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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叶公好龙
  
  此时的石原正如日中天,他被称为“满洲国诞生之父”,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式人物。辻政信过去也见过石原,但因双方的名气和级别职务悬殊过大,不过是“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么一眼”,从没有面对面接触过。
  
  在辻政信的想象中,石原是战争之神,一个“连鬼都抓来吃”的人,他能不能接见自己,接见时态度会怎样,都是无法预料的。让他想不到的是,石原不仅欣然同意见面,还特意抽出时间,把辻政信叫到自己家里来恳谈。
  
  辻政信那个感动和意外,高人就是高人啊,哪像花谷,只不过跟“九一八”沾了那么点边,就把谱摆到天那么大。
  
  当着石原的面,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疑问,大概在辻政信看来,“九一八”完全可以搞得更干脆更直接一些,为什么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呢。
  
  辻政信对“九一八”的考虑很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不奋起拿下满洲,把满洲地图涂上与日本相同的颜色,就对不起(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战死者的)英灵!”
  
  石原微睁着眼睛,面带微笑,像是早就把眼前这个年轻参谋的心给看透了。针对辻政信提出的疑问,他一一作了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欲速则不达。
  
  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怎么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措施准备,才能确保行动成功。
  
  听完石原的话,辻政信的脸腾地红了,感到“过去的想法该是多么幼稚,如果有洞真想钻进去”。
  
  石原担任过关东军作战主任,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手把手地教这位小参谋如何戴好“爱满洲人”的面具,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东北的目的。
  
  这也是谋略,即不能把关东军的“权益思想”全部暴露出来,必要时候,还得装装好人,表现一点“道义思想”。
  
  都是前辈高人所传的真经啊,辻政信听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石原的一番言论,让他的思想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不同的见识,其力量竟是如此的可怕”。
  
  在辻政信的一生中,这无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见面和对话,石原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在辻政信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百般尊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辻政信后来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其遗骨一直扔在沈阳郊外无人过问,他儿子张学良“九一八”前不过问,“九一八”后想过问也过问不了了。辻政信就举办了一个盛大葬礼,把张作霖埋葬在了张家墓地,这是张作霖死后九年的事,总计花了十万日元。
  
  辻政信此举可谓是震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对关东军的形象也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仅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需要十亿多日元的事,真狡猾呀……”
  
  辻政信笑而不语,就听韩云阶接着分析说:“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的效果。”
  
  韩云阶在伪满官吏中,是一个洞察力很敏锐的人,他一眼便看出辻政信如此处心积虑,是在收买人心。
  
  似乎又一个石原要出现了,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辻政信并不是石原,安葬张作霖这样的“妙笔”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爆发了。围绕这一事件,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不扩大派的代表就是石原,而石原坚持不扩大的原因,就包含在他与辻政信的东京对话中,也即“满洲国建设思想”。
  
  别人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可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辻政信完全不管这些,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扩大派的凳子上,而且在军部讨论尚未有结果的时候,就经常跑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煽风点火,说:“军部太软弱,我们要在卢沟桥拖着他们……”
  
  时任“华北驻屯军”作战主任的池田纯久中佐属于不扩大派,他没理睬辻政信,结果有一天辻政信就跑来对他说:“明天关东军要用山海关的轰炸机去轰炸卢沟桥,我要坐战斗机去。”
  
  池田吃了一惊,反问道:“你说的是真心话?”
  
  辻政信把头一扬:“当然是真心话。”
  
  池田见他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立即表示反对:“真是帮倒忙,这是在做为矫正牛角而杀牛的傻事!关东军要轰炸中国,军部同意了吗?恐怕不会同意吧,别那么干!”
  
  辻政信气势汹汹:“军部磨磨蹭蹭,所以要果断地去干。”
  
  怎么劝都不听,池田也来了气:“要是这样就没办法了。那你就去干吧,不过我们将用华北驻屯军的战斗机来击落关东军的战斗机,请明白这一点!你要回头再发牢骚,我可不管。”
  
  辻政信愣住了:“你是说友军互相攻击?”
  
  池田毫不相让:“是的,没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我来负。”
  
  池田当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他的恫吓却成功地吓住了辻政信,后者乖乖地找台阶退了下去:“既然主任参谋说到了这一步,那就算了吧。”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其实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换句话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的,是石原发动“九一八”所获得的好处和光环,一旦需要他熬的时候,他是根本憋不住的,所以类似于安葬张作霖那样的表演只能偶尔玩那么一次,所以他才会置精神导师于不顾,想要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战斗机去卢沟桥,哪怕那里并不属于关东军管辖的范围。
  
  可是辻政信又是聪明的,因为他迎合了“潮流”,而石原已经不合“潮流”了。果然,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日渐式微,扩大派占到上风,在天皇裕仁的支持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辻政信正是搭乘这列快车,一跃成为“华北方面军”最年轻的参谋,而且还是他本人最热衷的作战参谋。
  
