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被绑在一棵大树上，头发蓬乱，满脸伤痕。各种各样的口水，焦黄的、布满泡沫的、乳胶一样地粘在他的脸和衣服上。

　　

　　我感到胃里的东西翻江倒海般要涌出来。但我努力压住了，胃里是我随父亲赶场获得的一只馒头，也是唯一的食物，我不能轻易给浪费了。我绕着树转来转去，想寻找长在他身上的“第三只手”。我老早就听大人讲，小偷有“第三只手”的，我还从来没见过长得什么样。但我失望了，他和我们一样，只有两只。这两只手被一根粗大的麻绳紧紧捆住，反身圈在树干上。手臂上横一道竖一道都是麻绳勒出的红印。

　　

　　周围起伏着咒骂声、控诉声、嘲笑声。人们群情激奋，苦大仇深。时不时有人啐他一口，或从暗处递出一拳，击在他软绵绵的身上。他的身体随着人们的击打和推攘倒向一边，又被麻绳扯了回来。脑袋耷拉着，像拨浪鼓，在脖子上不由自主地摇来摆去。

　　

　　我忽然有些疑惑，他会不会已经死了？我探出一根手指在他手臂上碰了一下，冰凉冰凉的，不像活人的手。我有一种冲动，想在他手臂上揪一把。我不知道这种冲动是看到别人的击打给我带起来的，还是我想确认他是否还活着。但鼓了几次劲，最终没敢下手。

　　

　　二

　　

　　那时候，我在一个乡村中学当校长。有一天，杨老师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她想把那孩子给我送来。我是不喜欢老师把孩子往我这儿推的，我曾多次提醒老师，孩子嘛，有反复是很正常的。对孩子不要轻易下结论，要遵循教育规律，保护他们幼小的心灵。教育，再教育，直到感化他。

　　

　　杨老师向我大倒苦水，我都是按教育规律办的呀！我已经够保护的了，我已经教育，再教育了，但我就是感化不了他！

　　

　　杨老师说，最先发现这孩子偷同学东西的时候，她用了个巧妙的办法，给了他改过的机会。她让孩子们全出去，再挨个回教室转一圈，每次一人，半分钟。偷了东西的孩子可以趁这机会自觉把东西还回去，别人也不知谁干的。杨老师问我，这方法够保护的吧？但没用！结果是，不但原先掉的东西没还回去，又新掉了几样东西。

　　

　　为教育这孩子，我还搞过“寓教于乐”呢。杨老师说，她把孩子的偷窃行为编成情景剧，让孩子们模拟演出。原先，为了达到更真实的效果，她让那偷过东西的孩子扮演“小偷”。她要求“小偷”要蹑手蹑脚走路，东张西望观察，老鼠一样，眼睛骨碌碌转，嘴里还要发出吱吱的叫声。但那孩子总是扮得不像。没办法，只得换了别人。这出情景剧的结尾是：“小偷”被捉住，大家扭送他去交给警察。警察把他绑在一棵大树上，扯出他的“第三只手”放在砧板上，再从身后取出磨得雪亮的“斧子”，高高举起，朝他“第三只手”用力劈下去……

　　

　　这出戏演得非常成功，孩子们完全融入情境中了！杨老师说，演出的时候她在偷偷观察，那个偷过东西的孩子局促不安，很难受的样子。她说她想要的就是这效果，说明这孩子已经受到震撼了！

　　

　　但事实上，杨老师摇摇头，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不一会儿，那孩子又犯了新的错误。原来几个孩子下来后，还没从剧中走出来，拉着他和他砍“第三只手”玩儿。没想到他竟然大打出手。

　　

　　我感到杨老师对“教育规律”的理解似乎有些问题，但究竟问题在哪儿呢？我一时也没想明白。

　　

