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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伊渡:我感觉到您内心有着强烈的孤独。
  王跃文:也许是吧,我很孤独。孤独这东西在我是由来已久的,并不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记得当年迷恋罗大佑歌曲的时候,还是一个倔头倔脑的少年。那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平素没有音乐细胞的,罗大佑的歌却一下听到心里去了。夜里,我坐在窗下,听着不知被翻录了多少次的沙哑、苍凉的罗大佑的歌声,心中感觉实在无以言说。我慢慢意识到,这种感觉就是孤独。有时听遥远处火车呜的一声长鸣,一头撞进茫茫夜色,渐行渐远,我也会感觉孤独。罗大佑有首歌,歌名我忘了,里面几句歌词我却印象很深:“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您别哭泣,我和您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怆痛的回忆。”
  我活了这么些年,爱情这东西是什么,好像也不很清楚。这暂且不去管它。但永远是什么,我倒慢慢有几分明白。只是越明白,越不愿说,越不忍说。永远是什么呢?就是孤独。
  伊渡:我有时也感觉孤独就那么没来由地笼罩着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孤独,好像仅仅只是孤独而已。
  王跃文:我有时并不很信科学。按科学的说法,孤独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我却相信孤独这东西肯定是一种生理机制,一种物质,它蛰伏在我们大脑某处,就在那里,阴暗,固执,沉默,与我们的生命共始终、共存亡。有时我们感觉不到孤独,那是它睡了。可它只打了个盹,一转念间它又会醒来,睁着灵闪的眼睛。我忍不住想象人的大脑。我们已经能知道大脑的模样,它的构成、功能,哪里管形象思维,哪里管逻辑思维,好像都挺明白。可孤独所在的那块地方,永远处于黑暗蒙昧之中,没有任何一束亮光能照亮它,不论是神,还是人。
  伊渡:作家也许本来就需要孤独?孤独也许是创作的必要条件?
  王跃文:写作,孤独是必要的,但作家也是人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它像虫子一样无情啮噬着您的神经、您的生命,把您的心吃个空空,除非您已麻木到以为自己没有心。千万别凭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去判断他是否孤独,当今最有名的喜剧大师憨豆先生就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曾贵为王妃的戴安娜因为孤独而去求助医生和药物。逃避孤独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别的人,或者神,或者不管什么东西代为保管。于是有人成了宗教狂,有人成了艺术家,有人纵欲无度、及时行乐,有人吸食毒品。也许只有彻底迷失自我、丧失自我,孤独才不再存在。我靠文学救赎自己的孤独。
  伊渡:我想,独自远行还是太寂寞了。有个伴儿,到底还是会好些。
  王跃文:我真的已独自出走过一回了。某一年的一个风雪夜,阳历新年的前几天,我给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独自驾车出走了。我在信里说,我不知要走向哪里,我没有地方可去,可我一定要走,因为有一个东西在后面追我,使我无法安宁。我想暂时独自离开,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转过身面对这追我的东西。
  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个多小时,随便找一家旅馆住下。我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静地睡了两天两夜,可又想家,结果还是回来了。
  伊渡:一定把您妻子吓坏了。
  王跃文:是啊。她驾车沿着长沙环线转圈儿,转了整整一夜,希望能碰上我。她早知道我心理可能有问题了,曾经假冒我的症状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其实就是我患了抑郁症。我回来之后,她说她一整夜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开着炫目的车灯,在风雪中驾车狂奔。她害怕极了。
  伊渡:但我想她是能够理解您的!其实谁又能说自己的心理绝对没有病呢?有些人是不自觉,有些人不愿正视,有些人就自暴自弃,还有些人在苦苦挣扎。
  王跃文:也许人永远是在围城之中。人生的荒谬与困惑就在这里。
  伊渡:我发现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人们的交往越来越方便,电话、网络等等,简直太神奇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困难。也许日日相处一室,却彼此陌生。据说现在患抑郁症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王跃文:世界越来越热闹,人们越来越孤独。如果从文学上解读这种现象,我认为人类很多美好的精神享受需要距离和缓慢,但现代社会,速度、节奏,消失了距离,摧毁了缓慢,破坏了很多人类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些美丽的忧愁,只能是往古的绝响了。宋人蒋捷有一首词叫《听雨》,大家都很熟悉:“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短短的一首词,就是一生的缓慢,就是一生的忧伤。
  我很多次乘飞机,翱翔在万米高空,冥想古人牵肠挂肚的旅思,万般感叹。蓑笠毛驴,板桥冷霜,荒村野店,家山万里。于是,古人便“离愁渐远渐无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浊酒一杯家万里”了!
