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4月15日，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召集中于督署广场，说是要聆听督军训话。官兵们到达后，士兵架枪，军官入营房休息。
罗佩金没有训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然后军官扣留，士兵逐出。
川军士兵们不仅没了枪支，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被冻得瑟瑟发抖。
既然是强行遣散，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客气，但具体处理方式也忒龌龊了些。
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遣散后，立即派人走上街头，把这批饥寒交迫的士兵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赤膊士兵又出现了。
再次现身，“士兵流浪汉”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今连这劳什子也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
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冤——如果菩萨也收贿赂，就拿纸钱孝敬你老人家吧。
显然，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还壮了胆气。士兵们手持短刀，有没有刀，赤手空拳的，就沿街向屠户借来杀猪刀，或者朝居民要菜刀。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而是要朝滇军算帐。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赤膊兵虽然只有刀，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
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都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侦探”，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
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滇军见到就杀。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
滇军官兵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
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初衷：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那些曾经承诺的誓言，已经没有人会去兑现了。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
一国三公
滇军的暴虐，招致了民众的反弹。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着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过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皇城以守。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不过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兵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撤，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
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梁启超、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
岂止刘存厚不服，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关系户”无功受碌，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戴戡，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大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同时也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
还未来省城时，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的师部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又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
渐渐地，戴戡就流露出灰心气短的情绪，当私下闲谈提及蔡锷秩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他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得下去，几乎打算辞职不干了，但是刘罗之间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
又一个渔翁
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
他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处，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却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位手下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干不了谁的格局。
“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须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解劝，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全新装备？
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会胳膊肘儿往外拐。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
仗打起来了，戴戡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却也没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只看了两天，渔翁就得利了。
北京的段祺瑞起初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
最好的处置办法，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
1917年4月20日，北京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京。
