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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第一份泄露的文件于2006年12月28日公布,似乎是来自索马里的政党伊斯兰法庭联盟,但当时我们也解释道,数据源很神秘,是通过一名中国人交给我们的,因此我们也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索马里遭受多年战乱,约三分之二国土相继分裂出去,此时的联盟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社会秩序。摩加迪沙治安转好,普通人相信军阀日常暴力和大规模掠夺行为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泄露的文件是一封司令官的令函,用语具煽动性,信中他提到了“索马里伊斯兰共和国”这个联盟很少用的词汇。司令官写道:“你们都清楚,所谓的索马里过渡政府正在大规模抓捕索马里宗教领袖和穆斯林教徒。他们骗国际社会说,索马里宗教领袖都是基地组织成员。”同该文件一起交给我们的,还有电子邮件,邮件表明,包括石油部长在内的索马里各位部长正准备会见中国官员。邮件还揭露出索马里人真正的对华态度和中国对非洲的真正态度。
  
  当时索马里的局势在西方没有得到实际重视,而这短短两份文件就能让人看到当时的情况多么复杂。联盟的确在努力改善社会:在联盟治理下,摩加迪沙的垃圾11年来第一次有人来收。然而不管该党政绩如何,美国就是盲目地通过该地区的最大盟友埃塞俄比亚加以反对,把东非任何形式的伊斯兰政治化现象都与1998年内罗毕美国使馆爆炸案挂钩。我们刚准备好泄密后,埃塞俄比亚就仗着美国的撑腰入侵索马里。我们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尽可能提供分析、评论和其他泄露信息。即便文件是假的,即便是中国线人伪造的,它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证明秘密文件的披露能够加深我们对复杂政治局势的理解。对于维基解密这样一个刚起步的网站来说,这第一步棋走得很妙。
  
  我们都对西方媒体的道貌岸然麻木了——更不要提东方世界很大一片地区严苛的审查制度——竟然忘记各国人民对自由出版和披露侵权现象如饥似渴。世界各地的人迅速给我们反馈,有些信息不可信,有些内容帮不上什么忙,但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的事业。当然了,因为我们是别人口中的“告密网站”,自从一开始就有某些人乐于告我们的密,一直都是这样。我的回答总是:“好吧。我们应该吃点自己开出的药,尝尝是什么味道。”我们是一群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十分理想化,努力改变着世界。别人的攻击我们承受得了,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立场稳稳的,想不出敌人还能怎样污蔑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对我的人身攻击,也没有想到憎恶我们的人会污蔑整个组织。有些神经错乱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面对着种种困难,我们依然勇敢前进。我想拉朋友入伙,但从个人经验来看,友谊只能带来约九个小时的免费劳动。要做的工作多到难以置信。运作理念是多年以来思考而成的,但编程、后勤等工作必须快速高效完成。我从肯尼亚走到坦桑尼亚再走到开罗,一路不停做网站,全部行囊一个帆布背包都装得下。坦白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也不是那么物质主义。衣服不多,手边有什么就吃什么。我留不住钱,钱一到手不是花掉就是给人。眼看着我这一代很多天才计算机宅人成为了百万富翁,我感到有些恼火,不是因为我也想发财,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向我伸出援手的。话虽如此,在成立维基解密的这几年里,四处飘荡的经历让我缓慢地意识到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物质需求。我有一袋子袜子和内裤,还有一个大一点的袋子装笔记本电脑和电线就够了。


  
  我来到巴黎和伦敦拉帮手。很多志愿者短期内很踊跃,但后来不是想要钱就是要名望,我也理解他们的想法。在巴黎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两个月,当时恰逢尼古拉•萨科齐为竞选总统四处拉票。时间是2007年春。我身心彻底崩溃,因为我知道维基解密有能力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工作太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忙碌,巴黎夜晚的街道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让人很容易忘记网站最终是真的有可能造福世界的。我当时的女友会时不时来我这里。她只负责给我送吃的,我则一直守在计算机前。她会讲俄语,有时我看不懂俄语会帮我一把,总体说来那段时间我是一个人熬过来的。我对工作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计算机半步。
  
  有时候我觉得听到了屋外鸟儿的尖叫,自以为肯定是磁岛的热带鸟类。有时候我还在一瞬间幻想糖蚁在桌面、地面上列队爬过。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匆匆流逝,天气变得奇热,我还要保证维基解密的提交系统万无一失。当时我手上已经搜集了大量资料,但自建站之日起新信息就不断涌来,我向很多告密者保证日后会公布。因此,我一面按新数据的优先程度分类,一面又对系统修修补补,设计加密电邮系统,为比如肯尼亚人安全互动编写程序。感觉就好像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分部似的。和任何新生业务一样,维基解密必须要自我有机成长: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紧迫,因为这不是一家正常的公司,没有正常的筹资模式和业务模式,也不通过打广告和注入风险资本来运营。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一天到晚寻找志愿者,同时经常在网上与事先约好的人开会协商。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可没觉得有意思),有一两次只有我自己参加会议。整个流程看起来肯定就像是个精神分裂者在演独角戏:我坐在那里,敲着键盘,同时扮演主席和秘书的角色,一个议题接一个议题往下走,唱票表决。真是疯了。不过当时我认为自己必须要煞有介事地进行下去,坚持到底就是成功。出于这种自我鼓励的精神,有时候我还决定某项特定的工作——比如写一份重要的新闻发布稿——需要着装得体,体现出场合的严肃性。想象一下,我窝在巴黎一间狭小闷热的房间内,胡子拉碴,敲着键盘,身上却穿着得体的西服外套。有够离谱吧。