　　杨老师没注意我的表情，接着说，这孩子反复的次数太多了，像习惯性流产，有一点诱因他就犯。有一次，他偷了东西，被其他孩子扭到我的办公室。我给他讲了很多道理，把他说得痛哭流涕。我想我这些话肯定是深入了他内心的，否则他不会哭得那么伤心。我都要被我的教育感动了！但是其他老师泼我的冷水，他们说，没用的，他的哭是鳄鱼的眼泪，他马上就会重犯。我当然不同意。于是我们打了个赌，把十块钱放在一张桌上，让他一个人从桌边走过，看看他拿不拿。果然，他又拿了！

　　

　　三

　　

　　小偷被绑在场口的黄桷树上，是我小时候上街赶场时经常看到的情景。父母去赶场，我常常追在他们屁股后面跑。给打回来了，一转身，又哭喊着追上去。其实，跋涉几十里崎岖山路跟到街上，能得到的，最多也就是几粒水果糖，或者一只馒头。不过这已让我很期待了。此外，我还可以跑到场口瞧人们打小偷的热闹。

　　

　　几乎每一场都有小偷被抓住，推去绑在树上。那时候，乡里有个从县里派来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人们称他“胡特派”。胡特派的工作似乎就是专职抓小偷。他可受尊重了，一上街，人们就争相往他口袋里塞香烟糖果，请他去饭馆喝酒。每天，他的口袋都是鼓鼓囊囊的，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歪戴着帽子，走路趔趔趄趄，一根警棍在屁股上荡来荡去。但就这模样，每一场，他都还能抓到一两个小偷，有时候甚至能抓到三五个。抓到小偷后，他从来不往警室带，取口供啊立案侦查啊这些，而是推到场口，用麻绳绑在黄桷树上，任人们瞧热闹，打骂。他呢，就歪在旁边的躺椅上睡觉。在人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打骂声中，呼呼打鼾，口涎流下来，把警服濡湿一大片。散场的时候，他也醒来了，麻绳一解，塞在腰间，转身到饭馆喝酒去了。小偷呢，就任由他们自行离去。不过那时候小偷常常已被人们折磨得奄奄一息，有的拖着残腿呻吟着往场外爬，有的撑不住，就死在那儿，给收拾垃圾的人扔到荒郊野外去了。

　　

　　父母是不允许我们跟上前打骂小偷的。倒不是他们认为打骂小偷不对，是怕我们给小偷记住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小偷若记住我们的样子，不定哪天就偷上门来了。就像对蛇一样。父母说，在山上遇到蛇，要么不理它，要打就一定得打死，打而不死，晚上它会偷偷溜到我们床上，给我们做枕头。

　　

　　村人对小偷，是既恨又怕的。那会儿我们每家都养狗，养狗就一个目的：防小偷。但是用狗防小偷也有很多弱处，有一个说小偷的顺口溜：“月出靠山走，云遮翻坳口，狗咬贴柱头，风吹就动手。”这顺口溜活现出小偷的神出鬼没，同时也说明了养狗防偷的不可靠性。狗只对活动的有声响的物体敏感。物体要不活动，比如小偷贴在柱头上，一动不动；或者弄出的声响和周围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比如夜风吹起来了，吹得窗棂啪啪响，这时候，狗能判断出窗棂是被风吹响的，还是小偷弄响的？而且狗很容易被收买，“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颗肉包子足以把狗的嘴全塞住。一颗藏了毒药的肉包子，狗可能就在“痛快”中永远睡去了。

　　

　　研究防偷措施，就成了村人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房门是我们最揪心的所在。门轴须做得紧，转动门轴能发出尖锐的摩擦声。门闩得做成铁的，加一个反扣，门后再用一根钢钎死死抵住。有时我们还在门后拉一根铁丝，铁丝上系一串铃子，一碰到铁丝，整串铃子就叮叮当当响了。不过即便如此费心，小偷还是能轻易钻进屋里。农家的房子太敞，墙壁是竹编泥糊的，屋顶是草搭瓦盖的，天花板是木板竹竿的——飞檐走壁的小偷，哪里是从门进来的呢？

　　

　　四

　　

