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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第五章

 

  
  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尾高早就不像原来那么气壮如牛了。对他来说,名也有了,继续在张鼓峰守下去,可以预见的是,绝不会再有什么好果子吃。
  
  尾高就巴望着上头赶紧下个撤退令,他好马上屁颠屁颠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偏偏人怕出名猪怕肥,一个似有似无的“大胜仗”,以及臆想中对苏作战“红旗标兵”的树立,就把第19师团给活活钉在了张鼓峰,使他们处于前进不能,后退不准的尴尬境地。
  
  就算是死守,也得守得下去才行。尾高把住在军营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找来,现场指给他看:每天飞机炸,大炮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要飞机绝对不可能,北野便通过“朝鲜军”向参谋本部申请大炮。好说歹说之下,参谋本部终于松了口,答应拨出一批炮兵部队,专归尾高调度。
  
  在长勇联队和炮兵部队正式到达前线之前,还有一段足够尾高煎熬的日子。
  
  1938年8月6日,第39军用于张鼓峰的兵力集结完毕,在施特恩的指挥下,按计划对张鼓峰实施总攻。
  
  张鼓峰是被河流相夹的一个狭长地带,西面是图门江,东面是哈桑湖,要从陆路登上张鼓峰,只能从北面的沙草峰和南面的52高地进出。施特恩以一个师搭配一个坦克营,分别从南北两面发动进攻。
  
  苏军使用的坦克为T-26轻型坦克,这种坦克因防护能力较差,所以一般不单独行动,主要用于支援步兵作战,中国在抗战中购买过一批,由此成立的机械化部队在昆仑关战役中曾给予日军以重创。
  
  平原战是坦克的最佳舞台。张鼓峰虽是丘陵,但坡度不大,坦克车辆在行驶中障碍很少,这使得T-26火力强、速度快的优点得到了充分发挥,日军前沿阵地的胸墙因此被坦克炮打成了锯齿形状。
  
  继坦克之后,飞机也找到了机会。到下午4点,连日罩于张鼓峰一带的浓雾逐渐消散,苏联空军趁机对张鼓峰和沙草峰进行反复轰炸,重型轰炸机出动超过两百架次,到最后,连张鼓峰峰顶上那块著名的刀形岩石都被炸得粉碎。
  
  防御张鼓峰的日军承受了极大压力。在日本陆军的辞典上,关于防御有两种军事用语,一种叫做攻势防御,或称决战防御,是以攻为守,逼迫对方进行决战,但是尾高的大规模迂回计划遭弃,也就意味着攻势防御没了可能。
  
  第二种就是专守防御,说得难听一点,等于缩在乌龟壳里被人揍。要是第19师团有乌龟壳就好了,不幸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士兵穷极之下,连手榴弹和石块都用上了,仍然无法阻止苏军的突进。
  
  夜幕降临后,苏军的飞机坦克作用减弱,尾高急调两个大队至山顶增援,通过发动夜袭,才把已进至山顶的苏军驱走。
  
  加伦打了一天没结果,“下课”,施特恩新官上任,一天之内同样是两手空空。想到麦赫利斯那阴森森的目光,他的脊背立刻起了丝丝凉意。
  
  施特恩给前线发去了一份捷报——不是战报,是捷报,上面说:“日军残余分子已被清除出我境内,所有的边防站都被我红军牢牢控制。”
  
  在一切不切实际的要求面前,就算是原来不擅说谎的人都被迫无师自通。施特恩对迅速取胜尚无把握,但他知道自己除了搪塞,已别无他法。
  
  经过第一天的较量,施特恩初步尝到了机械化密集打击的甜头。张鼓峰的陆地面积南北相加,总共不过3公里,一弹丸之地耳,这么多大炮、坦克和飞机投入进去,可以轻易形成遮天盖地一般的火力优势。
  
  1938年8月7日,施特恩如法炮制,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日军损失比第一天更为严重。
  
  苏军炮火覆盖面很广。张鼓峰以北有一座伪满军哨所,伪满士兵将生火的炉子搁在哨所附近,被苏军炮兵发现,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立即延伸射击,直到将炉子炸飞为止。
  
  轰炸刚刚告一段落,苏军即以坦克为先导,步兵随后,向日军守备阵地发起包围攻击。T-26坦克一马当先,扮演了战场清道夫角色:工事压塌,暗堡击毁,电话线碾断,日军阵地内被冲得人仰马翻。
  
  日军用以对付坦克的是速射炮和炸药包,只是坦克太多,一时难以应付,速射炮也接连被苏军击毁。所有阵地之中,最危险的仍然是52高地。
  
  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血脉相连,一失全失。尾高急调预备队增援,意识到使命艰巨,行前预备队专门举行了简短仪式,匆匆忙忙地表达了“必死报国”的决心,然后才急速向52高地赶去。
  
