牙齿脱落、耳聋、忘事、絮叨、动作越来越迟缓。母亲本来九十五岁，可是你问她多大，她说，你说我多大，我怎么忘了。而她问我多大，我说你说我多大，她说你多大，三十岁？让你心里别提有多凄楚、难过。当然最难过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半夜醒来，发现母亲坐在那里悄悄看你，抚摸你的头发、胳膊，捏你手指的样子，你佯装不知，眼泪却怎么都止不住。第二天离家，在屋子里告了一次别了，可是你下楼离开，她告诉你她在窗上看你，于是站在大道中间，向趴在窗上的母亲挥手，就成了固定不变的仪式。有一次下楼，遇到了侄子，说了一些有关孩子考学方面的事，耽误了时间，忘了招手就上了车。一个月后再回来，母亲说，上一回俺在窗上跪了一头晌，腿都跪麻了，你上哪儿去了？听后心都要碎了——她自己多大岁数都能忘了，却忘不了一次告别。今天早上，为了不让自己忘了窗外的环节，我在屋里跟她告别下楼，立即就奔向能望着她的窗口，可是窗玻璃上却没有她的身影，正疑惑着，四处寻找，只听大嫂在楼后喊：“芬子别上车啊，妈下来送你啦。”再往楼后跑，迎上楼梯，与她枯瘦的手握在一起。她皱着眉头说：“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呀？”眼窝一下子就热了……

　　

　　她忍耐、谦让了一辈子，每次走时，她都说相反的话，说不用老回来，浪费钱。今天，她却敞开了心扉……一路上，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时，我跟张申分析，是她老糊涂了，忘了忍耐和谦让，还是她看到了某种东西离她越来越近？

　　

　　张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叹了口气说，过去回家，往家买东西、买药、送钱，觉得只要我们尽孝，老人就很幸福，可是这些天下去采访，了解那么多死去和活着的老人的故事，再回家看爸妈，就觉得和原来不一样了。你就会想，他们天天坐在家里，都在想些什么？他们一天天往前奔，奔的是什么？他们的前方是什么？爸天天锻炼、搓脚，你觉得他活得劲儿劲儿的，可是今早五点钟他就起来了，坐在一旁的沙发上，从门缝里看过去，眼神发呆、发直，这眼神你觉得那么熟悉，和我们采访过的那些老人一模一样。我躺在那儿，就猜他在想什么，可是猜不出来，就想起周凡荣老人的话：你不老，你永远不能体会老了有多么难……

　　

　　我想起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口述自传里的一段话，他说这一辈子，他经历了种种苦难，可是在活到七十三岁的时候，才发现面对苍老，是他最大的苦难。每个人，都要面对苍老、死亡，不管是谁，是那个不愿进城的轮养老人，还是无处轮养的周凡荣，还是我的母亲，抑或我的公婆；无论是活得尊贵还是卑贱、贫穷还是富有……可是想一想，一个人的一生，除了面对自己的死亡，还要面对与自己亲人的告别，心情真是怎么都没法好了。

　　

　　在一路灰暗的心情中来到石岭招待所，慕红他们已经等在车旁了，就像第一天在张炉和他们会合时那样。不一样的是，他们迎我们，不再热烈，没有了热情洋溢，而是个个皱着眉头。走近问发生了什么，慕红说：“孙老师，上午我们一家也没联系上，五道口村妇女主任说书记坚决拒绝采访，槐树沟妇女主任的女儿生孩子，在翁古城，她倒是把妇女队长的电话给我了，可是没有人领，我们直接进屯，他们能配合吗？”

　　

　　孩子们遇到了困难，我和张申立即就调整了情绪，我说：“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进屯，这几天我看了，能否采访上，也不取决于谁领不领，关键看我们运气。”

　　

　　张申在旁边赶紧接话，“对，我刚才在路边听到喜鹊叫了，今天运气肯定不错。”

　　

　　谁都知道我俩不过是安慰，但大家无路可走，也只有上车，一路往槐树沟村上黄小队开去。

　　

　　说心里话，访到访不到，对我和张申都没有危害，只要在行动，哪怕是拒绝，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不一样的人和事。最关键的一点，几天来访谈的故事都太沉重了，也不妨留点空白，像小说中的闲笔、纪录片中的空镜头，可是慕红他们不同，他们有任务，必须访到二百例。他们四十多天没有回家了，他们远离同学、恋人，他们还有毕业论文在等待……然而，妇女队长根本不知道慕红们的急，慢慢悠悠从院子里走出来，愣生生地看着大伙说：“采访自杀，能行？老王婆子那么倔，根本不能同意。”