  等到出口转内销,返回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时,辻政信的处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出名得趁早
  
  关东军已经进行了人事更换。辻政信过去在第9师团的老领导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新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曾是辻政信的上司,两人都很器重辻政信。
  
  在作战课内,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是陆军大学“军刀组”成员,在军校算是辻政信的学长。辻政信在参谋本部任职时,两人曾同在一课,而且关系好到能穿一条裤子。
  
  辻政信的军衔并不高,少佐还是刚刚晋升的,课里的很多参谋不是中佐就是大佐,但在这些参谋里面,以辻政信来关东军的时间最早,资格也就最老。另外,辻政信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强项,那就是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会战,实实在在地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不像其他参谋,都是从军校到办公室,再从办公室到办公室,所谓“桌子上打仗”,从没真刀真枪地历练过。
  
  因为这些原因,辻政信在作战课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发言权,那些军衔比他高得多的同事常常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重回关东军,辻政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自己颇为感慨地说:“通观前后,像当时关东军司令部那种上下一体、滴水不入的人际关系,是不曾有过的。”
  
  辻政信天生就是一个没多少生活情趣的工作狂,这下干得更起劲了。同事形容他: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张起嘴来哇啦哇啦,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一时间,就好像整个司令部都在随着他一个人转一样。
  
  在没情趣、有干劲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倒与辻政信十分相似。辻政信好歹还娶了老婆,植田为免后顾之忧,连老婆都不想要,在“一•二八”淞沪会战后期,他和重光葵一起挨了炸弹,并且都被截去一条腿,自那以后,便誓不婚娶,成了一个单身将军。
  
  对辻政信,老植田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他倍加赏识和信赖,称辻政信“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
  
  辻政信跟植田在一起,算是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植田让他组织调研,他就不畏劳苦,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到诺门罕进行了详细考察,从当地的气候土质,再到河流道路,一一进行分析记录。
  
  在测绘队和辻政信所取得资料的基础上,植田和他的幕僚们重新对稻田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认为乙案要强过甲案。
  
  苏军在沿海边疆构筑有纵深达200公里的要塞阵地网,还有十几个步兵师,纵然能从此处突破,日军也需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是甲案最大的缺陷。
  
  按照辻政信的考察,乙案不仅可以避开甲案的问题,而且从海拉尔到哈拉哈河的路线,正是当年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及欧洲的进兵路线,史有前例,在日本陆军中素有小老虎之称的关东军,完全有望成为日本的“成吉思汗”。
  
  两碗迷魂汤一灌,植田顿时飘飘然,便铁了心支持乙案,并得到了参谋本部的认可。当时陆军省更倾向于甲案,双方在内部进行了辩论,最后二比一,甲案输给了乙案。
  
  因为要靠关东军来执行乙案,参谋本部同意今后非特别需要,不再从关东军中抽调部队,以便关东军一心一意地进行备战。
  
  假如只满足于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以纯粹功利的角度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红到底朝天,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战方案,脱胎于石原的指导,石原一惯主张慢火炖汤,所以最后无论甲案,还是乙案,都把对苏作战的时间设计到了1943年,扳着指头数数,还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点事,然后以此为借口拨快时间表。
  
  在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喜欢制造事端的特点:一有什么事,他就会立即赶往现场,装作上级有命令,指挥这个驱使那个。
  
  张鼓峰事件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张鼓峰,在第19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现场,并且特地鼓动那位参谋:“喂,把那座山(指张鼓峰)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朝鲜军”司令官知道后,赶紧命令这个祸星退出了张鼓峰。
  
  辻政信和关东军虽未能插足张鼓峰事件,也知道第19师团在对苏作战中遭受了重创,但他们从中得到的不是教训,而是启发。1939年4月,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一份由辻政信草拟的“边界纠纷处理要纲”新鲜出炉。
  
  对边境纠纷处理,辻政信的原则是“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为了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哪怕暂时进入苏联境内也在所不惜。
  
  他还通过“要纲”告诉驻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
  
  这哪里是处理纠纷的预案,根本是一份找机会打架的通告。它完全背离了军部在边境纠纷上暂时息事宁人的初衷,可当“要纲”被送交参谋本部时,却未遭到任何批驳。
  
  关东军不是“朝鲜军”,在日本军界的地位非比寻常,一些高官显要,诸如板垣等人,最早皆服役于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看来,关东军的方案再不妥,也绝不能轻易打压,以免影响“皇军之花”的士气。更有稻田等人,张鼓峰折戟之后,正急于寻找新的旗手,关东军的强硬姿态无疑投其所好,令他们击节叹赏,引为知音。
  
  “要纲”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部队长们对“要纲”的实质皆心领神会,认为这是关东军鼓励边境挑衅乃至大打的公开信号。
  
  果然,“要纲”出台不到二十天,诺门罕便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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