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的演唱活动接得多，相对的，做功课的时间就很少。每天晚上回家都已经累坏了，第二天又要早起，长期下来，谁都受不了，何况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读书的时间太少导致邓丽君的课业并不理想，白天没什么精神上课，就算再聪明功课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一个以学业成绩品评学生好坏的六○年代，邓丽君不是问题学生，却是个让师长很有意见的学生。即使她的导师很看好她、心疼她，却无法兼顾演唱和求学，为她的前途颇为忧心。

　　

　　学校的师长对她的“走唱”并不谅解，甚至对家长也颇多微词。他们认为小小年纪放弃学业而去唱歌，让小孩子来为家里赚钱，是一种崇尚虚荣的想法。家长不以孩子成长期间的纯真、上进、用功读书为要务，反而鼓励她抛头露面，走入声色场所，更是莫名其妙！他们认为该让她做出一个决定，不能再两头奔忙，这不是学生该有的生活。

　　

　　邓妈妈回忆起这段日子，大人心里的确是做过一番挣扎。邓爸爸原本一直不希望她这么小就走上演艺的路子，邓妈妈则是看她自己的意愿。邓丽君在深思过一段日子之后，告诉妈妈她的想法：“要出人头地，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现在没有办法读书，将来总是可以弥补。”眼看着前面的路子已铺成了一个成功的雏形，现在放手以后，难保还有没有机会等着她；就算放弃目前一切，而选择继续读书，以她的成绩和兴趣，能不能读出什么名堂来也未可知。

　　

　　邓丽君自己思考很久，终于下了痛苦的决定——“休学唱歌”。即使心中有着许多遗憾，她相信自己的选择不会错。台湾一直是升学主义至上、学历文凭挂帅，以她的年龄，能看清“行行出状元”的事实，毅然做出不流于俗的选择，应该是她对自己知之甚明。所谓“没有超俗的思想，不能尝试破俗的行为”，邓丽君给自己的前途打过算盘才下决心，这个抉择的当口，她早已期许自己的未来要有所作为。她并不是能被人左右意识，或被牵着鼻子走的泛泛之辈。

　　

　　对于后来媒体上有诸多指责，认为她在初中就为生活被迫休学，要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是斯巴达教育下压迫的牺牲者，邓爸爸、邓妈妈只要钱，不顾孩子前途的说法，其实是无中生有的猜测！批评的人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生存法则，而一个非池中之物的少女，又岂是世俗的模式所能宥限的呢？邓妈妈说，邓丽君从小就很有主见，如果不是她自己愿意走这条路，光靠别人强迫、压榨，就算是再孝顺，也不可能高高兴兴走出成功的风光来，这是显而易见的。

　　

　　邓丽君黯然离开学校，告别了制服与书包的日子，没有道别也没有欢送，只带走几个好友的祝福和老师的叮咛。步出金陵女中时，踽踽独行的单薄背影，让不少喜欢她的老师、同学为之鼻酸。但她的伤感是短暂的，因为一连串的演唱行程，满得让她来不及去咀嚼走出校门之后的失落感，她像往常一般带着笑容与自信，迎接属于她生命中的音符与旋律。一九六九年，邓丽君才十六岁，人们喜欢她清纯活泼的模样，在她快乐的说说唱唱、蹦蹦跳跳里，让人不自觉的打心底欢愉起来。

　　

　　事实证明，日后她从未间断过高昂的学习情绪，除了自学之外，更到美国读大学、赴伦敦进修，成绩都不错，精通数种方言及多国语言的“才华”更为人所敬佩。在日本曾陪着她一起学日语的邓妈妈腼腆地微笑细数那段学习时光：“我们是一起到日本的，给她请了日本老师做一对一的会话教学，其实我也有老师，两人学习语言的起跑线本来是一样的，哪知道才三四天，她就敢叽哩呱啦的和邻居讲起话来！我在旁边听了好惊讶，从那以后，有依赖心嘛！我就越学越慢，她越学越快，到了真正需要和日本人接触的时候，她都可以直接和人家对话了！”我好奇地问：“那大约是多久呢？”邓妈妈笑着说：“我哪能记得有多久？但快得就像是她原来就懂日本话似的，我最高兴的是，有一次在等她开会的时候，一位先生向我鞠躬，好像是夸我把女儿教得很好，她的言谈遣词用句都是有教养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家才会用的话语。我心想，这哪是我教的呀！是她自个儿用功学来的呢！但是，光是要解释这句话我都说不好，想想算了，就微笑接受他的赞美啰！”我们都笑了，这是在数十次采访中，难得看到邓妈妈笑得那么开心。

　　

　　学历低并不代表她的学力低，也不代表她的知识水平差，更令邓妈妈欣慰的是她的自爱自重、待人接物圆融自在，在国际礼仪上应对进退很得宜，这都不是学校教得了、学得到的。一个低学历的人在提早进入社会大学之后，用眼泪、毅力、时间、努力所换取来的成功，让我们庆幸她当时做出如此选择，如果她放弃了唱歌，一路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考高中、读大学，念了某个科系，去上了班，结了婚，也许她美好的歌声只能哄哄孩子、哼哼自娱，中华民族又哪来这样傲视国际的巨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