　　

　　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儿女人，看上去很厚道。慕红就笑着磨她，说我们是国家项目，上边关心这个群体，你就领我们去试试。无奈之中，她只有领我们往屯子里走。可是走着走着，她又突然停住，摇头说：“不行，想起来了，老王婆子上闺女家了，不行。”

　　

　　我们一群人只有傻呆呆地上车，掉头，奔槐树沟村下黄小队。在下车往隐在沟汊子里的人家走时，树上的喜鹊真就在枝头唧唧喳喳叫，吕岳成在后边说，听见没，喜鹊叫了，下一个肯定能访成。

　　

　　在一个沟汊子里，又一个妇女队长向我们走来。她系着围裙，手湿漉漉冒着热气，看样子正在渍酸菜。据我了解，小队妇女队长早已是不招人待见的差事了，填填计划生育报表，做做女性生育情况调查，事儿不大，可是月月有，一年才只给二三百块工钱。这个群体之所以还得以存在，都因为总有一些愿意为大家做事的人，总有一些不愿每天过着一种节奏生活的人。眼前的妇女队长，属于哪一种类型我不知道，能知道的是，凡出场的妇女队长，联系上一个被访者，慕红都要给她信息费和误工补助十五块钱。她眉眼和善，看面相也是个厚道人，可和我们见面，无论慕红说什么，她都绝不接话，手绞着围裙的样子就像遇到了多么大的难题。最后，慕红无话，她才自言自语说：“‘百草枯’，根本不行，她不可能见任何人。”

　　

　　百草枯，是我们此次采访过程中接触最多也是最烈性的一种杀草剂，人喝了它，哪怕是一口，都百分之百死亡。它的可怕在于，它会把你的食道、肠子、胃，整个都烧烂了再让你死去。可听妇女队长的口气，那不是药，是人。我的兴致一下子就来了，“快说说，谁是‘百草枯’？”

　　

　　妇女主任扭头看了看我，吞吞吐吐说：“一个女的，对男人太有杀伤力，大伙儿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百草枯。但她根本访不上，她从来不见人。”

　　

　　“她家谁自杀？”慕红问。

　　

　　“她男人，死后她又嫁了她男人的堂哥。”

　　

　　“那她丈夫还有什么亲属？”

　　

　　其实慕红在前边已经说了，只要是目标人的直系亲属，谁都行，可是直到她再次强调，妇女队长才应声说：“那就上他哥家去看看吧。”

　　

　　因为一早就担心今天访不上，也因为第一个真的就没访上，跟妇女队长往沟里走时，我们小心翼翼，谁也不敢说话，仿佛一说话就泄了妇女队长的气。在一个土冈下边，妇女队长停下来，指着冈梁上的房子说：“这就是姜立修的二哥家，看，二哥二嫂都在。”

　　

　　抬头往上望，一座刚盖起来的房子映入眼帘，它没有院墙，院子里堆满了沙子、石块和刚从地里掰下来的苞米，一男一女正在那里忙着。见终于有可能访到一个人，吕岳成兴奋地说，看来喜鹊报喜报对了。

　　

　　谁知等我们大步流星跳过一个土坎，上了土冈，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飞过来，“妈呀，你们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照俺院子？”

　　

　　见有所冒犯，张申赶紧放下机器，慕红刚要解释，妇女队长冲站在院子里的男人说：“二哥，他们想问问你兄弟姜立修的事儿，就给说说呗，还给四十块钱误工费。”

　　

　　二哥伫立那里，拄着铁锨愣愣地看着我们。慕红不得不把重复过无数遍的话再重复一遍，什么国家呀，政府呀，可是不管怎么说，他都木愣愣地不回话。这时，只见刚才钻到别人屋里的女人又迅速窜出来，她烫着蓬松卷发，穿着俗艳的粉红毛衣，迈着慢步走近我们，压低嗓音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呀，俺还以为上边嫌俺房子盖大了，想来曝光呢。”

　　