罗刘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它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了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得以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得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彩球意外地抛到了戴戡身上，他不由喜出望外。渔翁已经得利，就可以让那对鹬蚌住嘴了。
1917年4月21日，戴戡把北京电令告知双方，两边却谁都不肯主动停火。
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挣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解决战争的还是战争。
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第一炮就击中会议室，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当时的大炮，从本身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指哪打哪，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
可再巧也不能这么巧啊，罗佩金脸白了。这时候他唯有寄望于其它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
刘存厚早就防到了这一招。成都巷战的同时，钟体道已兵分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他作战的信心崩溃了。
1917年4月24日，罗佩金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昼夜的巷战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而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得来毫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明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省长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一副就要当家作主的派头。
可是很多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肯真正接受北京政府的电令，他们两人一个也不愿去北京赋闲。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守着老防区动都没动过。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的，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一场武戏下来，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好事却又都跑到了别人头上，犹如护国之役的重放，真正是晦气到了极点，这时候如果给他一顶会办的帽子，多少能起到点心理安慰的作用。
可是戴戡不同意，他舍不得，说来说去，还是书生从政，眼皮子太浅。
愤愤然之余，刘存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赢家通吃
段祺瑞弃刘用戴，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属于权宜之计，他通过吴莲炬告诉刘存厚：“川事未了，幸勿退缩，中央当作最后处理。”
还没等段祺瑞再作决定，北京政局再次风云突变。段祺瑞和黎元洪争权争到了白热化，段祺瑞一气之下，跑到天津去了。
紧接着，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辫子兵入京，但入京之后即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政局的一连串变化，足以把人搞到眼花缭乱，以致于连吴莲炬这样的智谋之士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了。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下来的段祺瑞不管身处何方，仍然是说话管用的铁腕人物，他的态度很重要。
吴莲炬急忙赶到天津，拜谒并请示于段祺瑞。
段祺瑞自己就是让黎元洪和国会给气跑的，张勋解散国会，无异于给政敌来了背后一枪，段祺瑞自然很是高兴。他对吴莲炬说：“你怕什么？快去北京找张勋吧，顺便带去我的慰问之意。”
吴莲炬摸清门道，返京后即去求见张勋，替刘存厚表示效忠之意。
你要效忠，还不是想效就能效，得人家看得上才行。张勋开门见山地问吴莲炬，刘存厚有多少实力。
吴莲炬的反应相当迅速：“刘部有两师一旅，为川军重心，吃得开，绝无问题。”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策动复辟，同时发表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从前玩儿命似地也没能搏到一官半职，现在一个电令过来，就梦想成真，把个刘存厚给乐的，恨不能喊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可是紧随着跟来的一个密电，却又让他张不开嘴了。
密电是吴莲炬发来的，他特地叮嘱刘存厚，暂不能对此表示态度，因为时局还在变化，目前看不清风向。
庆功还嫌早了一点，刘存厚只好暂时隐忍不发。
戴戡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张勋复辟后，在各省都宣布了巡抚，但其它省都是以督军为巡抚。
巡抚已经任命，督军还没取消，等于一省之内出现了两个一字并肩王。原本就不对付的川黔两军都行动起来，双方各守防区，遍布岗哨，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是赞成复辟，还是赞成共和，是当督军，还是做巡抚，刘存厚无所谓，戴戡其实也无所谓，这就跟过去的护国运动一样，关键还是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按照赢家通吃的原理，究竟复辟好还是共和好，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只取决于赢家的意见。
在答案揭晓，或者说赢家亮相之前，大家都在猜谜语，戴戡也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表态。
还是得听北京的动静。
1917年7月2日，梁启超自天津发来急电，告知段祺瑞已到马厂誓师，准备号召北洋人马讨伐张勋，维护共和，张勋已成了“逆”。
戴戡长长地松了口气。没什么好说的了，段祺瑞必是赢家，张勋必是输家，赶快戒严，通电讨逆。
与此同时，他给刘存厚打了个电话：“我决定明天就住进皇城，旧督院已腾空出来给先生了，请赶快搬过来做巡抚吧。”
“刘先生”这时也接到了吴莲炬的密电，知道巡抚又得泡汤了。想想这政局诡异的，一般的人还真得被弄晕过去。
接到戴戡的电话，他赶紧说：“巡抚之职，我得辞谢，我绝不能做，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戴戡不依不饶：“你来做你的巡抚，我照做我的督军就是，何必辞谢！”
刘存厚这才弄清楚，戴戡不过是在讥讽他，不由恨得直握拳头。
“刘罗之战”已经让川滇军队两败俱伤，刘存厚短期内并不想再与黔军开战，所以忍气吞声，打算自认晦气。倒是戴戡得理不让人，捏住刘存厚“附逆”的罪状不放，以为师出有名，可以借此一举解决刘存厚。
刘存厚拥有一师一旅，不仅总兵力达到一万三千人，而且含特种兵编制，步、骑、炮、工、辎等五大兵种齐全。戴戡带来成都的黔军仅有一个混成旅，计六七千人。仅数量而言，川军就是黔军的两倍，谁更有优势，这笔帐戴戡还是会算的。
这时候，戴戡想到了要滇黔联手，他派人与罗佩金联络，约定一旦川黔开火，滇军即星夜赶来援助。
有了底之后，戴戡开始变得气壮如牛，有恃无恐。
1917年7月4日，戴戡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刘存厚出席。刘存厚当然还是不敢来，只托病派了个代表。