  我正沉没在古人的万般愁绪之中,飞机已经落地。我得打开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虽然也是家山万里,却似近在咫尺。没有离情别绪,用不着思念,也不会有忧愁。我们就像鲁迅先生《在酒楼上》里的那只苍蝇,嗡嗡地转了一圈儿,又飞快地回到原地。
  有一回,我去深圳。有一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宾馆知道了,辗转托人,邀请我去住几天。盛情难却,我入住了那家宾馆。那是家很有个性的水景主题宾馆,克林顿曾在那里下榻过。宾馆经理很客气,硬要我提些建议。
  一介书生,哪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搜肠刮肚,琢磨了一个点子,请他们倡议每位住店旅客给家人写封信,酒店提供邮资。中国邮政的信封按说应是印制最精美的,但恰恰是它们的信封最丑陋;相反倒是中国各地宾馆自制的信封都很漂亮,而且配有宾馆信笺。人们现在很少写信了,通常只有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捧读亲朋好友的书信,那份温馨,早已久违了。我很得意自己这个点子,因为酒店的信封天南地北地飞,就等于酒店的广告满天飞。这么温馨浪漫的不动声色的广告,肯定会给人深刻的印象。
  我当晚就给妻子写了封信,并且打算今后每次出远门,都会用酒店的信封、信笺给她写封信。我打电话告诉妻子,她也很是高兴。
  可是,直到我回家一个多月后,妻子才收到我的信。信封后面贴着张纸条,上书一行字:请使用标准信封!
  真是太扫兴了。
  伊渡:您的浪漫破产了。我发现您好像特别需要交流和沟通,我突然产生了某种猜测,您是否承受了很大压力?
  王跃文:您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交流和压力。谁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于交流、惧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对象、方法。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么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一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但愿这位朋友能看到这本书。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七十八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七十八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今年应是八十三岁了,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我的真实处境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唯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平时都是一个星期给老家打一个电话,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打电话回去,同爸爸妈妈拉拉家常。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状态很好。可是,有一天,我正在家吃晚饭,门铃突然响了。我开门一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门口。我的父母来了。平时父母到长沙来,都会先打电话告诉我,我会去车站接他们。但是,他们这次没有事先告诉我,突然就来了。我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突然出来在我面前,看看我到底好不好。我把父母迎进来,端茶倒水请他们坐下。我已经多年没有泪水了,那天我就像当年的母亲,躲在洗漱间不停地洗脸。我的泪水忍不住。吃过晚饭,妈妈正式说话了:儿子,你写的书我和你爸爸都看了,你没有写半个不该写的字。你不要怕,城里过不下去了,就回老家去,家里还有几亩地,饿不死你的。我的母亲只是粗通文墨,却懂得天下的大道理。我敬仰我的母亲。
  当时,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写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南方一家名报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和愤怒,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这家报纸的报道。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他们还得在当地工作下去啊。我是一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党政部门的做法是非法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没有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有一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满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王跃文还活着!
  二、 观    闻
  伊渡:看您有些中短篇小说,如《很想潇洒》《天气不好》《蜗牛》,我隐约感觉到某种很强的自传色彩。您小说里的官场小人物,永远是那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孤独痛苦,他们永远在坚守与放弃间游移,在自尊与自卑间挣扎,在唯我独醒与难得糊涂间徘徊。可以把这种情绪看成您自己的心路历程吗?