  知道残酷,到了现场一看,比想象中还要残酷:守卫52高地的日军伤亡惨重,大队长和几个中队长非死即伤,阵地已经面目全非。
  
  预备队毕竟是生力军,一番死拼,高地总算没有易手。
  
  螳臂当车
  
  一天鏖战下来,拍着胸口喊庆幸的是尾高,深感失望的则是施特恩,因为他的网里仍然找不到大鱼的影子,张鼓峰和沙草峰的山顶还在日军掌握之中。
  
  对施特恩来说,唯一能聊以自慰和庆幸的是,他总算捡到了一条“小虾”:苏军以舟艇横渡哈桑湖,控制住了张鼓峰东坡。
  
  两轮较量结束,难分胜负,尽管尾高和施特恩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那种焦灼不安的心情却是一模一样的。
  
  施特恩等不得正式开场,就策划对张鼓峰山顶的日军进行夜袭。既然是夜袭,参与的人数就不能太多,又估计到白天日军遭到极大消耗,防守力量薄弱,施特恩只派了一个营。
  
  然而他错了。山顶尚有两个日军大队的编制,每个大队的人数再嫌不足,凑起来还足以应付一个营。
  
  施特恩的夜袭以失败收场,他只能在天亮后再开“高压锅”。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天亮之后,尾高变得更为坚挺。
  
  1938年8月8日,长勇联队、关东军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队,全都到达了战区,日军的防御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施特恩的“高压锅”光听见动静,却无法将对手蒸熟蒸烂。
  
  气粗了一点的尾高研究战况后,意识到东坡的失守终究是个大麻烦。此处虽非山顶,但被苏军卡住位置后,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将在防御上失去有机联系。
  
  为了抢回东坡,尾高也组织了一次夜袭。施特恩千争万争,就争到这么一个落脚点,哪里肯舍,而且东坡已经集结了大量苏军士兵和坦克。双方的夜袭最终都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
  
  这一天,施特恩发送的“捷报”戏剧性地登上了苏联中央报刊的头条位置。类似的假消息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它确实救了施特恩一命,按照“捷报”的说法,这时苏军已经控制住张鼓峰和沙草峰,施特恩的任务变成了“击退日军的反扑”。
  
  作为加伦的参谋长,施特恩在步炮、步车以及陆空配合上,都显得十分熟练,其中最出彩的一笔,是横渡哈桑湖,抢占东坡。它的作用不仅是切断52高地和张鼓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集中攻击的目标,苏军的火炮攻击由此变得更准更狠。
  
  另外,再好的幕僚长也难以完全代替主帅。施特恩细节上抠得不错,对战局的整体把握却难以与加伦相提并论。加伦是集中兵力对日军据点进行逐个拔除,看上去速度虽慢,但能收稳扎稳打之效,施特恩急于求成,他来了个处处撒网,普遍攻击,52高地、张鼓峰东坡、张鼓峰山顶、沙草峰全是均衡用兵,反而欲速不达。
  
  施特恩望山顶而兴叹,他不知道,占据山顶的日军也已到了强弩之末。
  
  从7月31日起,第19师团在张鼓峰鏖战九天,作战兵员每一天都在缩水。尤其在施特恩对张鼓峰实施机械化密集打击之后,日军损失更为严重,每天都要倒下两百人。一线大队的步兵为此平均减少一半,其中佐藤联队的情况最糟糕,作为占领张鼓峰“首功之臣”的第1大队仅剩30人左右,还没一个小队的人多。
  
  假如这些伤亡,都是在对射或白刃战中产生的倒也罢了,让尾高感到格外惊恐的是,火炮造成的死伤超过了子弹和刺刀!
  
  除了关东军增援的炮兵部队外,第19师团的编制里本身也有山炮联队,联队长是田中隆吉,但所有的这些炮根本就不是苏联人的个儿,既掩护不了步兵,也保护不了自己。田中隆吉战后尚心有余悸,在分析败因时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螳臂当车。”
  
  什么都能瞒,伤亡不能瞒。当触目惊心的数字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中村司令官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他主动将第19师团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大队也调至战场。
  
  从8月9日到10日,张鼓峰之战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指引炮火进行攻击,第19师团没有飞机助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移过来移过去。
  
  战前日本海军曾担心的一幕也接踵而至。由于连日暴雨,洪水猛涨,使得日军从图门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然而图门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控制和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战艇都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一座庆兴桥提供,而这座桥后来也处于半瘫痪状态。
  
  在“高压锅”的猛蒸猛煮下,第19师团虽然尚未烂,但也快了。
  
  尾高的“亲信部队”佐藤联队包括联队长佐藤在内,仅剩三名军官,其他在前线作战的联队也是伤亡枕藉,整个师团差不多被打成了空壳。尾高明知必须留下预备队,到这一步也顾不得了,他把作为预备队的长勇联队全都部署到了第一线——不管怎么说,打满补丁的裤子总比光屁股强吧。
  
  当着部下的面,尾高鼓动残余官兵们继续在张鼓峰死守下去,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为此他还搬出了一段“七生报国”的典故。
  
  全被出卖了
  
  所谓“七生报国”,说的是日本古代的两名兄弟武士,战败后弟弟问哥哥:“你死后的愿望是什么?”
  
