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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类比联想对抒情方式、推理方式的影响

  类比联想不是逻辑推理。类比联想可启发人的想象、创新,可与逻辑推理并行互补。类比联想思维方式长于抒情,而拙于说理。
  
  先说长于抒情。
  
  因为抒情与说理的标准是不同的。抒情只要联想就可以了,只要把你这种情感感悟到了就可以了,而且朦眬、灵活、开放甚至产生歧义,反倒可以拓展想象空间,增强审美情趣。这是中国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西方的文学家也非常羡慕。
  
  触景生情、借景抒情、设景抒情等抒情方式皆源于类比联想。“立象明意”、“比兴”,借与己意相似相关之景委婉言之,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生动具体的形象,正合“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审美规律,理念是抽象的,而形象是感性的,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可获得含蓄蕴藉之效果。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浮云、游子皆漂泊不定,因相似而“意象叠加”;“落日”,在农业文化背景中,黄昏意义重大,那是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漂泊异土他乡的游子每至黄昏倍思亲,“最难消遣是黄昏”。“落日”与“故园情”因相关而情景交融。


  
  《诗经•采薇》中有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折柳送别”渐成一种习俗。因发音相似,“柳”可联想为“留”;又因“柳”生命力极强,有点水分,就可以产生不定根,给点阳光就灿烂,插根柳枝就能活,于是就可联想到美好的祝愿,祝你像柳枝一样插哪哪活,一帆风顺,心想事成,马到成功;柳枝最初插种在故园周围,因相关联想,又暗含着深意:不管你漂向何方,不要忘了故乡亲人。
  
  柳永《雨霖铃》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天象跟他的离愁别恨有什么关联啊?了解了《周易》的这种思维方式,就知道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脉相承的。
  
  说“寒蝉凄切”,寒本来是一种肤觉感受,柳永把这个肤觉感受和离愁别绪这种寒凉的心绪联系起来了,引发相似联想;蝉的叫声本来就比较高,比较急促,内在的情感决定了你对外在自然物的一种判断,心里凄切的人,听了蝉叫也凄切,用蝉叫声的凄切来写自己的凄切,也是相似联想。
  
  说“对长亭晚”,古人送别都在长亭摆宴饯别,所以长亭就和送别相关联了,引发了相关联想;因为古代的送别,为了保证安全,要早一点儿让人走,一定在太阳落山以前让他赶到下一个驿站,坐船还稍微好一点儿,但也不能太晚,所以提这个“晚”,实际就委婉表示分手那个最痛苦的瞬间即将来临,他用这个“晚”来表达即将离别的痛苦,也是相关联想。
  
  那么“骤雨初歇”和他的情感有什么联系?从相关、相似联想去读解,就能读明白。因为下大雨的时候,还有借口拖延,现在雨停了,你还有什么借口?上路吧!
  
  “兰舟催发”,表明越是临近分离越痛苦。
  
  上了船,船走了,想什么呢?“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杨柳岸”,一说“柳”它就和离愁别绪联系起来了;“晓风残月”,把月亮和人生联系起来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这就是《周易》的思维方式引发的一种文化现象。大家都通过观照天象,来观照自己,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也容易产生歧义。
  
  东北地区就有一种说法,说“前不桑,后不柳”,房前不能种桑树,房后不能种柳树。原来他把“房前”的“前”和“前代”的“前”联系起来,把“桑树”的“丧”和“丧事”的“丧”联系起来了。其实这两种事物本没联系,只是发音相似就联系起来了。那个“柳”又和“流”联系起来了,财产流走了。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朦眬模糊,委婉含蓄,但不准确,不能必然地导出一种判断来。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意象、意境、情景交融、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都与《周易》的类比联想有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当中的“意象”就源自《周易》,“意境”的概念虽然不是从《周易》来,但其神理和《周易》用象来表意的方式是一致的。
  
  再说拙于说理。
  
  《周易》用一个自然现象,推导出一个抽象判断。一定要用形式逻辑当中的术语来说,这好像接近于由个别到个别,或由个别到一般,由个别的事例、案例、景象,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来。说接近,因为它严格来说还不是逻辑推理,只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逻辑学当中所说的类比或归纳,将天象和人事类比,再通过具体的象推导出一个抽象的结论,因为它这个论据和论点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只是相似相关的联想,《周易》就把它当做了一种逻辑推断。
  