  王跃文:您说到的是我早期的小说,那里面的确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不过那不是我的生活自传,而是心灵自传。官场小人物是卑微的,他们想要发达,必须放弃自我,甚至忘掉自尊,参与到官场游戏当中去。而这些小人物往往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涉世不深,原本对社会充满幻想。他们会发现社会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完全是两码事。我听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他们快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推荐《国画》。老师们用心良苦,就是想让学生早点儿通过我的小说认识社会,免得走出校门之后遭遇太多的失望。
  伊渡:我可以告诉您,我也向学生推荐过您的《国画》,在他们临毕业的时候。
  王跃文:感谢您介绍我的小说。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国画》刚出版不久,我收到北京某科学研究机构一位年轻学者的来信。他说看了我的《国画》,非常灰心。他说为了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能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成天埋头在实验室和北京图书馆,非常辛苦。但是看了我的小说,方知现实竟然如此!他怀疑自己的研究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我本来没有给读者回信的习惯,因为没那么多时间每信必复,也因为懒吧。但是,看了这位年轻学者的信,我真是吓了一大跳。我不希望自己的小说收到如此消极的效果,它竟然有可能毁掉一项科学研究,毁掉一位年轻学者的学术前程。我马上回了信,大概是告诉他对现实要有起码的认知和心理承受能力。我还引用了一首歌曲的歌词,现在记不完整了,大意是这样的:在那高高的天上,有着太阳和月亮。当太阳下去的时候,月亮就会升起。孩子啊,您不要悲伤,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心中充满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天堂。
  我很欣慰,那是位真诚、纯朴的年轻学者。他马上回信,说他看了我的小说,更加成熟了,请我放心,他会继续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一个成熟和正常的社会,不会掩盖事实与真相。成熟的民众,也敢于正视事实与真相。民众如果总是被蒙骗,就永远成熟不起来。成熟的民众,他们是理性的,明辨是非,不会盲从,不会偏执。社会的价值引导如果虚伪,不是培养虚伪的民众,就是培养愚蠢的民众。长此一往,一遇大事,必生民变。
  回到您提出的话题,所谓官场小人物。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知道,官场事实上是个贬义词。我记得原文是这样的:官场,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新出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个词条的文字稍作改动,“贬义”改成“多含贬义”。也许因为这个贬义词在现实生活中用得太广泛了。不管怎样,官场从其词性来讲就不是个好地方。官场小人物面对的是强大而固化的官场现实,大多数时候他们除了随波逐流,别无选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话,可以作为官场小人物成长的生动比方。官场小人物在做媳妇的时候,备尝艰辛和屈辱。他们的心理兴许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也许会想,自己一旦熬成婆了,绝不会像眼前这些领导一样,一定要好好对待下属,一定好好干番事业;或许他们又会因长期受压制,形成强烈的报复心理,一旦真的掌权,就比原来的婆婆更加难以伺候;更多的时候,做媳妇的官场小人物什么都不想,只是迷迷登登地混着,日子久了,有朝一日熬成婆婆了,婆婆身上应有的所有坏毛病,他们身上也都有了。
  中国的婆媳关系今后会怎么演变,我不清楚。但从我父母辈以上的婆媳关系看,鲜有和谐的。再温顺的媳妇,一旦熬成了婆婆,都会刁钻刻薄。她们必须把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难,强加到媳妇身上。但是,一个家庭,媳妇总能熬成婆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官场上的小媳妇,未必都能熬成婆,更多的人是终身都当小媳妇,充其量是小媳妇混成老媳妇。所以说,我早期小说中宣泄的那种情绪,在官场是很有代表性的。
  伊渡:真这么可怕?我庆幸自己没有待在官场。我曾经也有过厕身官场的机会,却本能地感到那种氛围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赶紧抽身而退。我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真是太明智了。
  王跃文:您的确明智。官场里当小媳妇,最要紧的是做低伏小。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是官场小媳妇的普遍性格。谁违背这条,注定没有好命运。
  我曾把一个真实细节写进小说,那是发生在我一个熟人身上的故事。我们县财政局有个干部,当年下乡劳动的时候,放了一个响屁,便高声呼喊: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他为这个屁付出的代价是判三年徒刑。放个屁而坐三年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怕是没有先例的。空前是肯定的,绝后就未必了。
  当然这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故事。现在情况如何呢?我有个熟人,五六年前是某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找书记汇报工作。他连喊了几声某书记,某书记没听见。因为他同某书记平时还算随便,就直呼其名,某书记这才听见了。这下可好,此人竟敢当着众人面直呼某书记的名字,简直大逆不道。某书记是个铁腕人物,整人不过夜的,就在当天晚上,这位书记同市长在电话里通了气,就免去了那位胆大包天的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当然,免职理由可以随便捏造几条。封建时代也只有皇帝和自己父亲的名字需要避讳,而我这位熟人就因为喊了一次领导的名字,就在官场上一蹶不振。
  我还讲一个真实故事,有个地方某年中秋节发生了杀人案,当地报纸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中秋杀人”四个字。不料,报纸招来了大麻烦,报社老总写了深刻的检讨,反省自己政治意识不强。原来,当地一把手的名字就叫中秋。如果任何官员的名字都要避讳,那就远远落后于封建时代了。清朝皇家的名字用字都很生僻,为的就是方便老百姓不要老是避讳。现代社会某些官员,难道连封建皇帝的度量都不如?
  官场中人必须保证自己在领导那里有个好的看法。我曾在《国画》里调侃,中国最大的法律是看法。这不是瞎说。也许有人听我说起这些琐碎没有意思,也许有人为了维护某种东西而提出反驳,那么就让他成天直呼他的领导的名字试试!
  伊渡:既然官场的生存环境大多像您所描写的那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汲汲于仕途而乐不知返呢?