　　一个山沟家庭妇女，能说出“曝光”两个字，我有些惊讶，便去仔细打量她。她薄眼皮小眼睛，长下巴薄嘴唇，这是我心目中典型的二嫂形象。我一小在大家庭里长大，有三个嫂子，在我心里，大嫂天生具有母性，大眼圆脸方下巴，端庄厚道憨拙；三嫂天生具有孩子气，风流眼娃娃脸短下巴，娇气调皮伶俐；只有二嫂长脸小眼儿长下巴，咬钢嚼铁能说会道，既不像大嫂那样一味地付出，也不像三嫂那样自私自我。不过一开始，眼前的二嫂并没急着说什么，都是二哥在说，当然二哥才是真正的被访者，慕红只对着他。可这个叫着二哥的男人说话很费劲，你问他姜立修什么时候喝的药，喝的什么药，他支支吾吾老半天也说不出来。在问他知不知道姜立修为什么喝药时，二嫂终于憋不住，也不在乎张申已经扛起机器，凑到二哥身边说：“看你闷葫芦，就实话实说呗，老婆偷人养汉了。”

　　

　　偷人养汉，这是乡村对有情感故事的女人最常见的定义，其中饱含着最让人不齿的贬损。男女感情的事，本来是双方的事，可这个贬损的定义跟男人毫无关系，似乎所有男人都是被动的受害者。因为多年来对这个词一直存有意见，我故意更正道：“就是说她爱上了别人，男人受不了，服毒自杀。”

　　

　　“什么爱不爱，俺是姜立修他二嫂，俺今天守日头说话，她就是见了男人就迈不动腿的那种人，要不怎么叫她百草枯，见一个杀一个。他二哥要不是这么水裆尿裤，也跑不了。”

　　

　　二哥冲她皱一下眉，用手搓了一下脏兮兮的胡子说：“看你，净说些什么！”

　　

　　“说什么，还说错了怎么？你说咱家姜立生比不比你强吧？”

　　

　　虽然二嫂的嘴皮子太辣，可她的积极参与让大家目光瞬间放亮。慕红们从中看到了访下去的希望，而我和张申，则从中看到了一个生动故事的开始。

　　

　　见二哥不高兴，慕红赶紧往回拉，“二哥，你弟弟自杀你在场吗？”

　　

　　二哥呜呜噜噜说：“不，不在，他死在姜立生家，他是俺叔伯兄弟。”

　　

　　这时，妇女队长说：“二哥，你就好好说说，俺家渍的白菜还在锅里。”说完，赶紧离开了。

　　

　　没有妇女队长在场，二嫂更加无所顾忌，眼梢扫着大伙，翻动她那薄薄的嘴唇，“前年腊月，姜立修从本溪回来过年，领回一个女的，还带回一个六岁孩子，说他打工认识的，要来家结婚。他四十多岁没有媳妇，走前那些年一直住在俺家，现在他有媳妇，要回来结婚，还带一个孩子，他就找俺商量要住在俺家，俺没答应。俺把他爹他妈侍候入土，房子他爹死时答应俺了，能给他吗？不能！俺没答应，他就去找他堂哥姜立生，姜立生答应了。姜立生为什么答应？他头一个老婆有病那会儿，姜立修跑前跑后帮过他。说是说，俺小叔直筒子，没什么心眼儿，挺愿意帮人的。结果怎么样？他把婚结在姜立生家对面屋，没出半年就出了事儿。有一天，姜立修在曹葳子冷库干夜班回来，发现姜立生穿着裤衩站在他家屋里，老婆穿大背心坐在炕上。当哥哥的对自己有恩，当兄弟的没好意思说什么，可是从那会儿开始，他和老婆就闹开了叽叽，有些天还来家跟俺讲，俺说你自个儿领回的老婆，是不是那种人你自个儿还不清楚？！谁知，半个月不到，他就喝了药。”

　　

　　好容易从外边娶回个老婆，半道被人撬去，这人又是对自己有恩的堂哥，确实挺悲惨的。为了否定这个受害者的悲惨，钱薇跟问：“他是不是小心眼，自个儿害死自个儿？”

　　

　　二嫂嘴一撇，“嗨，闺女啊，那种事儿，两口家瞒得了吗？男人死了七天，老婆就和大伯哥结婚了，是怎么回事，不是明摆着嘛！”

　　

　　大家的同情心迅速被挑起，平时很少说话的吕岳成忍不住说：“这也太不近人情了！”

　　