戴戡桌子一拍，责问代表，刘存厚为什么还不取消“伪职”。代表赶紧分辩说，对于张勋发表的那个“巡抚”，刘存厚根本就没接受，何谈取消。
戴戡今天就是要找茬，所以哪肯轻易放过，他说刘存厚态度不明朗，不能让人放心。
代表当即表示，回去后就发通电“讨逆”。
1917年7月5日，刘存厚拟好了声讨张勋，反对复辟的电稿。这电稿写了当然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别人看的，不料戴戡事先已经封锁了电报局，电稿发不出去。
就在刘存厚气急败坏的时候，戴戡又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还不通电表态。
刘存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要我表态，你应该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人员。”
戴戡扔下电话，便传令发起进攻。
当天下午，黔军便向川军防区攻了过来，“刘戴之战”也即第二次成都巷战爆发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存厚的川军虽然总量很大，但驻守成都的也才两个营，还没有黔军多，因此一开始，黔军来势汹汹，好象一口就要将对手给吞掉。
1917年7月6日，川军渐呈不支之状，黔军沿路连抢带烧，十分得意。
这是一个堪与滇军媲美的弱智招数。肆无忌惮的焚掠让成都居民愤恨不已，认为黔军比滇军更坏，因此全都自动站到了川军一边。
打巷战，必须对街道路径熟悉，居民往往大声叫着为川军指路，使得他们可以从被烧毁的断垣残壁中自由穿越，而黔军却只知道守街口，猛一回头，才发现川军竟然已经抄到后面去了。
招架不住了，黔军纷纷撤往老皇城。
刘存厚看出戴戡据皇城以守是早有计划，不用说，必定是在等滇军来援，如果滇军一到，里应外合，川军就危险了，因此他必须在滇军未到之前，将黔军消灭于皇城之内。
把罗佩金从皇城吓跑，靠的是大炮。刘存厚依样把炮兵阵地置于城墙之上，然后朝皇城内猛轰。
几十发炮弹落进皇城，却没有一发投在黔军的阵地上。皇城区域很大，黔军毫发无伤，也就不把川军的大炮当回事了。
刘存厚瞧着这个来气。城墙离皇城太远，干脆把大炮搬到皇城下，对着城门射，不信就轰不开来。
一打，飞了，炮弹根本就没朝城门去，而是呈弧线状落进了皇城以内。
接着又朝城墙使劲，还是一样。
川军的炮是抛射炮，不是平射炮，这些人还拿炮当枪使，以为瞄准什么就能击中什么，不知道以前能打中会议室不过纯属巧合。
炮击无效，刘存厚转而组织敢死队攻城，并规定凡攻进皇城的，均赏大洋五十。
悬赏令一下，图利的就来了，敢死队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人。他们在前面用长梯登城，后面则继之以大队步兵。
黔军既不怕炮，也不惧人，敢死队员架梯子时，他们不声不响，再往上爬，也不理会，一直等到敢死队员在城垛缺口露出脑袋，再一梭镖刺过来，来者立刻滚落城下。
敢死队在皇城下躺了一半，刘存厚也没了法，只得绕城修筑工事，将皇城紧紧困住。
刘存厚最担心的，就是滇军来援，因此已拨出了一部分打援部队，戴戡也满心期望罗佩金来救他，可是几天过去了，滇军连个影子也没出现。
罗佩金不是不救，是不想早早地来救。
说起渔翁得利最早的发起者，还得数人家罗佩金。可是他没想到戴戡后来者居上，在“刘罗之战”中狠狠地摆了他一道。
有仇不报非君子，何况这个利益圈中没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罗佩金回过头来也要摆戴戡一道，一方面是出口气，另一方面是要抢过“最佳渔翁”的荣誉席位。
油才刚刚放进锅，还没热起来呢，你们慢慢玩。
黔军守皇城，并没有守个一年半载的准备，滇军不来，粮食就成了问题。戴戡又是个没决断的人，究竟是固守还是突围，老是拿不定主意，导致军心也开始涣散起来。
戴戡跟罗佩金约好，黔军最多坚守五天，五天过去，仍然杳无音讯，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强行突围。
晚了，城外川军已经调入，刘存厚将皇城封得严严实实，黔军根本突不出去。
历来的破城之法无非那几样，继大炮、敢死队之后，刘存厚又想到了用地雷爆破。
这其实是当年太平军的发明，只要照方子抓药就成。川军从民间征用了一口柏木棺材，将火药放进去，外面加上铁箍，然后挖一隧道，直通皇城城墙底下，为的就是把火药棺材放进去。
当地雷爆炸时，声音惊天动地，皇城城墙被炸开了三丈多长的豁口。爆炸停止，川军敢死队立刻顺着豁口冲了进去。
不料黔军也机警得很，他们其实早已发现地雷，预先就埋伏在周围，当先的敢死队员刚冲进去就被刺倒在地，随后豁口也再度阻断。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声光电效果，却把黔军官兵都给震傻了。
第二天，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要求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走。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遂表示同意，但没想到这是黔军使的一诈。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并没有出城，而是直接冲上城墙，欲控制城头。
城头作为制高点，在战争中至关重要，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短兵相接处，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黔军已经又饥又疲，偏偏这种肉搏战全是力气活，渐渐地就支撑不住了，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终于又被迫退回皇城。
十二天了，滇军还是没有露面，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待援的心。他通过当地的知名人士作担保，向刘存厚交出三印，再次请求撤出成都。
刘存厚同意了——不过是使诈。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黔军全军覆没，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诈术跟权术一样，若不加以节制，就都属于潘多拉魔盒里面的东西，魔盒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因为你会用，别人也会用，谁都会使诈，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个。
喜欢摆龙门阵（侃大山）的川人，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幅挽联，上联是“一生惯作秦庭哭”，下联是“死后方知蜀道难”。两句联语都跟滇军有关，滇军“侵黔”，实系戴戡引入，是他在云南“哭秦庭”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滇军扶持，戴戡无法得势，然而他死于“蜀道”，亦是为滇军所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戴之战”结束，北京方面也已定局。段祺瑞驱走张勋，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
后台老板得势，一切水到渠成。半个月后，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上了“四川督军署”的横匾。
刘罗戴，还剩下一个罗佩金。他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就像护国战争时对待陈宦那样。可惜渔翁尚未得利，鹤蚌相争就有了结果，好好的一口锅给烧到焦糊。
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唐继尧对他极不满意，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
三国大战，赢的输的，笑的哭的，都有了。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