  王跃文:利之所在,趋之若鹜。目前中国官场仍然主导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相对来说,官场中谋事,利益最大,风险最小。就拿乡镇干部来说,很多地方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干部工资都兑现不了,可是并没有几个乡镇干部愿意离职另谋生路。我也见过很多基层干部拿着很低的工资,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基层的确有很多兢兢业业的干部,我向他们致敬。但不管怎样,当干部总体上要比其他很多职业好。越到上层机关,干部待遇越好。如果有个一官半职,更不消说了。如果当了官而又能狮子大开口,日子就更好过了。官做得更大些,张嘴气吞山河,跺脚地动山摇,那份飘飘然,就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想象的了。
  清代朱翊清的笔记小说《埋忧集》里有一则故事叫《捐官》,讲一个姓赵的布贩子花钱捐了个通判。清代捐官本是合法买卖,但这个布贩子太不通窍。按当时的规定,官员上任前需得引见。所谓引见,就是见皇帝。皇上问他做什么出身,为什么要捐官?赵某不会讲漂亮话,直说了:“我私下以为做官比卖布生意更好些。”皇上大怒,革了他的职。赵某非常气愤,跑到吏部大闹,说:“既然夺了我的官,就该把银钱退还给我!”吏部尚书哪里肯退钱呢?罚下去掌嘴五十,抽了一百鞭子,赶出吏部衙门。明代冯梦龙《古今谈概》记有一事,说的是明世宗时通州边事紧急,皇帝怒而杀掉兵部尚书丁汝夔。官员们感叹说:“仕途如此险恶,做官还有什么意思?”有人却笑道:“如果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那就不要做了;如果一个月杀一个,还是要做的。”
  自古有道:千里做官只为钱。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现代官员不能再是这种心态。可是,目前升官发财的思想,似乎仍在有些人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伊渡:但是,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能做大官的更加是少数。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官场上庸碌终身。
  王跃文:这就是那个西方寓言所说的,潘多拉盒子里还留有希望。官场上,升官的希望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努力工作、小心做人、拍马奉迎、投机钻营、贿赂上司,等等。可悲的是很多人虽然如愿以偿,却丧失了人格和人性。几乎有个规律,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有媒体披露,广东省番禺市前公安局局长因贪污巨万而被判极刑,可他在遗书中追悔莫及的却是这两大憾事:一是曾经花天酒地,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家里有几瓶却被抄家时没收了;二是在香港等地出入那么多高级场所,有钱,也有资格,却没去住过总统套房。人性堕落到这个地步,真是荒谬绝伦!
  我在小说里更关注的是残酷的现实对人性的掏空和戕害,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比方贪官一倒台,身边喽啰一窝儿端且不说,他们的家人都会牵连进去。我吃惊的是他们全家男女老少贪污犯罪,居然可以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全家都是坏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就不别扭?我的这种疑问显然是迂腐可笑的。他们不但不觉得别扭,只要没有东窗事发,他们都以高等人自居,成天白着眼睛看别人。每见报端披露某某贪官落马,妻儿老小尽数入狱,我眼里所见更多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
  伊渡:您在这里悲天悯人,感叹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可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看。他们最多恨自己不走运,那么多贪官平安无事,自家却翻了船。
  王跃文:您说得有道理。官员及其家人们长期高高在上,他们身上的优越感早已模糊掉了起码的道德原则。这种情况中国古来如此。《红楼梦》里面写贾府抄家之后失盗的那些情节,就很像写现在的事情,极有意思。贾母死了,贾府上下都去了铁槛寺,只留惜春、贾芸和几个家人守园子。凤姐正害着病。结果,奴才周瑞的干儿子何三纠集盗贼进园偷东西。贾政听人来报信,头一句就问:失单怎么开的?知道家里还没有向官府开失单,贾政这才放了心,说:还好,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担罪名。读着这节故事,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府上下都知道如何报失单是件大事。贾府才被抄过家,再有好东西被偷了,麻烦就大了。因而,不管文武衙门的人如何催促,贾府的家人都推说被偷的是老太太的东西,掌管这些东西的鸳鸯又随老太太去了,只有等回了老爷们才好报去。
  伊渡:《红楼梦》里面写贾府的贪很隐晦,甚至让人发生错觉,以为他们家风清白。里头写到贾政有回被派到外地做官,因为太清廉了,跟去的奴才捞不着好处,都不愿干了。
  王跃文:不然为什么叫“假政”呢?贾府肯定有贪污之罪,不然何以招抄家之祸?不过曹雪芹写小说,话通常不往明里说的。但是,贪污并不妨碍贾府门庭之荣耀、道德之优越。贾府乃功勋之后,世袭爵禄,往来于王侯,酬对于官宦,言必家国大事,或称浩荡皇恩。俨然清白世家,仁德诗书相传。那贾政更是庄敬方正,同僚膺服,士子仰慕。贾政作为朝廷高级干部,教育儿子极是严厉,宝玉只要听得老爷叫他,两腿就会打战。这种尊贵门第的男女,是正眼不看人的。他们比别人高贵。遇着下人偶有小错,就打他一顿,撵出园子了事。
  拿迂阔的眼光看,贾府既然是贪污之家,便不是什么好人,有何面目人模人样呢?古代有株连之法,的确过于苛严了。但如果要向贪污之家开罪,株连还真有些道理。家中有人做官,贪污钱财,自然是全家老小都知道的。却不见谁检举。自家老子或丈夫、妻子、儿女私吞公款,索人贿赂,全家窝在一起,心安理得花着肮脏钱,其乐陶陶。所以严格地说,贾府就是贪污之家,老少都是坏人。可他们居然可以相敬相爱,活得那么自在。相比之下,贾府里那些下人,无非只是上夜时吃个酒,或背后说过主子几句话,屁股便要挨板子,真是冤枉。他们其实比老爷太太们干净多了。