  我们在沿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说理的时候,你想想情况会怎么样?抒情是可以的,说理就有局限性了。这对中国文化影响太大了。从说理的角度来说,我分成两点来谈,一个是对作品的理解,一个是对观点的论证。


  
  从文本理解说,春秋时期风行赋诗言志,在盟会燕飨席间引诗言志,温文尔雅,委婉含蓄。
  
  “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劳孝舆《春秋诗话》)不管古诗本义如何,只要与己意之间存在相似点,便可断章取义,类比联想,临时借用古诗比喻己意。别人的诗,我可以把它拿过来当做自己的作品,因为目的就在“期于言志而止”,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我的意思。“人无定诗”,人没有固定的诗,没人考虑这个诗的作者是谁。更可怕的是“诗无定指”,一首诗没有固定的主题,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只要相似相关,沾边就行。最让人忧患的是这一点,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只要相似相关,就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解释。
  
  孔子教学生《诗经》,重视修身养性,感发道德,也是沿用赋诗言志的方法。如《诗经•硕人》描写女子的美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的高徒子夏都无法将女人的容貌美与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找不到二者的相似相关点,就问孔子:“何谓也?”孔子启发子夏说:“绘事后素。”女子美容要先有白净的面容,再化妆;绘画要先有素绢,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女子美容与绘画存在先后顺序的相似。子夏在老师的启发下,则感发出“礼后乎”,礼后于仁,道德修养也存在先后顺序,要先有仁的内在自觉,再自觉遵守社会他律(礼)的约束(参见《论语•八佾》)。绘画、道德修养与女子美容之间仅仅是时空顺序的相似,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由相似关系引发类比联想,这并不是对作者本意的理解,只是临时的借用,但却直接影响了后世经学家对经典著作的解释观念与方法。“以意逆志”,以己意推求古人之志。理论依据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
  
  文学虽然是社会科学,它也要讲究学理,不是随便怎么解释都可以的。古人那种做法,从说理的角度来说,是有缺陷的,我们应该纠正。
  
  现在某些教授的“心得”类于此,多是断章取义的类比联想,而不是作者本意的探寻。若是消遣娱乐,并无大碍,只是怕对尚无鉴别能力的人产生误导,以为作品原本就可以这样读解。
  
  现在有些语文教材的作品读解也类于此,也多是类比联想的读解。
  
  庄子的《庖丁解牛》,大家都学过。高中教材里有,说《庖丁解牛》是通过这个庖丁解牛的故事揭示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精益求精。你稍微翻翻《庄子》,你就会知道庄子哪关心这事啊。
  
  庄子实际就是沿用《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就是取其相似相关,讲个故事,打个比方,说一种道理。他生活在那种大动荡、大变革的战乱年代,他感到痛苦,对一切都不满,又无力改变社会,最后只能改变自己,走向内心世界的超越,追求逍遥,一种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
  
  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庖丁解牛》选自《养生主》,实际讲的是养生的方法。《庄子》整个的思想逻辑,就是过程要逍遥,而且尽可能自然而然的,不能因为意外的灾难而夭折,逍遥快乐地走完上天所安排的生命旅程,这叫“得尽天年”。
  
  所以《庖丁解牛》实际也是在打比方,那把刀,就是人;那牛的肢经肯綮就是社会矛盾。你生活在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当中,你怎么生存?你要是跟它撞,折断了;你要跟它有磨擦,磨钝了。庖丁怎么做?庖丁拿的这把刀,就是庄子的象征,“刀刃者无厚”,刀刃没有厚度;“彼节者有间”,骨节之间有缝隙。社会制度再怎么黑暗,还是有缝隙,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游刃有余啊,躲避矛盾,结果怎么样?“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族庖、良庖的刀要么就折断了,要么就磨钝了,而庖丁的刀使用十九年还像刚刚磨出来那么锋利,说明自己能不受政治的干扰,快乐地逍遥地生存。庄子本来讲的是实现逍遥的方法。
  
  所以我再次强调,文学的读解也不能随意地戏说。所谓自主性的阅读,也不是胡说八道,也要尊重学理。你可以依据你的积累,依据你的研究兴趣,选择某一个诠释角度,你可以通过作品研究其创作的文化背景,你可以通过作品研究作者的创作动机,你可以研究作品自身的表现技巧,你还可以研究历代不同的读者对同一篇作品的不同读解。在研究方向上是可以自主的,但是自主性的阅读绝不是戏说。

