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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很多,大体说来可能有这样一些:
  
  从语言(思维、交流、说理的工具)的发展上看,表示具象意义的词语的发生比表达抽象意义的词语要早。人类语言的发展,是由具体到抽象,先有具体实物,再有抽象概念的发展。首先认识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词语。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词语,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
  
  在类比联想思维阶段,人类的思维仍是以一般表象为基本形态。人类还不能把事物的本质特征抽象化,使之脱离感性形态成为抽象属性;还缺乏表示抽象意义的概念,以至没有足够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感知的事物。需要社会约定俗成的词语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属于一己的瞬息万变的感知和思维,人类只好把已知的具体事物作为判断、推理、表达的中介,只好“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说苑•善说》),于是形成了古人善以“比”、“譬”说理(比喻论证)的思维习惯,如狐假虎威、鹬蚌相争之类。


  
  语言的发展是需要社会约定俗成的,是滞后的,而个人的思想、情感却是千变万化的。
  
  从语言功能的角度看,受到语言及其表意功能的局限。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易传•系辞上》)
  
  “象”有二意:相似,模仿;象征,能像。
  
  王弼《周易注》(卷十)说: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言不尽意”,语言的表达力有限。语言是一般的、概括的,它无法表达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在缺乏社会约定俗成的思辨术语的时代,对于“道”的幽深微妙就更难以表达,“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提出了共同的语言策略:“圣人立象以尽意”,追求言外之意,在语言之外寻找那不能言说的“意”。
  
  从哲学观念上看,基于原始思维“人和各种物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超感觉的互相渗透的关系”而形成了我国古人“天人相类”、“天人相通”、“天人协调”、“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认为人是天的一部分,应遵循自然规律。或认为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规律。或认为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总之,古人认为人可以影响自然,自然也可以影响人,天人之间互渗共振,人类可以通过与人事相似相关的自然景象抒情说理。
  
  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周易》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周易》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天人相通,“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贲•象传》),物我互渗,并以己观物。直觉联想,内省体验,或将社会的伦常规范比附外在自然界的客观秩序,或在自然中观照自我,只因天人物我之间存在一丝相似或相关就可“比兴”、“类推”,以至“无譬,则不能言矣”(刘向《说苑•善说》)。
  
  从农业文化背景看,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一万年以前就出现了农业种植,其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始终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与自然相依相伴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人对自然的依赖,增进了人对自然的感悟,促进了人与自然的情感交融,强化了借自然说理抒情的思维模式。
  
  从宗法等级制的社会背景看,在宗法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臣子若不尽职,不能及时发现、纠正君王的过失,一旦产生不良后果,倒霉的肯定是臣子;臣子若直言君过,逢彼之怒,倒霉的仍旧是臣子。险恶的政治环境逼迫臣子既不能不尽职,又不敢直言君主过失,只能旁敲侧击,借天象、他物委婉暗示,在夹缝中求生存。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始终纠缠一处,政治家往往也是文学家,故政治家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民族性格和审美取向,影响了文学创作上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委婉含蓄风格的推崇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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