  伊渡:不过我也听说过个别贪官是自己夫人检举的,那是因为丈夫养了“二奶”,她想教训教训。不料,一检举,出了大麻烦。她没有想到自己丈夫的贪污问题那么严重,结果弄得家破人亡。我听说过几起这样的案件,做妻子的事后都追悔莫及。
  王跃文:那就让坏人们好好窝在一起吧。我并不认为亲人反目成仇是好事,要紧的是亲人之间应有相互的道德约束,不然就只有等到一家人都烂透了。坏人们可以好好地做一家人,这笔账只怕要算在孔子头上。《论语》里说了个故事: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个人很正直,他父亲偷人家的羊,这个人向官府证明他父亲的确偷了。孔子听了却不以为然,说:我们那地方所谓正直同您说的标准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这样做才是正直。也许孔圣人的哲学太深奥了,枉直可以颠倒?世人自然听孔子的,而不会听叶公的。中国人未必人人都读过《论语》,却都自觉遵循着孔子圣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如果把中国传统伦理同现代法律精神结合起来,我认为一方面不应鼓励父子相隐,一方面也不要提倡亲属在违法犯罪上相互指证。家庭要讲究和睦相亲,但和睦相亲不等于蝇营狗苟。
  我很佩服曹雪芹的功夫,他写贾政这位朝廷高级干部,并无半字贬损,甚至还让人觉得溢美。但只一句话:“失单怎么开的?”这位高级干部的“假正”嘴脸便出来了。
  伊渡:我从媒体报道上发现,中国对贪污腐败官员判罪的尺度似乎弹性大了些。有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就杀掉了,有的鲸吞千万以上仍可活命。
  王跃文:具体法律问题我说不清楚,或许刑不上大夫吧。举个例子:浙江有个村,村里召开十九个人的干部扩大会议,因为是在两湖边的国宾馆开会,成为备受媒体关注的腐败案件。五天的会议,开支四万三千多块钱。我算了一下,人均每天开支四百五十八块钱。结果,有关责任人都受到处分,包括撤销村支部书记职务,所有开支予以清退。也就是俗话说的,吃进去的你要吐出来。我并没有替这些村干部鸣不平的意思,他们大手大脚花着农民兄弟的血汗钱,真的太荒唐了。但是,凭良心说,同很多会议比起来,尤其是同很多高级会议比起来,这些村干部花的钱并不多。问题在于村干部同国宾馆,反差太大了。村干部是没有资格去国宾馆开会的,你去了本身就是问题,且不说你还花了那么多钱。
  我想说的意思是,就连腐败都是有级别的。有些人有资格腐败,有些人没资格腐败;有些人的腐败不算腐败,有些人稍微出格就是腐败;有些人的腐败甚至是有制度保障的,比方各种高级豪华接待场所里的享受。我想把这种现象叫作“腐败歧视”。就说那个国宾馆,每年各种各样的高级人物要在里面上演多少腐败闹剧,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村干部跑到里面去开会,那就不得了啦!就是天大的腐败了。老百姓对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有意见,最容易被人指责为农民意识。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要求省部级干部都去坐公共汽车、住三室两厅,但再高级的官员都没有理由花纳税人的钱去住每晚几万、十几万的总统套房。高官们的腐败,已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想象能力!您明白腐败是有级别的,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贪污三四百万就会杀头,有的人贪污几千万还活得好好的。可以断言,贪污上亿的腐败官员恐怕早就诞生了,只是人们还不知道。
  伊渡: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中国老百姓对现实当中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有着很强的包容度,似乎见怪不怪。我觉得这是麻木和惰性。就像贾府里的家人,都知道主子的钱财来路不明,却自觉维护主子的财产机密。
  王跃文: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任务远未完成,文学应当继续担当国民性批判的任务。中国老百姓已经很驯服了,可很多官员还经常感叹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总看见官场当中有人不断地怀念过去。有人居然怀念“文革”时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老百姓好管多了。当然这种论调没有谁敢理直气壮地放在桌面上说,只敢私下里发怨气。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怀念过去呢?这个传统大概从孔子时候就开始了。今不如昔是有些人惯常的心态,正像孔子向往的那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之所以令人神往,无非是那时候民智愚昧,最好糊弄。权力被垄断之后,当权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权力运用得得心应手。
  伊渡:我却发现文革暗流在网络上很猖獗。
  王跃文:我也注意到了。我在微博上偶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立即就会招来很多人的围攻,说我是右派、公知。这些人仍是沿袭文革思维,最喜欢在网络上给人扣帽子、划成分。我曾多次回应说,我的眼里无所谓左派右派,只有正派和不正派;无所谓公知母知,只有良知和无知。有些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极力美化文革,否认文革的任何错误和罪恶。
  伊渡: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仍然回到对官场的讨论吧。中国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绝不会和官府过不去的。自古就有句老话,民不与官斗。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官员是被民众惯坏的。