　　那一天，我并没有和杨老师探讨她的“教育规律”。严格地说，杨老师是学校里难得的好老师。其他老师在对待学生偷摸现象时可从来没有过她这样的耐心。接到班上有人掉东西的报告后，他们会立马挟风裹雷般冲进教室，前后门关严实了，所有的学生把抽屉里的东西搬到桌上，书包里口袋里的东西全倒出来，在各自位置上站好。老师从前到后，地毯式搜查，搜身，彻查到鞋底。

　　

　　搜出来了，老师们会像押送战俘一样揪着那孩子的耳朵到讲台前，面向全体同学站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偷过？偷了些什么东西？偷来的东西怎么用的？务必刨根究底。孩子要不承认，就发动全班学生检举揭发他。不过，揭发的毕竟是少数。学生中有一种潜规则，向老师打小报告是可耻的，比小偷还可耻。这难不倒老师们。当面揭发或者署名揭发被人瞧不起是吧？那就匿名揭发。老师在每个学生面前放一张纸，让学生左手拿着笔，在纸上写，不用署名，最后老师来收。这样，交上来的纸，谁也认不出是谁写的了。还是不知道写什么是吧？不知道也得写，写你的猜测，你的分析，他会偷什么？哪一件没告破的偷窃案件可能是他干的。在老师如此这般的引诱下，学生们身上一些原始的欲望就给引出来了。就像大家看到小偷被绑在树上，忍不住要上前递出一拳一样，孩子们都在纸上写满了匪夷所思的告密。

　　

　　老师们把纸收起来，列一个表格，进行统计。按照统计学原理，学生告密最多的事情，就最有可能是那孩子干的。不是你干的，为什么那么多同学指证你呢？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呢？或者老师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告密信收起来，他根本就不用看，全扔进垃圾箱里。他的方法是“诈”。全班四十多个学生，有三十多个说你干了某事某事，你还不承认？这件事情，或许真是他干的，既然那么多同学都揭发了，他也就只得承认。如果那事情不是他干的，他为了洗脱罪名，一定会把真凶指出来。即便他也不知道真凶，在辩解的时候他肯定要留下些蛛丝马迹，再顺藤摸瓜，再有多深的老底都能给翻出来了。

　　

　　也有老师并不是这般惊天动地。他们不用发动全班学生，他们很温和。下午的天气很热，他们把孩子叫到一棵阴凉的大树下。安一个躺椅，躺椅前放一张小茶几，上面放一本杂志或者一个水杯。不过这不是给学生准备的，是老师自个儿用的。学生必须在前面站好，不能随便挪一步。你不承认是吧？没关系，没想好就站着继续想，想好再说。老师呢，就仰躺过去喝茶，看书，看倦了就把书盖在脸上眯眼瞌睡。眯一觉醒来，接着问。问着问着，跑题了，不问孩子的偷窃行为，研究起他的站姿问题。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抬头，挺胸，收腹，并腿，双手紧贴裤缝……仿佛是要训练一个军人。有老师过来，看见那孩子，高兴地搭话。又偷了？是啊，又偷了！这小东西，死不悔改！搭话的老师走上前，在孩子耳朵上揪一把，听不进话是不？给你转个24频道看看！乡村学校，下午的时光太漫长了，漫长而寂寞，打牌呢要输钱，打球呢太累，有这孩子消遣着，就可以轻松熬过了。

　　

　　老师不着急，学生不能不急了。一动不动站了好几个小时，尿早就胀了，肚子也早就饿了，算了算了，招了吧……

　　

　　事情查明后，老师们就把孩子偷窃的事情搞成材料，交到我这儿来了。就像公安机关把案件移交法院一样，他们让我根据这孩子偷窃的程度，比照校规，给予处罚。警告，记过，记大过，开除留用察看，开除。这孩子已是好几次送到我这儿来了，处分已经升级到开除留用察看了，再往上升一级，就是开除了。怎么能开除呢？义务教育是不允许随便开除学生的！这是随便吗？都偷到这个份儿上了还不开除吗？但我们还是没解决问题啊，开除以后再偷怎么办？老师们惊讶了，开除以后就不是我们的学生了，偷还是不偷关我们什么事啊？