　　当听到丈夫死了七天，女的就跟堂哥结婚，我在替这个死者感到悲哀的同时，对这个案例已经彻底没了兴趣。我不喜欢极端的故事，一个杀人犯灭绝人性，如同一个癌症晚期的人无法疗救，手术毫无意义。我不是心理医生，不能从案例里找出心理症结，但我喜欢从中看出某种存在的合理和可能。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时，裸露的院子里围来了几个女人，她们先是站在旁边静静地听，听二嫂绘声绘色讲姜立修服毒后抢救的过程，一点点的，她们也加入进来，替二嫂补充忘掉的细节。比如二嫂说姜立修在乡医院抢救，到第七天又送到县医院，一个小个女人说，不对二嫂，那是第八天，你忘啦，那天你上俺家借钱，说都八天了还不见好，看样儿够呛。二嫂马上点头说对对，是第八天。比如二嫂后来说在县医院又抢救了七天，他哥再也倒不出钱了，只能往家拉。姜立生这个臭混蛋不让往他家拉，说他是借的房子，不能死在他家。他二哥去找小队队长硬拉，才拉到他家。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女人说，错了二嫂，哪是小队队长，那不是王书记么，书记不出头，他能听么！二嫂说对对，看俺都气糊涂了，俺想起来了，是王书记，他那天站在姜立生家门口大骂，你个臭王八犊子能惹事不能安事，今儿个你要是不让他进你家，俺就叫你上电视。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听二嫂说姜立生是害怕让他上电视，才让垂危的堂弟进了他的家，我的心一下子就疼了，并且，我深深地知道，我此时疼的，绝不是疼受害者，而是疼这个不仁不义的堂哥。因为我体会了他在那一时刻的感受：弟弟因为自己的罪过服毒，一次性致死还好，他现在没死，却也不保证能活，能否死在家里是小事，要在堂弟垂危之时天天面对他，那是怎么样一个难啊！

　　

　　因为重新燃起对这个案例的兴趣，我走到矮个儿女人跟前，小声问：“这个姜立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平时粗野霸道吗？”我的想法是，他如果是那种粗野霸道的小痞子，或许不会太受折磨。矮个儿女人却说：“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会木匠手艺，平常很少跟人交往。谁都想不到，那么老实的一个人，也有花花肠子，也能被女人勾搭上。”

　　

　　二嫂听矮个儿女人这么说，马上转到我这，“妹子，他早先挨家干木匠活，什么毛病都不犯，就是抗不住‘百草枯’。”而听完二嫂的话，一直不说话的二哥也开始插话，“俺兄弟在本溪怎么叫她沾上的？不就是说俺家里有房么，回来一看没有房，就变了心。”

　　

　　“姜立生没有老婆？”慕红问。

　　

　　“可就说么，姜立生找了一房老婆，得病死了。后来又找了一个，信了什么教，一下子信飙了，不做饭不干活，一天到晚嘟嘟囔囔，过了不到两年，两人就离了婚。可女的没有地方去，姜立生答应她先在对面屋住着，什么时候找到房子再搬走。姜立修和‘百草枯’结婚需要房子，姜立生就把老婆撵走了，说是回了她娘家侄子那儿，不就这么给了‘百草枯’方便么。”

　　

　　我当然不能同意二嫂的看法，老实人未必心中没有烈火，他又离婚两年。我说：“二嫂，这个姜立修为什么四十岁还没结婚？”

　　

　　“谁知道，他也没什么毛病，就是胡吹乱泡，有大不说小，估计在本溪就这么吹，‘百草枯’才跟她来了。”

　　

　　这就对了，她被姜立修泡到乡下，在对他有了新的了解之后，遇到了他老实又诚实的堂哥。但我没说出来，我不认为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乡村生长爱情，可是不在道德范畴之内的爱情甭想得到正当的理解。当然乡村从未给不正当的爱情以正当的理解，却也从未妨碍不正当的爱情发生。我是说，当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恶果，人们把堂弟从医院抬到堂哥的家，他该如何面对啊？

　　

　　“他在家又活了多少天？”我小心翼翼问。似乎既害怕知道，又想知道。

　　

　　二嫂却高音大嗓——有一帮女人在旁边掺和，她的声音愈发高亢，“几天？六天有了，他总共活了二十一天嘛。”

　　

　　“后几天就他俩在家？”我问。

　　

　　“他哥和邻居白天去看看，夜里就他俩，不他俩谁能去，你闹出事你不守着行吗？俺小叔遭罪遭得屈呀，怎么也不咽气儿。末尾两天，叫除黑先生从屯子里找来犁铧铁压在胸脯上，才一点点压死了。”

　　

　　乡村传说，垂危之人如果心有不甘，多少天不愿咽气，犁铧铁就是使之送命的最好器物。

　　