  王跃文:有什么办法呢?权力大到人们惧怕的时候就只有认了。如果有望从权力那里得些好处,就更加万事皆休了。所以,趋炎附势是很多人认同的明智选择。这是中国民众的弱点。曾经有的单位搞内部改革,旗号打得吓人:民主推举,竞争上岗;选票面前,人人平等。真是这么回事吗?扯淡!细则规定,领导班子一票等于二十票!有的单位领导一票甚至等于三十票。于是,热热闹闹、装模作样地改革一番,还是几个领导想用谁就用谁,群众意愿仅仅只是意愿。您有意见?人家甩出党管干部的底牌,您就哑口无言了;您再有意见?人家扣您个妄图搞大民主的帽子您就吃不了兜着走。端掉您的饭碗,看您还调皮不?!
  伊渡:只要牵涉到饭碗问题,大家就老实了。如果社会资源真正属于市场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饭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里,大家的腰杆子会硬得多。现在有的官员埋怨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人的饭碗官方管不着了。
  王跃文: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时候也是经不起拷问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气,就是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写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气。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会,只是因为他不能像上流社会一样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里有人做官掌权,他们看待官场腐败的态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干部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没发达的时候,疾恶如仇,正义凛然;一旦自己时来运转,手握大权了,嘴脸就变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伊渡:这种人哪里都有,并不只是在官场,好像中国不管哪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场气息。学校校长、企业经理、医院院长都把自己的职位当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跃文:有人指责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烦了。可是,官场文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社会,我做不到视而不见。有个笑话,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个挨整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劳动,他们出门几步,突然回头问管教干部:我们两个人哪个负责?我想这绝对不是夸张,官场意识真的如此根深蒂固。
  官场文化您可以有种种定义,但最基本的内涵就是:我有权力,我要管您!至于我还要谋取特权,我还要贪污腐败,等等,都是自然派生的东西。
  有些官员说现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们头痛的就是老百姓动不动就集体上访。不论哪级政府门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访的群众,只是人数或多或少。政府在群众上访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人民信访制度被说成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一方面又严令各级政府劝说群众不得上访,特别是不允许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人民信访制度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反映情况、伸张正义、洗雪冤情的渠道。现在老百姓仍然沿用这个渠道,只能说明法制路径照样不畅通。不管是哪个路径,民意总得有个气孔表达出来。一味地堵,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如果把老百姓表达民意的举动看成是不好管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其实都是常识,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可是,有些官员往往无视起码的常识。
  现代的官员把老百姓上访和告状说成民风不正,就像帝制时代的官员憎恨老百姓“喜讼”,这是极不正常的。康熙朝的时候,有个叫赵申乔的高级官员,做过湖南巡抚,官至户部尚书,早年曾在杭州做过官。赵申乔是个政声极好的清官,但康熙皇帝非常不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赵申乔在杭州做官时,判了很多官司。这应该算是认真执法,调解民间纠纷,保证政通人和。康熙却责怪他好揽词讼,说什么为官以安静为务,不必弄得人心惶惶。难道遇事不理,听任民怨日积就好了?我们现在的官员,若仍是康熙皇帝的治国之道,那是非常危险的。
  伊渡:我从政府门口经过,常常看到上访的群众。不知道他们的请愿都能否如愿以偿。
  王跃文:请您我王顾左右而言他。我说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把它戏称为“机场革命”。去年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我从成都坐飞机去兰州,晚上八点多的飞机,结果延误到了凌晨两点多。等待过程中,乘客们越来越激愤,要向民航方面索赔。机场方面先是不停地道歉,后来推说这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同机场没有关系。乘客当中有两位是某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录像,说要报道这件事情。
  机场方面怕媒体曝光,态度马上缓和起来,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答复。乘客对机场值班的说,您如果没有权力解决问题,就马上向上头请示!值班的说,现在这么晚了,领导都睡觉了。乘客们听了这话,可气坏了,说我们这么多人深更半夜被滞留在机场,您居然说领导睡了就不敢打电话了!