  哥哥说:“我的愿望是轮回七次(即七生),再回人间消灭敌人。”
  
  两兄弟商量妥当,便互刺自尽。尾高说到这段著名典故的时候,脸上仍然是一副抱着垃圾股还死不肯割肉的倔犟样,可是一转身一回头,他那惨白惨白的脸色足以吓死人。
  
  尾高以师团参谋长的名义,向已离开前线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发出电报,先将第19师团所处险境描述一番,接着便老实承认“目前本师团的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的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
  
  参谋本部闻讯,派一名高级参谋对张鼓峰进行了紧急视察。这名参谋飞回东京后,把战场的不利态势和惨烈战况如实进行了汇报,他告诉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晚撤退不如早撤退,晚撤退的话,只会招致更多毫无意义的伤亡。”
  
  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将原计划赶赴广东参战的一个师团抽回,作为第19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但也正是在这天晚上,日苏的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打响,军备需求变得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也再次达到极限。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其现存弹药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所需,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但实际上并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面作战。
  
  8月10日晚上12点,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境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日本政府自夸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军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是以少数兵力顶住了大敌,所以不是败仗。
  
  为了进行宣传,日本报纸还特意避结果抓细节。长勇联队长作为第19师团的军方代表参加了谈判,他在谈判现场故作姿态,来了个仰天大卧的睡佛造型,记者们如获至宝,对这一幕进行着力渲染,写出了一个纯属意淫的勇武故事。
  
  结果却是真吃亏。军部将第19师团撤到了图门江南岸,第19师团固然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他部队去张鼓峰设防,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
  
  苏联人对那几个丘陵却是很在意,在第19师团撤离后,他们迅速控制住了张鼓峰和沙草峰,相对于以前的假消息,这次才是真正的占领。
  
  四天后,苏联高层通过内部调查报告,得知了假消息的真相,不过随后的态度和做法却颇让人捉摸不透。
  
  苏联高层不仅未对假消息进行追查,还大摆庆功宴。所有参战将官和部队都获得了列宁勋章或红旗勋章,施特恩也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加伦,他并不在授奖名单之列。
  
  1938年8月18日,施特恩正式取代加伦,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三年后他遭到处决,不过跟张鼓峰之战毫无关系,罪名是“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
  
  加伦预感到灾祸来临。当他从张鼓峰前线被召回时,精神已极度紧张,返回途中,他和麦赫利斯坐在同一列车厢里,麦赫利斯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不应该穿白色制服去前线,尤其是去前沿阵地。
  
  白这个颜色在苏共概念里绝对不是好词,它代表着与“苏联红军”相对的军政力量。加伦一生谨慎,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忙中出错,给人找到了可攻击之处,可他已经在不乎了,因为他知道,与“白”相比,一定还有更大更可怕的罪状在前面迎候着他。
  
  在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之后,加伦逐渐意识到新的罪状会是什么,一时悲愤交加。当着妻子的面,他不停地嘟囔着:“全被出卖了,全被出卖了!”
  
  1938年8月31日,加伦奉召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就是解决“哈桑湖事件”(苏方对张鼓峰事件的称谓)责任的追究。
  
  张鼓峰一战,日军伤亡一千四百余人,苏军伤亡则达到四千多人,苏日伤亡对比接近三比一。内部数据一公开,举座皆惊。
  
  三倍的兵力和武器对比,结果却是恰恰相反,这确实令人震骇。尽管加伦仅亲自指挥了一天,但加伦还是因指挥问题遭到了严厉批判,并被定性为导致这次“重大失误”的罪魁祸首。
  
  如果只是就军事言军事,尚属正常,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伏罗希洛夫的主持下,加伦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军事会议当场撤销了加伦的所有职务。
  
  不久,加伦被逮捕入狱,并遭拷打至死。在他死后四个月,法庭才以“日本间谍罪”追加宣判。
  
  与加伦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第19师团长尾高。他抗命在先,战败于后,但因参谋本部稻田等人一直予以支持,事后不仅未受追究,还带着“勇将”的名誉到关内做了军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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