　　“那天上火葬场火化，俺兄弟腿和胳膊五花大绑，”二哥又呜噜呜噜插话，“他们做了亏心事怕诈尸，用布带绑俺兄弟，俺当时把姜立生好一顿耳光，要不是有人拉着，俺和他对命。”

　　

　　我已经没有愿望再问下去了，因为此时此刻，我感到胸口郁闷，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情景：垂死的姜立修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背叛自己的老婆和不仁不义的哥哥，而这两个罪人，在背负道德压力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双垂危目光的审判。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他们不希望他死，他死了，他俩将永远被刻在乡村的耻辱柱上。可是他们又不希望他活，他要是活了，女人该跟谁，怎么办？问题还在于，在这个无限漫长的时光里，两个罪人是可以患难与共彼此鼓劲的人，可面对两束审判的目光，他们又如何相互交流互通信息呢，是不是任何一次交流都要加深一层罪恶？当然，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把那个沉重的犁铧铁压到对方胸口时，在怕对方诈尸捣乱把他五花大绑时，他们到底是获得了解放，还是坠入了罪恶的深渊？姜立修终于死了，被抬出去火化，可他真的死了么？真的离开了这个家么……

　　

　　在我郁闷着一口口大喘气时，二嫂继续义愤填膺地控诉：“俺小叔躺倒那几天，‘百草枯’一场场大哭，看她哭那样子，你以为她对姜立修还有点感情，可是死了刚到七天，他们就告诉王书记要结婚，你说他们的心狠不狠！倒是人不报天报，‘百草枯’一年多没得好，老有病，怎么治都治不好。找大仙看，说叫一个大高个儿黑脸盘的人迷上了，那个人要认她的闺女当干闺女。俺小叔就是大高个儿黑脸盘。上坟地许了愿，答应了死鬼，认她闺女为干闺女，可还是没好。老这么折腾，姜立生折腾嗑了，就逼‘百草枯’带孩子走，‘百草枯’倒是同意了，可孩子大了，坚决不走，说妈咱好不容易有个家，咱上哪儿去呀？”

　　

　　说到这里，二嫂看看身边的女人，一下眼，又接着说：“都说她是个妓女，在夜总会干过，孩子是夜总会老板的，那老板进了监狱。有人问过她闺女，她闺女一听就低下头，俺看差不多，这么些年，从没听说她回本溪娘家。这不是，折腾一气没走成，病不知怎么也好了。现在，一到礼拜五就和姜立生骑车走了，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有人说去赶集，可是你还能个个礼拜都赶集吗？”

　　

　　像从一个臭不可闻的粪坑里钻出一株草，像从万丈深渊的峭壁上长出一树花，我郁闷的胸口终于透过一口气。在这个上午的访谈中，我确实同情过姜立生，也同情过“百草枯”，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当二嫂用她不情愿的口气说出他们现在过得挺好，我的胸口会一下子舒展开来，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去见见“百草枯”，跟她说点什么。

　　

　　二嫂听说我想去见她，格外兴奋，指着矮个女人道：“叫侄媳妇领去见见，就在前边那条街最西边，冈梁上那户人家。不过她肯定不会让你进门，就在门外望一望吧。”

　　

　　我知道她们怎么想，她们是想让这个已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女人再经受一次目光的羞辱，因为我在前边走，二嫂就在后边说：“千人指万人骂的主，她走在大街上，从来不敢站脚。”

　　

　　矮个儿女人只把我领到一个街西的地瓜地边，就止住了脚步，她指着地上边的房子说：“去吧，就这家。”

　　

　　往地瓜地上边迈步时，我的心有些慌乱、紧张。我紧张，不是怕她不让我进屋，而恰恰是怕见到这个屋子，见到她。这里曾是罪恶的深渊灾难的现场，我不知道曾在深渊里跋涉过的她，如今能是个什么模样，更不知道曾酝酿并发生了灾难的屋子和院子，是怎样一种气象。好在我的后边又跟来了张申。张申见我不走，他也不走，我想让他走在前边，他却停在后边催促道，你快走哇。终于鼓足勇气，大步流星拐进院墙外边，我的心忽地一跳，差一点儿叫起来——我看到了一个魔鬼！她就坐在院子中间的过道上，两手撕扯着豆秸，神情专注，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半边脸，而另一半黑紫的脸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紫幽幽的光。她看见我们，蓦地挺直了身子，警觉地喊道：“你们哪儿的？”

　　