  
  下边再说议论说理。以自然现象作为论据能够必然地推导出人事的某一种结论吗?不能。但是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从中学到大学,讲议论文写作,还极力推崇比喻论证,运用类比联想说理,实际就是比喻论证。
  
  我们了解了《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知道类比联想在说理上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某种结论来。不是我们讲《周易》,就一定要说《周易》十全十美。实事求是地分析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比喻论证,偶尔用一下是可以的,可以使你的论证生动形象,深入浅出,但是你完全依赖比喻来论证,一定要谨慎,要考虑喻体与本体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从议论说理言,类推也源于类比联想。《周易》类比联想思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古人的推理论证,如类推、借古讽今、以儿女之情写君臣之事、以小见大、以近知远等等,大多建立在类比联想的基础上。
  
  基于原始思维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受到语言发展的局限,古人只好“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于是,分类和类推就成了推理、说明乃至抒情的主要手段。《邓析子•无厚篇》说:“谈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别殊类”也就是分别不同的义类,这是类比联想思维(即以类相推)的基础。类,古作“類”。《说文解字》:“种类相似,惟犬为甚。”只有辨别出事物之间相似、相同或相反的属性,才能分别其义类,才能进行或正或反的比较类推。但是由于原始思维仅仅着眼于事物的表象,难免将事物之间表面、局部、偶然的相似,夸大为具有逻辑的关联。所以,建立在原始思维基础上的分类常常是混乱的,所进行的类推常常是将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间做非本质特征的类推。用个别特征相似的事物比较类推,多属于机械类比,其结论概率非常低。类比联想思维阶段的比较类推与今日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古人所有的说理论证方式都是建立在原始思维基础上“以类相推”的派生。
  
  古人所说的“类推”与现代逻辑学中所说类比相近,却不相同。古人所推崇的“类推”,就建立在类比联想的基础上,认为相似即同类,同类即具有逻辑关联,可进行推理判断,大致相当于今日所言“喻证”,若物(喻体)与理(本体)之间并非本质属性的相似相近,就缺乏作为论据的可信度。比喻论证可使论证过程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但比喻论证并不能必然地证明论点的正确或错误,作为论证的辅助方法是可以的,完全依赖比喻论证要格外谨慎。
  
  只凭个别生活经验就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推断,由个别到一般,不完全归纳,如前、后期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也同样缺乏逻辑说服力。从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上看,偏重求同而忽视求异,乐于直觉经验而不习惯逻辑实证,充满浓厚的实践理性,而缺乏抽象思辨。
  
  “羝羊触藩”、“枯杨生稊”、“枯杨生华”、“括囊”就是作为论据出现的,但它们与人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中用齐宣王“以羊易牛”做论据,推论齐宣王具有实行仁政的善心。对牛之善与对人之善间虽有一定关联,但并不存在逻辑的必然。

  
  直到现在,从中学到大学讲论证方法时还都在讲引证、喻证,很少有人思考,所引证的话一定是真理吗?喻证的喻体、本体间存在逻辑关系吗?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在自然界成立的现象都未必能够论证人事,人生的运程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通过自身的努力是有可能改变命运的,但老鼠只能生老鼠,本体、喻体间并没有逻辑关系。
  
  现在说财富分配时,还有人说“大河无水小河干”,在自然界究竟是大河水向小河流,还是小河水向大河流?连喻体都不成立,推论怎么能成立?
  
  按照形式逻辑原则,由卦象而展开的类比推理都不能算是科学的类比,只是因天人之间相似相关而引发的联想,其主观性和随机性使这些自我中心的联想结果无法得到逻辑的或事实的验证。
  
  《周易》能够显微阐幽,彰往察来,既知道过去,又能够预测未来。实际上《周易》就是了解天意的一个工具。而这个预知未来的工具,预知天意,预测未来,圣人就依据这个卦象、爻象和变异的法则来预测未来。类比联想思维就是其中的一个预测未来的重要手段。了解《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是理解《周易》的重要途径。
  
  再一个就是要联系历史,联系中国的文化,联系现实。我们知道很多民俗婚俗等文化现象的发生,很多都是类比联想思维的产物。
  
  了解《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诗文的读解,你便能够根据这种方法性的引导,解析明白了。对古代作品的读解,不能断章取义,一定要尊重作者的创作动机,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类比联想这种论证方式,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不能再延续《周易》时代的那种类比联想。把类比联想当做类比推理的这样一种论证方式,只能临时借用,不能完全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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