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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主文谲谏的政治目的

  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以研究政治伦理学、社会经济学为主。诸家都面对人生、社会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途径,缺乏对天体起源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宏观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实践特征,或者说现实终极目的:推崇“主文而谲谏”,一切指向现实政治。
  
  文、史、哲融合,文学是政治的工具,决定文学创作“谲谏”、“明道”的内容、目的,形成“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政教文学观。
  
  所以古人无论编纂还是运用史书都侧重于它的政治功利目的;所以司马迁自述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借助对历史的记述与评价,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是宋神宗赐名,所谓“资治通鉴”,就是以史为鉴,辅助政治。
  
  《周易》借天意讽谏,宣传人之政治观念。最初的卜筮,在庙堂之上,目的是决疑,决的是“国之大事”。早期的卜筮,都与权力、政治紧密相关。巫与祭司一类的人物,都是政治中心的权力决策者。决策需要合法性和权威性,而早期的政治合法性,都来源于神明。易筮是一种预测,更是一种决策的行为,借助模拟造物的过程来将决策变成上帝的旨意、神明的启示。《礼记•曲礼上》说:


  
  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
  
  易筮的操作过程就是决策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过程,它是古人沟通天人的途径,也是实行神权政治的手段。
  
  当时的文化官权力最大。国家的大小政务,如出兵讨伐,修筑城池,官职的罢免,甚至年景如何,天气如何等等,都由他们说了算。权力是用占卜方式,请求最信赖的上天(祖宗神:帝俊、帝舜、帝喾),借助他们的旨意传达给下帝(儿子、天之子)再支配人间的一切。相对地讲,文化官是借助上帝的意志,使之绝对服从,驾驭了统治者,对商周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孔子晚年痴迷《周易》,终于读懂《周易》潜在象数深层的引人向善的政教义理,他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总之,《周易》时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决定了《周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衍生出《周易》“推天道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论证方法、天人合德的道德观、天人和谐的理想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衍生出“法先王”的观念;以天为师的道德观衍生出借助上帝的权威引导君王向善;主文谲谏是当时文化以及《周易》的政治目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目的。只有将《周易》拉回到它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才可能读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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