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东西无法成正比。比如，我爱你，并不见得你爱我。我付出几分，并不见得能有回报，有些委屈咬牙忍了，并不见得别人能知情。用在婚姻上，尤其如此。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东西都可以算出成本，如果按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理论，“上帝目光所及均可交易”，婚姻本身是个经济行为，应该有明明白白的一笔账，成本多少、收益几何？然而，有一些东西却是无法计算的，比如说：离婚。

　　有形的成本好算，无形的成本却无法计算。比如，我付出了多少爱，为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光阴，怎么算？人没法重活一次，付出了就是付出了，可是总有人为此不甘心。还有最重要的是：离婚的社会成本极高，几乎是以牺牲一代人来作为离婚的代价。

　　离婚到底是对是错，也很难有什么标准去评价。有的婚姻，年轻时很不堪，咬牙熬过去，也许能熬得个云开日出、雨过天晴，老一辈的婚姻大多是这么熬过来的；有的婚姻，忍就是一种纵容，它离你要的幸福南辕北辙，当断则断是最明智的选择，说不定人生的下一站还有机会觅得幸福；有的婚姻，等待一种结局，有点像赌，输赢全靠天意，而搭上的，则是你的一辈子。若不想委曲求全，离了，也未必有美好的明天，说不定会凄凄惨惨一辈子，孤苦终老、老无所依。所以，老话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即横竖就是他了，认命了，反正怎么选都是一种无奈。

　　对于中国人来说，结婚、离婚都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婚姻不但意味着成人，还意味着成家，是“合二姓之好”。因为国是由家构成的，所以叫国家。国家既然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个家庭都成了“亲”，岂非“四海之内皆兄弟”，“普天之下一家人”？既然如此，离婚就成了“结二姓之怨”，至少也是“绝二姓之好”。两个人的利益，很可能导致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和敌对——西方社会因为以“个人”为本位，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他个人的事，和别人没关系；而中国社会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责任、荣誉、利益，都和他的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离婚，尤其女方被休，对于女方家族而言，是极没有面子的事。（以上观点见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245～24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而对于男方而言，没有经营好家庭，也是一种失败，算不上光荣的事。

　　现在惊悚的是中国社会的离婚率据说已经高达30%，在京、沪、深尤其高。对于一些传统价值观主导的人来说，确实是坏消息，因为传统中国人喜见的是婚姻美满——“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家和万事兴”。无情的现实是，在离婚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今天，离婚率远远跑赢了GDP、CPI而遥遥领先，过高的离婚率对社会而言损失颇为深远。其实从经济角度看，除非两个人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实在过不下去了。离婚的经济杀伤力还是很大的，对富人来说更是一种灾难。

　　在我国现有社会经济水平、福利水平、保障体系下，离婚率上升将“意味着更多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夫妻一方，特别是女性一方离婚后陷入生活贫困化，更多的孩子将生活在相对贫困的单亲家庭，整个社会将要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美国有学者曾以2001年犹他州的9735例离婚案例为研究样本，得出这些离婚案例使州和联邦政府直接和间接花销达近3亿美元，并由此推断离婚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后果是每年每个美国人要花费125美元，或每年每个家庭花费312美元，主要用于福利补助、医疗花销以及众多案件的诉讼成本。

　　离婚成本也同样包括给孩子造成的创伤，因为受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孩子。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索克所言：“父母的离婚带给孩子的创伤仅次于死亡。”对孩子的创伤虽然与其将来是否犯罪无必然联系，但是对于人群而言，在统计意义上已经表现出“离婚率与犯罪率有相关的联系”。

　　在七八年的法治节目主持人生涯中，我曾经做过很多期关于青少年犯罪的节目，这些孩子大部分生活在单亲家庭。他们缺少关爱、呵护及正确的引导，那些单亲妈妈们在沉重的社会压力和生活压力下已自顾不暇，很少有精力、耐心和能力教育子女，而社会对他们采取的也是一种漠视、冷漠的态度，这使得他们开始仇视社会。即使有的孩子长大成材了，也会对婚姻有浓厚的阴影；有的会重蹈父母的覆辙，导致婚姻不幸。

　　今天，房子似乎成了爱情、婚姻中最不容回避的话题之一，与其说男女太世俗，房子有原罪，不如说这折射出我们生存的集体焦虑。“只见房子不见婚姻”式的社会大讨论，可以看做是“计算的婚姻”借此进一步发酵。经过市场经济的急剧解构，婚姻中的财产公证、约定、协议，成了最富市场经济色彩的契约领域。财产是最不稳定的婚姻链接，于是，“计算的婚姻”越来越多，婚前的计算、婚后的计算、离婚的计算，经济学常识普及的结果让利益最大化概念侵袭了被称为“最小的合伙制股份公司”的婚姻家庭。当现实与功利骤然成了婚姻的主题，以致需要以司法解释来规制一年过百万的婚姻财产纠纷，实在是一种社会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