　　

　　五

　　

　　那时候，我们害怕小偷，仇恨小偷，但小偷却如影随形在我们身边，甚至就藏在我们身上。庄稼成熟时，生产队要派出专人日夜守护。不过不管多少人守护，庄稼被偷的事情还时时发生。青天白日的，一个人从玉米地边走过，他就走路而已，腿在迈着，手在摆着，绝没有其他附加动作，但他过去后，守护人上前一查，忽就少了好几个玉米，也不知他是怎么偷的。晚上，风清月白，四野无声，守护人大睁着眼，不敢眨一下。一时感到似乎有一道黑影在眼前一晃。眨一眨眼，什么也没有啊，是不是眼看花了？一会儿后，还是不放心，沿着稻田走一圈。才发现稻田里有个大水坑，一大片稻谷只剩了光枝。显然是偷的人怕被发现，蜷身在泥水里。又有一次，一个守护人被打昏在庄稼地旁，满脸是血。大家都觉得这小偷实在可恶，偷就偷呗，还打人，这不是明抢吗？后来这案子告破了，原来是监守自盗，守护人给大家演的一出苦肉计。

　　

　　种子也要偷。种子领去后，装在每个人的围腰帕里，围腰帕拴在腰上，挖一个窝，就往里放几粒种子。但是，那手总是不自觉地把种子放进嘴里。生产队长为防备人们偷吃，在种子里混进六六粉之类的剧毒农药。这是事先告诉过大家的，但是仍然有人抓来往嘴里塞。一春播种下来，常常要毒死好几个人。

　　

　　在饥饿面前，死亡也显得无足轻重了。或许每个人都知道死亡是人生最大的恐惧，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经历过死亡，而每个人都正在经受着饥饿的煎熬。所以死亡和饥饿一比，很多人愿意挑战死亡。万一那农药并不那么毒，人吃了不过拉几次肚子呢？

　　

　　另外一样东西，相对于偷窃行为的羞耻感，似乎更无足轻重的。村里有个寡妇，她的丈夫就是偷吃毒种子给毒死的。她丈夫一撒手走了，却给她留下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实在没有太多的食物喂饱她的孩子们，于是她就成了生产队里偷盗最厉害的人。她身上的衣服是个百宝箱，什么都往里面装。走过玉米地旁，就掰两颗玉米塞进去；走过水稻田旁，又扯几串稻谷藏进去。她的身子一整天都显得臃肿不堪，严重变形。不过，她的偷盗技术又是非常拙劣的，经常被守护人抓住。她脱逃的办法，就是和那逮住她的人睡一觉。在玉米地旁逮住就在玉米林里睡，在水稻田旁逮住就在田埂上睡。

　　

　　赶场看到小偷被打时，父母总不忘提醒我一句：可记住了，千万不要偷别人的东西啊，看嘛，下场多惨！可他们却也在悄悄地偷。有一段时间，生产队修渠堰。公社有几个下来负责技术指导的，生产队要给他们办伙食。他们是上级领导，每顿至少要有肉的。父亲有幸获得买菜割肉的任务。从集市上采买回来后，父亲总要先偷偷溜回家，用菜刀在那割回来的一小块肉边沿，轻轻地片下薄薄的一小片。真是薄，几乎可以照过人影。母亲把这一片肉切得很细，用韭菜炒出一大盘。只是在一大盘韭菜里，已经没有肉味了。当那块肉实在不能下刀的时候，父亲就用刀背使劲在肉上刮，挤压，努力要搞出一些油出来。

　　

　　每次父亲回来偷偷切肉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怦怦跳个不停。当看到父亲为了不被人发现肉给割过，专注地把刀在肉边沿轻轻削过，忙得满头大汗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但我又抑制不住“吃肉”带来的激动。我就在那样的纠结中，把自己的脸搞得红一阵白一阵的。

　　

　　六

　　