  
  丹尼尔•马修斯在团队中坚持了很长时间,但因为长期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报酬,最后心力交瘁。当时他已经搬到了斯坦福,一边读博士一边教书。当时那个节点上,我们在圈子里的反响甚至都不是那么正面。做了那么多苦活累活,受欢迎程度竟然一点都没有提高:志愿者们肯定在问自己(今天的志愿者们估计也在问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当时的我回答不上来。我一心扑在建设网站上,希望别人能够在工作中发掘内在的动力。有几次真是出现了大难题。2007年我们面前的工作堆积如山,压力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我当时去了非洲,拉了些比较重要的关系后回到了巴黎。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不久后就开始发烧,体温骤升。想必各位读者也清楚,我这个人有点爱装作什么都懂的毛病——这个毛病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优点——所以我自然读过几本医书,对医生的信任度几乎为零。烧得很厉害,但我确信烧几天就会退了,结果大汗淋漓痛苦熬了十天左右还没有退烧。
  
  最后查出染上了疟疾。只要在法国医院呆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法国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会吵着要闹革命。即使只做短暂停留,都能理解为什么福楼拜厌恶资产阶级,为什么60年代激进分子想要一把火烧了索邦大学。就这样病还没看好。负责我的护士欺负人惯了。她想给我胳膊打扑热息痛。我说我身体不疼,没必要。她说医院所有病人都要打,没有例外。我说不行。晚上她又要给我打,我又拒绝了。结果她还要打,我就一把扯开针管,说要是再打我就走。各位读者可能要抗议了,谁会没事和护士打架呢?我也明白。但必须要说清楚,这些护士就是法西斯,我当时烧得头脑也有些不清醒。我房间内的老头给我加油鼓劲,他说那些护士总是任意摆布病人,看我奋起反抗他特喜欢。因为我不打扑热息痛,护士就不照顾我。后来我胃痉挛时,因为我拒绝服用给的药,她们也不找医生来。整个系统就是为了惩罚那些对医护有异议的人士的。


  
  我天生不会照顾自己。这个缺点后来一直给我惹麻烦。但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什么:比起让自己活得更舒适,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会将精力放在关注世界各地的战争上。不久后,维基解密大显身手、揭露这些战争的机会来了。2007年秋冬季,我们收到了来自美国军方内部的一些文件。11月,我们将这些内容丰富的数据全部公布,披露了美国陆军在伊拉克注册使用的全部军事装备,共有约15万份记录。我对资料做了分析,发现其中包括美军的“作战序列”,即整个指挥筹备结构,所有军事单位、姓名、物品的信息应有尽有;不是子弹等消耗品,而是波斯地毯、计算机等固定资产。我拿来全部列表,编写程序以做分析:参考军用品网站的价格,我们观察到巨大的军费开支,也发现了哪些单位资金最充足。约一半左右的装备购置是为了应付武装分子的简易爆炸装置,常称为路边炸弹或IED。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所谓的“巫师”机器上,此类设备技术精密,作用是干扰无线电信号。花在躲避IED上的——包括探测器、干扰器、引爆机器人、额外的装甲等等——总额约为130亿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花销也超过了曼哈顿计划的总额,我认为世人对此有知情权。
  


  我们的工作就好像是搭起脚手架,将更多有关伊拉克、阿富汗战情闻所未闻、深入细节的故事堆积成塔。一般的新闻记者对好多事情都抱着想当然的态度,没人质问钱花在了哪里,也没人调查指挥结构的运作方式。
  
  新的数据开始如洪水般涌来,由此带来的改变也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要敲开世界的外壳,让世界获得新生。我们从一开始就发现困难在哪里,其中最大的也最难解决的就是新闻工作者的冷漠。你为他们打开调查的大门,开启通向正义的道路,这些人却耸耸肩,说没有时间读完这么多材料。太让人灰心了。然而今天的我却发现,这是我们透过媒体看世界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新闻工作者并不仅仅报导新闻:他们的观点臆断和冷漠态度在呈现给大众的画面中也扮演着角色。我们则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比他们更出色。
  
  网络时代,因为很多人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知识,我就知道信息会被过滤处理。甚至有些军方人士都开始访问我们的网站,看看车辆需要哪些替换件。一位北约军用品承包商还曾登录聊天室,想替换装甲车轮胎,让别人帮忙出出主意。这真是讽刺中的讽刺啊。不管怎样,媒体始终不闻不问。当时我们的权威性还不强,也没有独家性——独家性是媒体运作的最根本动力。更不方便的是,我们公布的材料内容错综复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建立起了一个体系,改变了新闻业的基本规则。比如,面对着英国陆军这样强势的组织,第四权习惯眼巴巴看着身着制服的军官,坐等着通报会召开,新闻工作者自己则对不受监管的权力机构持一种顺从的敬畏态度。我们已经忘记,制服下面是活生生的人,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披露的,即权利掩盖下那赤裸裸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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