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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和母亲一起养老

 

  朱家岭的山腰上剩下78岁的李凤鸣一个人。3个儿子相继搬离,房子空了下来,她的心也空了下来。
  时常来探望她的只有大儿子阳社成,他在一家建材工地做大理石抛光,自1999年下岗以来,临时工是他的常年状态。他57岁了,越来越苦恼:如何让老母亲安度晚年,也让自己安度晚年。
  上岗下岗
  1975年,20岁的阳社成有了第一份工作,在湖南冷水江市玻璃厂当学徒工。在这家厂他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20元。他花了5毛钱给弟弟妹妹买雪糕,剩下的悉数交给了父亲。1976年,他被单位派往哈尔滨考察,那是他一生中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1979年玻璃厂亏损,阳社成调到了冷水江市第三水泥厂。水泥厂和玻璃厂一样属于集体企业,是冷水江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单位。在水泥厂,阳社成进入煅烧车间,负责给立窑添煤加炭。
  “那时工作实行三班制,早中晚三班,一个星期休息一天。”阳社成在上千度的高温立窑前干了19年,眼睛受不住炙烤,渐渐抬不起眼皮,最终变成了一条缝。眼皮常年耷拉,让他形同盲人。
  26岁那年,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位邻县的农村姑娘。条件是,解决女方的城市户口和工作。那个冬天,阳社成提着礼品,徒步一百多里山路,来到了新华县吉庆乡梅花洞村,从山沟沟里将那个从未谋面的姑娘带回家。
  20世纪80年代是国企职工最美好的时光,妻子鄢云也顺利地拿到了城市户口。这段婚姻还给她带来了一份国企工作——冷水江市耐火材料厂食堂炊事员。
  1981年,阳社成与妻子鄢云生下一子,取名阳希,寄意阳光与希望。每个月拿着固定的薪水,享受着国有企业的各种福利,生活颇感优越,“小的时候,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蜂皇浆,那时候独生子女都可以去工厂里领。”
  但是这种优越很快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急转直下。阳社成所在的水泥厂开始走下坡路。“厂里的活越来越少了,假放得越来越多,开始延迟发工资,后来干脆就不发了。”阳社成说。
  初到水泥厂时,阳社成的工资是42元。1999年,水泥厂破产倒闭,他拿到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是208元。他工作勤奋,但也逃不过下岗的命运,和全厂207人一起,回家待业。
  这一年,儿子考上大学。本是一件喜事,但是阳社成高兴不起来,他要为儿子缴纳近三千元学费,而当时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5000元。
  生活陷入停滞。阳希记得中学6年,家中不曾添置一件家具,“好不容易才买了一台二手的熊猫牌彩色电视机”。这段婚姻也终因妻子不堪穷苦生活,于2003年画上句号。
  从1995年开始,工厂给他缴纳的社保金,也在两三年后停掉。和众多集体企业一样,由于效益问题,先是停缴了员工的社保,倒闭、破产、变卖随后而来。
  为供儿子上学,下岗后阳社成到工地打零工,“一天16元,一个月480元,每天工作最多10小时,没有节假日”。阳社成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每个月要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汇去400元,自己剩下80元生活费。
  2003年阳希考上研究生。虽然生活清苦,阳社成鼓励儿子继续深造,自己则继续干苦力换取儿子的学费。
  2004年,倒闭的水泥厂卖给当地最大的一家钢铁企业,改造成废水处理厂。“有人说卖了300万,也有人说卖了900万,反正我拿到手的只有18000块。”
  阳社成从这笔钱中拿出8000块,补缴了停交多年的社保金。“我的社保金从1995年开始算起,之前没交的钱都得由自己补上,”他到当地社保局询问了国企职工补缴社保的政策,“我一共要交纳15年的社保金,60岁退休后,根据现在的政策,可以每个月领取1400元左右”。之后几年,阳社成每年都去社保局缴费,从2000元到3000元。2008年到2010年这3年,一度还享受了个人交纳40%、国家代缴60%的政策。
  2011年本是阳社成交纳社保金最后一年。“按15年算,这是最后一年”。2012年初,他又从社保局获悉,如果再交5年社保,到了退休年龄可以每月领取1800元。
  阳社成算了笔账,“再交5年,得再交三万多元。从60岁开始领取退休金,就算活到80岁,每个月可以多领400元,20年下来可以多领9万多元。”他决定再交5年。3月,他续交了3750元。
  此时,阳希已经工作6年了,每月给父亲500元生活费。虽然每月有这笔汇款,阳社成还是在大理石厂打工,“给人修灶台,做橱柜,还要给死人修坟台。每个月能赚将近2000元”。