　　那是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我一整夜没有睡着。下晚自习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一个同学把厚厚一叠饭票放在教室的抽屉里就走了。那时候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家里穷，姊妹多，父母既要努力填饱我们的肚子，还得供我读高中。我知道家里的难处，生活费上能节约的我尽量节约，有时候一天吃两顿就过去了。

　　

　　熄灯很久了，宿舍里所有的同学都轻轻打着酣，我却还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的头脑异常兴奋，那叠饭票像一堆沉重的砖块，压在我的胸口上，让我喘不过气来。好几次我鼓足勇气要爬起来，但身上却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瑟瑟发抖，像是在发高烧。后来我的尿胀了。我对自己说，尿胀了，起床出去撒尿吧，难不成还撒在床上？我理直气壮起床，把周围的东西弄得砰砰响，结果一个同学给吵醒了，他咕噜一句，小声点吧，别人要睡觉的嘛！我要撒尿！我冲他大声吼一句，摔门出去了。

　　

　　但是出门后才发现，我其实一点尿意都没有。在厕所站了很长时间，一滴尿也没挤出来。走出厕所后，我竟然不是回寝室，而是不由自主地往教室方向去了。而且我的走法也和平时不一样。出来的时候，我往有路灯的地方走，身子懒懒的，拖着脚，睡意蒙眬。现在我则专踩那些阴影，而且动作异常敏捷，灵猫一样，迅速就蹿到了教室门口。

　　

　　当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午夜的教室时，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白天我进教室时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我在这里待了近三年时间，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里面。现在却是非常的陌生，似乎从没来过。教室里摆满了一排一排的桌椅板凳，桌上塞满了一堆一堆的书籍本子，黑板上写满了一片一片的字迹图画，一切都拥挤不堪，但我却感觉空得很，像正迈向一个大得看不到边的场所，不敢落脚。似乎每跨一步，就会有巨大的声响发出。我的心忽地就慌张起来，狂跳起来，我几乎撑不住身体了。

　　

　　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同学的桌子，那张藏着一叠厚厚饭票的桌子，它从众多虚浮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仿佛是沙漠里的一块绿洲。一阵巨大的饥渴感推着我直往前冲去，我已经触到那张桌子了，它坚实的表面让我的心多少有些安定。感谢上帝，我一下就准确无误地摸到了那叠饭票！是的，肯定是饭票，那方形的有些锯齿的尖锐的棱角深深刺痛了我……

　　

　　可就在这时候，灯忽然亮了，教室里坐满了人，连讲台上也站着老师。仿佛他们原先都藏在桌子底下，我一伸手，他们就齐齐站起来，扭头看我……至今我也没搞明白，教室里亮起的灯以及满屋子的同学老师，是我的幻觉，还是真实发生了的事情。或者所有一切都是我做的一个梦，我根本就没到教室去过。我能记起的就是，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响了，寝室里的同学和往常一样，慵懒地撑起身子，打着呵欠，趿拉着鞋子出去跑操。但是最后出去的那个同学却过来把我被子一掀，冲我诡秘地一笑，还不快起床，昨晚熬夜了？

　　

　　七

　　

　　为什么？

　　

　　按照我的经验，一个人当小偷，首先是他缺这些东西。但这个孩子并不缺少他偷的那些东西啊。他父母都在外省打工，一年只能在过年的时候回来十几天，大年一过，又出去了。不过，他父母每个月都要给他寄回来很大一笔生活费和零花钱，足够他买他偷的所有东西了。他的爷爷还在乡村的公路边上开了一家商店，从杨老师那儿了解到，他爷爷其实是很溺爱他的，只要他开口要，他爷爷也不管赚钱不赚钱，直接就给他了。但问题是他从不开口要，他偷。他爷爷刚背转身去，货架上就少了一样东西。

　　

