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屈辱历史和辛亥革命的论述

　　 孙中山晚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新认识

　　 孙中山箴言选录

　　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屈辱历史和

　　辛亥革命的论述

　　内容提要

　　一、关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和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境况

　　八国联军之役以后，列强对中国天天在宰割。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清政府呢？他们既怕洋人，又怕革命。今天列强正合以谋我，清廷牺牲国家领土、换取小朝廷以图苟活。既不能独立自强，又没有外交上的准备，一遇对外交涉，便觉图穷匕见，失败自是意中事。故道光时有鸦片之役，咸丰时有英法联军之役，最近又有甲午之役、庚子之役，……没有一次不是失败；以致领土被占，藩属尽撤。列强不费一兵一弹，只要一纸公文的照会与要求，满清政府就惟命是听，举国防要地的大好军港，拱手而让之外人。这不是丧心病狂，又何致贻外交上以莫大的奇辱呢！列强鉴于其惧外媚外的心理，为求进一步的施行侵略起见，于是更划定势力范围于各省，必至于瓜分中国而后止。

　　清廷亲贵弄政，舞弊营私，官场黑暗，惨无天日。他们剥民之肤以为衣，吮民之血以为食，简直把四万万的民众，当似他们的鼎俎中物。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谁也是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不论如何不公，如何残暴，在这里是无从申诉的。各省总督从压榨人民中成为巨富。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地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或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

　　清廷既知民怨之沸腾，更不惜与民为敌，压迫加甚。居今日而为中国人，生命曾蝼蚁之不若，一举手，一投手（足），动辄必罹刑网，辗转呻吟，毫无生人乐趣。于是有甘受压迫，略加反抗者，则立派大队进剿，清乡洗村，无论妇孺老弱，杀戮殆遍。然此等暴行，不但不足以已乱，而且适足以长乱。

　　满清政府既是这样压迫，这样的强暴，但是对于外国人，却是懦弱无能，非常的柔顺，事事不能自立，总是受外国的嵌制，揣其意似以为中国的土地人民财产，尽数以转赠外人，“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居心的狠毒与荒谬，当为天下人所共见。在中国所谓清国仅仅是一个名称，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实际上等于没有国家。不仅如此，将来沦为欧美列强的奴隶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关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为唯一法门。”

　　有一种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改。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也。然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

　　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

　　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今日之中国何以必须革命？因中国之积弱已见之于义和团一役，二万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辈四万万人一齐奋起，其将奈我何，我们必要倾覆满清政府，建设民国。其目的所在，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此种目的，当合全国人民为之，乃可达到。改革之势正在鼓荡，及身可见清王朝崩溃，这是贯彻余多年宿望之秋。

　　我等今日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今日为国民革命。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进行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不愿君主一人专利，不愿少数富人专利，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完美的国家。

　　三、关于辛亥革命的成果

　　武汉事兴，全国响应，匝月之间东至于海，南及闽粤，风云泱动，天下昭苏。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使国内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划除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

　　我们推翻了专制政府，改建了共和民国，大家就应知道，专制与共和，到底有什么分别？从前的专制国是皇帝的国家，现在的共和国是人民公有的国家。从前是皇帝在上，人民在下，现在我中华民国人民，要从奴隶的地位变做主人的地位。

　　今日革命虽已成功，然人民多未明革命真理，故我辈仍不得谓功成身退。

　　四、关于“共和之空名”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所得，仅一共和之空名耳，按诸实际，民之无权，与尚未革命时相等也。唯余酷爱之共和，不但须有共和之名，且须有共和之实。以先烈无量之头颅、无量之热血所获得之共和两字，行将归于消灭，是可忍，孰不可忍？

　　民国元年那一班革命党人，以为把满清政府推倒，就算革命成功了。这就是没有根本解决的觉悟，所以闹成今日这样田地，其实革命仅做了一半功夫，还没有大成功。革命的事业没有成功，病根便在于调和。调和的意思，本来是大公无私，求和平统一的。无奈一般腐败的官僚和军阀，发起反对共和。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

　　中国现局堕落，一至于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当时同志鼓吹革命，全凭着一腔热血，未曾计划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继续进行，怎样的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和主义。所以武昌起义以后，同盟会的同志就不能再往前做去，一般同志都匆卒跑到政界去了，所以这革命的进行就未免半途而废。

　　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距武昌革命不到三个月，我到上海，就听得一种舆论，说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那时革命党就没有继续下去，到后来统一告成，便有许多的党纷纷起来争握政权；而革命党因一时拼命去罗致人才，以致内部十分复杂，中坚人物又冷了心，原来的革命党都退缩出来，所以结果就大大的失败了！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因此失败。

　　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我们以后要团结一致，要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归个人所用，要归党内所用。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像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

　　革命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哪一国，一经发动之后，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

　　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军官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

　　民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人大多数都是用枪炮来奋斗，很少的用宣传来奋斗。如果我们没有宣传的奋斗，那末，我们用枪炮奋斗得来的结果便不能够保持，这就是十三年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实革命事业像拆去旧屋建筑新屋一样，这十三年便是旧屋已拆，新屋未成的时期。有人以为旧屋虽然有倾倒之虞，尚可抵御风雨于一时，而以为不应当拆屋，这是何等错误。满清皇帝虽推倒，而数十个小皇帝代兴。故人民不能得安乐，反觉痛苦。

　　五、关于必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琨（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属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

　　解决中国问题，要同时断绝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

　　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

　　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必须放弃他们应得的那份庚子赔款，否则中国就要像苏联一样采取行动。因苏联已为中国做出了一个国家应怎样摆脱外国威胁和不公平待遇的榜样。

　　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豢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各系军阀也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那么，不必费多大力气，就可以肃清国内的敌人。我们应该重整自己的国家，把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帮凶——军阀一起驱逐出中国去。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

　　正　　文

　　一、关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和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境况

　　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

　　——《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同），第14页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昏睡的人太多了，你没有感觉到吗？所以欧美各国都称中国为睡狮。且不说狮子要醒来才有威力。睡觉的中国人虽不是全体国民，但是蒙上眼睛毫无反应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是为什么？你也能理解，这是清朝腐败的政治所致。在中国所谓清国仅仅是一个名称，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实际上等于没有国家。不仅如此，将来沦为欧美列强，白种人的奴隶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与梅屋庄吉的谈话》（1895年1月5日），《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第121页

　　盖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其原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久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倖免？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

　　——《香港兴中会章程》（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我中国衰败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经年，全军几至覆没，丧师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外洋传播，编成谈笑之资，虽欲讳之而无可讳也。追求积弱之故，不得尽归咎于廊庙之上，即举国之士农工商亦当自任其过当（焉）。

　　——《拟创立农学会书》（1895年10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页

　　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

　　——《伦敦被难记》（1897年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1页

　　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进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是，懒惰和无知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9页

　　我努力说明白这件事情：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地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或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2页

　　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