  再过3年60岁,可以每月按时领养老金度晚年了,阳社成却从电视新闻听说退休年龄要延迟5年。“这样的话,我要到65岁才能拿退休金,再干5年,年纪大了,这样的体力活我就干不动了,负担可能会落到儿子身上,如果国家不管我们养老送终,那还是得靠儿子啊。”阳社成对国家养老政策的变动表示担忧,但更让他担忧的是母亲的赡养问题。
  四儿养母
  母亲李凤鸣78岁了,独居在冷水江朱家岭半山腰上。
  二十多年,这里的房子拆了盖盖了拆,这里的人走进走出。2008年老伴去世,李凤鸣开始独居。
  李凤鸣不识字,不识路,在娘家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直到出嫁,才迈出了家门,她知道沿着家门口那条长长的铁轨一直走,就到阳家了。这是她此生唯一认识的一条路。
  1955年,大儿子阳社成诞生。随后又得一女两子。在社会主义如火如荼的年代,丈夫阳家腾给3个儿子分别起名为:社成、定成、祝成。这3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字寓意是:社会主义成功,社会主义一定成功,以及祝贺社会主义取得成功。
  5月,江南进入梅雨季节。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李凤鸣睡到半夜,迷迷糊糊感觉到蚊帐上面在滴水。连日小雨,老房屋顶的石棉瓦被风吹落,床全部湿透了。
  阳家的老房建于1982年。当时身为村支书的阳家腾,要了块最狭小,最偏僻的宅基地,盖起了一层红砖屋。3个儿子分而居之,小儿子居东,老大居中,老二居西。后来小儿子阳祝成外出求学,他的房子由老两口居住。
  阳家腾还在世的时候,李凤鸣从不上街,只在家里做家务,或者上山种菜。所需的物品都由阳家腾操办,财务也由他来管。
  3个儿子当中,李凤鸣对小儿子阳祝成最疼爱。
  阳祝成是兄弟姐妹4人里学习最好的一个。他天资聪颖,虽整日好玩,成绩却不差。1990年,初中毕业的阳祝成考入长沙冶金技校,3年后毕业分配到长沙一家冶金厂工作。他成了阳家出走得最早最远的人,被认为是“最有出息的人”。
  2008年9月底,阳家腾因病去世后,李凤鸣开始学着认路,学着看懂数字,学习如何跟人讨价还价。
  人老多病。李凤鸣身材略胖,2008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身体慢慢消瘦下去,每月服用药物需要百元左右,没有医疗保障,自掏腰包。2011年,由于身体器官衰退,李凤鸣有时候会大小便失禁。
  此时,儿女却陆续离她远去。
  2005年3月,大儿子阳社成再婚,妻子在城里开了一家小百货店。婚后,阳社成搬离朱家岭,住在百货商店里,工作之余帮妻子照看店铺。
  二儿子阳定成原是耐火材料厂职工,也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年代买断工龄,随即下岗。
  阳定成是阳家唯一一个大酒量的人。其他的兄弟姐妹滴酒不沾,他能喝一斤白酒。后天“锻炼”出来的酒量,让他在下岗后迅速融入市场。2000年后阳定成在弟弟阳祝成的介绍下到长沙做销售,酒桌上的“本领”让他在短时间里积累了第一桶金。2010年6月,阳定成在县城买了新居,三室两厅,140平方米。
  山腰上的阳家老宅终于只剩下李凤鸣一个人,住在最东侧3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里。其他空房,偶尔会有商贩租上一年半载。
  小儿子阳祝成于2003年辞去了冶金厂的工作,在长沙游荡3年后,远赴天津,在一家建筑公司打工。一年到头连妻儿也见不着几次,更不用说寡居家中的母亲。
  女儿偶尔会接李凤鸣去她那儿住,有时也劝她:“你一个人在老屋里住着,也没人说话,要不就在我这儿长住吧?”李凤鸣没有答应,也没有否定。在女儿家住了几日后,她便觉不自在。崭新的被子盖在身上,她怕弄脏;干净的地板,她踩在脚下怕滑倒;好吃的饭菜摆在眼前,她却提不起胃口。
  李凤鸣还是回到了老宅。小儿子阳祝成提出要带她去长沙,她也只是去待几天,看看小孙子。10天不到,还是回到老宅。
  “老人年纪那么大,万一哪天真走了,在屋子里臭了,我们都不知道。”阳社成每次提起母亲的事情都很生气。虽然他住在店铺里,离母亲最近,也是照顾母亲最多的人。2011年以前,他每星期回家看一眼李凤鸣,2011年后,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去看看,给母亲买点药、买点菜,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2012年春节,家人相聚。弟妹3人提议每人每月给大哥200元,让他全权负责照顾母亲。阳社成觉得不妥,“我现在还要交社保,600元仅勉强够吃”。阳社成还想趁自己有力气,再干几年。思前想后,兄妹4人最后决定:“每人一个季度,大家轮着照顾母亲。”
  2012年2月,阳社成首先开始照顾母亲,5月将照顾母亲的“接力棒”交给老二阳定成。阳定成忙于销售,照顾李凤鸣的事情多由其妻代理。
  为了照顾李凤鸣,阳祝成辞去了天津的工作,回到长沙。但是他还没想好,到时是接母亲去长沙住呢,还是自己回冷水江,“不是折腾母亲,就是折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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