　　家长对孩子的偷窃行为是很敏感的。你要告诉他，孩子不守纪律打架欺负小同学，他会旗帜鲜明地让你对孩子管教严厉点：写检讨，站办公室，下跪，狠狠给孩子两下！但如果你告诉他孩子偷窃，他就不高兴了，甚至可能和你翻脸，我们孩子怎么会偷呢？你可别冤枉好人哦，我们又不缺少那个东西！如果真是查出来了，被别人逮个现行扭送来交给他们，他们不得不承认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绝望的，对孩子的处罚是空前严厉的。他们会让孩子跪在碎瓷片上，用鞭子狠狠抽打孩子的手。那时候还发生过几起极端的事情，家长把那偷窃孩子的手指砍了半截下来！大家都没觉得家长这样做与犯法有什么关系，都称赞家长干得好，会管孩子！

　　

　　起先，杨老师打电话和这个孩子的父母沟通时，他父母也不相信这孩子偷东西。最后他们不得不信，却是毫无办法，隔得太远，总不能隔三岔五就请假赶几天几夜的车回来管孩子啊，不现实啊。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给孩子增加零花钱，企图通过让他“不差钱”来改变坏毛病。

　　

　　他爷爷也已对他毫不吝惜。有人告他爷爷，这孩子又偷东西了。他爷爷也不再辩解，不去查实，就对那人说，给我说有什么用啊，给他爹妈说吧。那人急了，你这不是赖账吗？你明明知道他爹妈在外打工，我找不着！他爷爷疲惫地说，我赖什么账啊，俗话说，竹子节节，一节不管一节。我是要死的人了，家里这么多农活还做不完呢，我管得了那么多？要不，我交给你，你带去，要杀要剐，随你吧。那人怎么敢杀敢剐，没办法，只得找到学校，告到他班主任杨老师那儿。杨老师呢，在几次教育没起作用后，觉得还是要家长来配合教育。找来找去，最后只能找到孩子爷爷。孩子爷爷没听完就急了，老师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找我也没办法啊，你们罚他站办公室，拉他到全校去批斗，打他一顿，给他一个严厉的处分，怎么好就怎么治理他吧！只一条，别把他开除了，开除回来，放到我这里来，可怎么得了！

　　

　　如果是其他老师，这个“皮球”就踢给我，逼我射门——踢出校门了。杨老师是个好老师，她并没有逼我射门的意思。她想送孩子到我这儿来，是讨办法的。不过，我心里也没底啊。我说，这孩子是为什么呢？

　　

　　杨老师给我的答案是：他不只是偷，他还赌，打游戏，泡网吧，抽烟，和很多老早就被学校开除回去的孩子吃喝玩乐。所有这些不良嗜好都需要钱，他父母给他的零花钱再多毕竟是零花钱，远远不够他和他那些混混朋友们的开销。杨老师认为，他的这些不良嗜好以及他在社会上结交的那些狐朋狗友正是他“第三只手”重新长出来的肥沃温床。这些温床不去除，光把他的“第三只手”砍下来，是治标不治本的，就像癌症的报复反应一样，一有温床，“第三只手”又会疯长起来。杨老师说，唯一的办法是把他隔绝起来。但问题是，怎么隔绝？在哪里隔绝？谁来隔绝？

　　

　　八

　　

　　不管是做梦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高中晚上发生过的那一幕，很长一段时间都像一块坚硬的寒冰塞在我的胸膛里。在此后的人生中，我用了太多的时间来消化它，融化它。

　　

　　大学里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恋武侠小说，对小说里描写的“盗帅”、“妙手空空”们崇拜得五体投地，觉得这些古代侠士劫富济贫、助难救困、动作潇洒、身手敏捷、飞檐走壁、兔起鹘落、凌波微步、如影随形——所有美丽的词语加在他们身上都不为过。晚上熄灯后，我们就躺在各自的床上展开论战。有的说，武侠是成人童话，迷恋武侠是幼稚的表现。有的说，武侠中“盗帅”、“妙手空空”全是虚构的人物，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还有的说，所谓“盗帅”、“妙手空空”其实就是小偷，对他们的赞扬就是对不劳而获这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掩盖和美化！

　　

