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也很喜欢编造那些专门用来唬小孩的故事。我对这个还特拿手，编出一个又一个听起来像真的的故事，让小伙伴们听得如痴如醉。我很喜欢向伙伴灌输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一次我郑重其事地坚持说，如果流血的话，在泥巴里滚一滚就能彻底止血。当年的我，把大人们当作神一般崇拜，妈妈在我的眼中简直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但自然而然地，我慢慢发现其实成年人也是会犯错误的。当看到掌管大权的大人们只不过是手里有权力，但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时候，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真正的人生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亲眼看到大人们的冷漠，有时候还目睹大人们的暴虐行为。当年的澳大利亚仍然是个大农村，没有互联网，飞机一般人也坐不起，在学校做了错事会被鞭笞。我转过那么多学校，每次来到新地方，都会试着在新的学生等级制度中闯出自己的位置来。与此同时，我也试图将等级制度彻底颠覆。这就招致同学们对我施暴，针对我的偏见和不公待遇也时有发生：我自己有时候也带头闹事，这在澳大利亚乡下可是会很受罪的。有一次在一所学校，我不明不白地就被拖到校长办公室，因为某种神秘的“违反纪律行为”被藤条毒打。后来才得知，学校有东西被偷，同学们都诬陷是我干的。
　　
　　童年的我很喜欢读书，也喜欢玩磁铁。外公说我小时候总是背着一大包书去上暑期学校，其中包括一部厚厚的艾伯特•爱因斯坦传记。因为这个，同学们可能更加讨厌我了，但如果你没有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习惯，以后也不会在乎。物理的世界和头脑的世界在我的童年完美地契合，年幼的我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两个世界之中。可以说，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计算机的热爱，我的正义感，我对权威的态度等等都是由此而来。正是在谷尔曼加的这段时光孕育了我真正的人格。
　　
　　童年时，我还有一些启发道德感的经历，它们对人格的发展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有一次某个地方召开反战集会，我父母主动为集会创作了一出街头剧目。妈妈用泡沫塑料造了把M16步枪，刷得漆黑，安上条肩带。继父从军事剩余物资店弄来了一套军服穿上，全家去肉店买了两品脱的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路人对我们投来的好奇目光。继父浑身泼上了血，后来因为那把假枪被警察抓了起来。此后妈妈还帮过一名搞游击科研的人研究澳大利亚马拉灵加沙漠地区核试验地的情况。1952年到1963年间，在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下，英国开展了“大”、“小”两种规模的核武器试验。“小”型试验是指将核弹置于常规爆炸物中点爆或炸掉，或放在飞机上然后指挥飞机坠毁，造成的恶性后果远远超出政府当年公开的数据，放射物质扩散到大片地区。然而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却一直否认核试验对当地驻军或原住民有任何危害。这当然是个弥天大谎，但直到多年以后两国政府才公开承认。妈妈的这位朋友希望能够挖出真相，有一天凌晨两点钟，我们从试验地回来，开车载着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突然，他发现我们被人跟踪，于是赶紧下车，我们则继续向前开，不久就被联邦警察拦了下来。警官说，妈妈可以算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半夜两点还带着个小孩外出。他告诫妈妈远离政治，自那之后她真的远离了政治，但我可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