　　“我们是滨城来的，想在农村买个民房，你这房子卖不卖？”这是我在路上已经想好了的话。上乡村买房是当下最可信的由头。

　　

　　她看了看我，坚定地说：“不卖。”就低下了头。

　　

　　我立即又在后边跟出句：“我能进你的院子上趟厕所吗？”

　　

　　女人抬起头来，把挂在一半脸上的头发送到后边，认真打量一下之后，凄楚地摇着头，坚定地说：“不行，我不想见人。”

　　

　　这时，我看见了一张完整的脸，它瘦削，但有棱角，眉骨和颧骨都很高。她的脸不是紫，是她手上的豆秸映的，换个角度，你会觉得她就是那种黑皮肤的人。而恰恰就是她这种黑皮肤，才显出一种东南亚人才有的那种野性的美。刚才被吓了一跳，都因为之前就对房子和人存有恐惧。

　　

　　不能进院，又不想马上走，我和张申就真的像要上厕所似的，往坡地上边的小树林里走去，直到钻出树林，站到一块比房子高很多的平地上，才停下来。在这个角度，看不到院子，只能看到灰瓦房顶，张申这时把镜头对准我，郑重地说：“孙老师，能谈一下你的感受吗？”我知道他是认真的，于是凝目向身边的房子望去，许久以后，我说：“我感受很复杂。”

　　

　　“为什么复杂？”

　　

　　“我理解了女人为什么在丈夫死后七天，就和堂哥结婚。”

　　

　　“为什么？”

　　

　　“谁都无法知道她和堂哥在面对她垂危的丈夫时经历了什么，但我能想象，那是一场被道德、良心、惊悸、恐惧点燃的大火，是一场被感情和理性发动的战争。在这场火灾里，在这场战争中，他们非常想输，他们早就告饶，可是很不幸，他们胜利的结局已提早被确定。因为无论怎样，先死的都一定不是他们，于是他们在灵魂里厮打，浴血奋战，他们用犁铧铁压他，用绳子绑他。当有一天战争结束，他们变了，道德什么都不是了，他们变成另一个他们。《冷山》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发生了一场战争，原来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再重要了。”

　　

　　“你的意思是，他俩一开始就真心相爱。”

　　

　　“当然，这有什么疑问吗？”我不解地看着张申。

　　

　　“我不这么看。”张申说，“姜立修只是怀疑而已，姜立生穿裤衩站在他的屋里，说明不了什么，是他的死，把两个人推到了一起。他们七天以后就结婚，就是想向世界证明他们在道德上的无辜。”

　　

　　我不同意张申的看法，我说我敢确定不是这样。在遇到姜立修之前，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她从来没回过娘家，证明她的父母已经不在。她或许真的做过妓女，生下了个私生子。为了生计，她或许真的跟了好几个男人，可是在遇到姜立修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姜立修没有沾过女人，对她死心塌地。他承诺他在乡下有房子，会给她一个安定的家，于是她毅然跟到农村，可来到后才发现，这是一个谎言。姜立修一无所有，如果不是堂哥有情有义，把他们召到家里，他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深受虚伪虚假伤害，她对老实诚实的堂哥深有好感。她见过世面，堂哥不一定是她理想的男人，可在她经历了尘世漂泊之后，他是她此刻最理想的男人。天长日久，自然就擦出情感火花。

　　

　　听我这么说，张申没跟我争，因为我们的耳畔，正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传来。向东边看去，只见房屋后边，二嫂和几个村里女人领着研究生们，正影影绰绰晃在小道上。

　　

　　“那个‘百草枯’呀，村里人没谁理她，她也没有脸见人。”这时，我突然拽住张申，直直地盯着他的脸，“你不觉得，二嫂和二嫂所代表的村庄，才更像百草枯吗？”

　　

　　怎么讲？张申用目光发问。

　　

　　“这个女人都这么可怜了，她们还不肯放过，你听听。”

　　

　　二嫂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她呀，从来没听说她回过本溪娘家，就囚在这个屋子里。”

　　

　　她从来没有回过娘家，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一个心灵的家？

　　

　　在与二嫂们会合的路上，我在心里一遍遍发问。可是和二嫂走近，她好奇地瞪着我说：“怎么样，看见了吗？那张脸魅人吧，好看，一杀一个准儿！说起来人家遭这些难，值，人家是百草枯，也值！”

　　

　　我目瞪口呆。

　　

　　可怜的也许不是“百草枯”，而是二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