　　我不服，一个人大声地和他们争论。是不劳而获吗？不，是劳而无获！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小偷的产生，根源在于物质的分配缺乏起码的公平正义。小偷为什么只出现在底层人群中？抓到小偷后我们为什么敢毫无顾忌地折磨他们侮辱他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小偷是最没出息的最无可奈何的人群。而同样是不劳而获的另外一类人，比如强盗，我们却是惧怕的。因为强盗强悍，力量强大，有恃无恐。再比如那些贪污的官僚、逃税的富商，我们知道他们在偷，而且他们的偷甚至使得他们站到了权力和财富的制高点，但是当权力和财富成为社会标杆的时候，我们还能说他们是“小偷”吗？“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对于诸侯，我们不仅仅怕他们，我们还不得不敬他们，驯服地跟着他们走，向他们唱赞歌！

　　

　　我一翻身坐起来，满头大汗。我心里隐隐感到，我之所以那么激烈，其实是在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偷窃行为辩解，为我的父母、为我村庄里的父老乡亲们辩解。同时也是在用力消化塞在我胸膛里的老寒冰。它在我身上已经落下了病根，只要有人提到哪里被偷了我就紧张，觉得他们可能怀疑我！一听到别人用轻蔑的口吻谈笑小偷的事情，我就感到他们在嘲笑我，消遣我！直到我当校长后，当有老师抱怨我手段绥靖，校规不严，容忍甚至纵容学生的偷窃行为时，我的心里还一阵轻颤：难道老师说的是对的？我还在为自己辩解？我真是在纵容学生偷窃？

　　

　　九

　　

　　我忍不住问杨老师，我真是在纵容偷窃吗？

　　

　　杨老师睁大眼睛看我，忽然笑一笑，安慰我说，你别听那些老师胡说！你是个好校长！

　　

　　既然我是个好校长，杨老师你也是个好老师，为什么我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不但改不了偷窃的毛病，而且病得越来越深呢？

　　

　　责任不在我们，在家长！在社会！杨老师肯定地回答。

　　

　　真在家长和社会吗？既然我们什么作用也不起，还拿我们干什么呢？

　　

　　杨老师张了张嘴，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让杨老师把那孩子请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久久注视着眼前这孩子。他的双腿紧紧并在一起，双手贴着裤缝，身板挺得笔直，脑袋深深地低垂着。我不知道他这个姿势是有意而为，还是一种习惯。说他是习惯，因为他已经多次站办公室，不用我提醒他就知道怎么站了。说他有意而为，是说正因为多次站办公室，他已经深谙站办公室的策略，保持一种诚恳的、积极悔过的而又可怜巴巴的模样，可以让老师迅速获得满足感。老师一满足，火气就消了一半，站办公室的时间就会大大缩减，再装出可怜的样子，老师心一软，或许很快就给放了。

　　

　　我站起来，绕着他转。我感觉我像小时候围着那被绑在大树上的小偷绕，想寻到他的“第三只手”一样，现在我也试图在孩子身上找到些什么。我要找的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深深地俯下腰，看他的眼睛。我发现他的眼睛竟然和那小偷一样，也半眯着，眼球在眶里咕噜噜转来转去。我心里一凛，难道小偷都是这样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半眯着？他们的眼球在转什么？当初我去偷饭票的时候，眼睛也这样？

　　

　　我忽然就有些慌乱了，二十多年前的那种感觉又猛地冲进我心里。仿佛并不是这孩子偷了别人的东西，倒是我偷了他的东西，他来问我索还一样。我真的偷了他的东西吗？我、杨老师，还有那么多老师真的偷了这孩子的东西吗？是啥东西呢？我们该不该还他？怎么还他呢？

　　

　　我跌坐在凳子上，忍不住苦笑起来。我的笑声惊动了孩子，他先是全部睁开了眼睛，后来慢慢抬起头来。他的动作鼓励了我，我的笑声变得自如起来，明朗起来，我仰过头去，靠在椅背上，哈哈大笑。孩子愕然了一阵，也渐渐地跟着我，咧开嘴巴，笑了。到最后，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

　　

　　（原载《作品》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