  那两位电视台的记者最积极,充当了乘客的利益代表。他们高声嘱咐乘客们,一定要索赔!这时,机场值班人员答应写张条子,说乘客在兰州下飞机后,即可去某航空公司索赔。乘客们拿着机场出具的条子一看,都说这个没用,只是证明误机多少时间,并没有承诺赔偿。大家更愤怒了,指责机场在愚弄乘客。
  争论了个把小时,飞机到了。机场广播,请大家登机。两位记者呼吁大家不要登机。这时,有个乘客出来说话,说他刚坐过某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延误时间了,机场出了证明,大家一下飞机,每人领了三百块钱的赔偿金。这个人说着,还拿出一个印有某航空公司字样的信封,说里面三百块钱,他都还没动过。
  记者告诫大家不要上当,上了飞机就说不起话了,飞机上是管制区域。您在飞机上乱说乱动,人家可以用妨碍公共安全的罪名把您抓起来!
  时间已经很晚了,乘客们开始分化,有的坚持,有的动摇,有的观望,有的妥协。我一直坐着不动,只是冷眼旁观。这时,我突然发现刚才嗓门最大的两位记者不见了。
  没过多久,两位记者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了。他俩提上箱包说,我们上去再说!有人提出登机,乘客们马上垂头丧气,纷纷骂骂咧咧地登机了。
  登上飞机,没人再提索赔的事。这时,有人从座位口袋里翻出一张报纸,上面正好有这家航空公司因延误起飞时间同乘客争执的报道。那是几天前的事情。有乘客议论这件事,想再次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再没有任何人响应。
  我回头看看坐在我左边后排的两位记者,他们正把太阳帽罩在脸上打瞌睡。我怀疑这两位记者被机场收买了,而在机场证明航空公司肯定会赔偿的那个人说不定就是假冒乘客的托儿。收买两个头人只需一两千块钱就够了,不然真像那个托儿说的就要赔偿十几万!
  机场革命就这么失败了。
  政府门口的上访,很多时候也是这么化解的。策略和招术还很多,更有很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伊渡:您这个故事很有寓言意义。我看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数千退伍军人为了向政府讨取补偿金聚集到华盛顿,胡佛总统下令麦克阿瑟将军向他们开了枪。当时美国的舆论界也是众口一词,声讨这些进城的退伍军人是暴民。我听到过一种论调,就是用外国过去发生过的这些不光彩事情为自己辩护。动辄说过去美国也如何如何做过,英国也如何如何做过。
  王跃文:不能拿别人做过的错事来开脱自己的愚蠢。说现在的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实在是无能者的牢骚。毕竟时代不同了,百姓早不是皇帝治下的子民,尽管中国百姓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能忍辱负重的。谁还拿听不听话评价民众,谁脑子里还装着刁民之类的侮辱性概念,他就应该被民众抛弃。
  中国老百姓被几千年传统文化教化下来,已经是最温顺的了。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有贵族提议,让全国的农奴统一制服,为的是管理方便。因为居然有农奴见了贵族没有行礼,而贵族们有时候单从衣着上又不能明确断定谁是农奴。农奴们如此无礼,贵族们不能容忍。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沙皇否决了。沙皇担心,一旦让全国农奴都穿上统一的制服,农奴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同胞原来如此之多,他们的势力原来有这么强大。沙皇心里很清楚,他统治之下的农奴并不都是那么温顺的。
  伊渡:这位沙皇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虽然贵为万金之躯,也并不是所有民众都心悦诚服。可笑的是有些自作多情的帝王。
  王跃文:中国古代帝王并不都是自作多情的,他们治下的子民也的确好管多了。划阶级成分不是六十前的发明,中国自古就是如此。中国古代很早就是所谓“四民”社会了,士农工商,早在服饰、住房等方面相区别了,而且不可随便混同,弄不好就是逾制大罪。怎么就不见中国老百姓因为知道自己人多势众就闹事呢?中国当然也有百姓闹事的,轻则蜂起为盗、杀人越货,重则揭竿称王、动摇社稷,但没有哪次百姓起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布衣者众,而是别有原因。中国皇帝们并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还往往拿人丁兴旺夸耀自己的尧舜之治哩!
  伊渡:中国自古户籍制度严格,每年多少人丁都有详细记载,这只怕同帝王们的虚荣心也有关系。
  王跃文:岂止是虚荣心?实惠得很啊!人口就是财富。古代加官晋爵,所谓食千户、食万户,就是拿人丁来供养啊!这些被食的人丁,服服帖帖!原来中国自古就有“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训诫,这是历代皇帝都信奉的。中国除去远古传说里的禅让,历代天下都是好汉们骑在马背上打下来的。但是,中国的好汉登临大位,除了元朝的皇帝,就懂得从马背上下来,斯斯文文地治天下。
  伊渡:比如李自成这样的草莽英雄,初起事时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眼看着江山在握了,就把这江山看作自己的财产了。所以李自成后来也严肃军纪,不准扰民。中国自古以来有志抢天下的好汉,只有张献忠等极少数人始终只知道杀人。别的好汉们先是杀人不眨眼,眼看快“和牌”了就仁慈起来。李自成之辈所以如此,不过就是看到自己要溜下马背治天下了,不想把天下弄得不好收拾。
  王跃文:俄国沙皇们肯定不明白马下治天下的道理。俄国沙皇本来就是游牧血统,他们过于留恋马背,君临天下之后仍然迷信马鞭、弓箭和大刀。他们害怕穿着统一制服的农奴都拿起马鞭、弓箭和大刀,真那样的话,麻烦就大了。沙皇俄国同泱泱大中国相比,毕竟资历太浅。沙皇权力的象征是权杖,中国皇权的象征是华表。我瞎猜,沙皇手中的权杖是由马鞭演变来的,它怎么能同中国的华表相比?华表是汉白玉雕刻的,游龙飞云,威武壮观,庄严肃穆。沙皇俄国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而尧帝门前的诽谤木演化成华表,则历时数千年!当华表还是诽谤木的时候,百姓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刻在上面,上达君王。一旦诽谤木成了华表,别说它石质坚硬,哪怕是豆腐做的,也没人敢在上面刻字了。诽谤木演变成华表的过程,就是由让百姓说话到叫百姓闭嘴的过程。皇帝们的聪明脑袋,不得不叫人佩服。自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间,中国在位的皇帝不过四百九十几个,就是这四百九十几个脑袋,竟然把中国亿兆百姓的嘴巴调教得无话可说!华表终于成了屹立千古的风景!
  所以说,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心已乖顺,嘴便无言。嘴既无言,天下大治。这是自古皇帝们都心领神会的浅显道理,哪里用得着担心百姓人数多寡?其实,这个道理,街头流氓都明白。常有二三流氓当街作恶而过往群众袖手旁观,流氓为何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知道好人怕流氓。原来好人怕流氓,也是多年流氓作恶做出来的结果。流氓们知道好人多有怯弱之心,再多的好人他们都不怕了。皇帝眼里百姓是乖顺的,流氓眼里百姓是怯弱的,都好对付!
  伊渡:原来皇帝和流氓都需要对付民众,因为他们都需要民众供养。有时候,皇帝就是流氓,不同的只是他们是大流氓。
  王跃文:中国历史上由流氓直接做到皇帝的不是没有,刘邦就是的,朱元璋也是的,袁世凯同样是的。王朝代代兴废,华表岿然不动。到了近现代,就连诽谤木的“诽谤”二字,意义都早变了。诽谤的原意,拿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提意见”。而今天的诽谤,词典里的正宗解释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我猜想,今天说的“提意见”,过不了多久也可能会转化为贬义词,恐怕会朝着造谣、中伤、诬蔑等意思演化。今天“提意见”三字,词典上还没有新的解释,但现实中却早显端倪。虽然官员们常说,欢迎群众提意见,但真正的意见他们是不喜欢听的。又比如说谁对谁有意见,就是说谁跟谁有矛盾。词典没有对意见的词义作出新的解释,但现实中的意义早就变了。语言是活的,词典是死的。谁听说有人给他提意见了,肯定满心不高兴。这个被提了意见的人,若是领导,嘴上会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背地里却会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这人若是群众,马上就跳起来了,非要找那提意见的人对质问明白不可。这种词义的变化,近几十年的例子还有不少。比方批评,原来的意思是指出优缺点。可是,近几十年使用这个词最多的就是大小官员。他们常常板着面孔批评下属和群众,批评的实际意义早已经变成骂人了。说谁挨批评了,就是挨骂了。现在只有天真的文艺理论家们还在使用批评的原意,所谓文学批评。
  伊渡:民主与自由早已是世界大势,中国民众也早不是五六十多年前的民众了,一切落后的统治观念与手段都应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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