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ird chapter
教育反思｜求学记
当我接触过外界的风景后，当我习惯了港大的
生活后，我便对过去所接受的教育有了别样的反思。
“跟着老师走”与“被迫竞争”
还记得在港大招生讲座中，一个词特别吸引我，就是“国
际视野”。
港大的氛围与清华的确大不一样。在清华人与人之间有着
班级的划分和管辖。每个班级有班长，有党组织委派的辅导员。
就算住宿舍，四个室友可能分别来自不同学系，但一住就是整
整四年。到了毕业的季节，同宿舍或者同班级的人往往喝得酩
酊大醉，那种依依不舍，那种明天就各奔天涯的伤感，那种对
于大学生活的感激，那种对于逝去年华的追忆……无不令人难
然而这种使人紧密联结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感情，港大是没
有的。
港大最初给我的感觉是来去自由。没有班的概念，没有强
行的“组织”，就像俗话所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清华学生的背景比较单一。北京考生往往为其他省市的同
学诟病：“你们的分数太低了。”以我入学那年各省理工科录
取的平均分为例，北京：640 分；河北：688 分；浙江：693 分；
山东：704 分；湖北：681 分……满分都是750，如果单纯看分
数的话，北京的确太低了。可北京学子肯定会反驳：“不能这么比。
北京是单独出题的，不是考其他省市的全国试卷，没有可比性。”
在清华那年，班里有好多不同省市地区的状元或前几名。
当时宿舍除了我还住了两个人，一个来自湖北，一个来自宁夏。
由于尚未走出高考的兴奋，最初大家还会回味自己的高三生活。
每当她们讲述自己如何辛苦的时候，我都在旁默不作声，心里
暗自惭愧。
湖北来的女生说从前她每天凌晨两点睡，早晨六点就起床。
她把题集和练习册一摞摞地摆在桌子上，两摞练习册中间是一
颗深埋的头。那时她做掉好几本练习册，看着高高的一摞书从
眼前一本本的消失，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一套全科的练习
书，她至少做了五遍。白天撑不住就喝咖啡，喝到心脏“突突突”
地跳……
她的艰辛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虽然也是辛苦，可我高三的
时候每天还能保证睡上七八小时。我身边的同学也少有这么玩
命的。这位湖北同学却说，她的同学们都跟她差不多。在湖北、
山东这些教育大省，考生那么多，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能考来
清华，堪比登天！高考的确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不过就算它再
不合理，也还是现今中国为数不多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相对公
平的选拔考试。
可想而知，在清华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学生习惯了拼
搏和较真、习惯了一分之差就命运悬殊的思维，对于学业从不
敢放松。而且清华的课程十分艰深，课业压力实在不轻。
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的成长本身就是“被标签”的过程；
他的价值，从小就与分数绑在一起。这样长大的人，很容易接
受了“人的价值与成就成正比”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一直以来
习以为常甚至安身立命的思维状态。我们成长的每一步，都充
斥着无数次的比较与排名，以及接踵而来的骄傲或自卑。
学生主要通过成绩而获得肯定。尊重、喜爱、利益、前途，
似乎都与成绩紧密联系，进而就把自我价值、身份认同与成绩
挂钩。竞争心、嫉妒心、骄傲，不但不被正确地疏导，反而在
争取成绩的前提下被大大地鼓励。
所以清华学生仍旧热衷于评比“大牛”，心里却暗自羡慕
嫉妒。评选所谓“牛人”，全都延续着过去的思维：GPA 高、
实习多、比赛获奖、毕业后进入美国一流大学读博士或是进入
投资银行……
这套标准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还有没有另一套标准呢？
“大牛”们的心里，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我很多同学都是考试专家——“擅长考试”其实可算是一
项特长，是十几年的应试教育训练出来的。虽然许多学校都有“素
质教育”，口头承认“分数并不代表一切”，然而，只要高考
仍旧存在，这极大的压力势必不会消失——分数在单一评判的
体系中，的确代表着一切。
有时我想，我们的教育只教会了我们怎么考试，怎么挣分。
许多比考试更重要的东西，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到底，学校
教的是“生存”教育，却欠缺“生活”以及“生命教育”，比
如青春期的性教育；如何与人合作、认识自己；如何处理情绪；
如何了解自己的权利，更好地建造公民社会；什么是独立思考；
什么是生存与死亡……
我曾经很好奇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有什么心得。留意多年，
我发现他们接受采访时，普遍首先感谢学校和老师——这本无
可厚非；然而他们接下来的感言，大意尽是“跟着老师走”，
并且强调老师有着丰富的经验，帮助他们在无穷题海里生还。
一切成功都可总结为：“跟着老师走，准错不了！”
我对于这句“跟着老师走”一向十分怀疑。因为我不知道
老师在跟着谁走，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高二时我由理转文，
我清楚记得化学恩师在得知我转文后，担心我的个性学不来政
治科目，就深情地劝我妈：“你闺女的性格实在不适合学文，
那些东西她学不了。”但是我自觉能剑走偏锋，所以固执地学文。
接下来，我才知道“活受罪”是什么意思。我最大的困惑，
就是不跟着老师走，所以我进入清华，可谓是踉踉跄跄。比如
上政治课时，常常被要求通过某村的小事分析“党的本质”，
我觉得这种牵强附会非常虚伪。我最厌烦的就是老师说：“你
要揣测出题人的意思。”但从小就揣测领导人的意思，并想方
设法地讨好（即赚分）、文采飞扬地分析（即谄媚），对正在
成长的年轻人，是非常负面且影响其独立人格的。我从不揣测
出题人怎么想，所以我的政治考试总上不了平均分。
我曾问一位政治老师：“你所讲的，你自己真的相信吗？”
她的回答我早已忘了，反正没有什么分量，总之是劝我好好考试，
不要胡思乱想，抓紧时间背书。背书，也是我反感的。为什么
书上写什么我就要记什么？比如历史教科书很多内容都有待商
榷，我不会全盘相信。
在一次月考里，我做了一个实验。我在政治科的卷子写了
好多假大空的话，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写到最后，我忍不住
笑了——这是一篇狗屁不通的大废话啊！结果如何？我的政治
考试过了平均分。那份考卷我留了备份，当时我一边经受煎熬，
一边做着文件归档，心想有一天掌握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就好
好把这些考题和标准答案分析一下，写一篇论文。这想法一直
在我心中，也许将来接受了研究院教育后，就着手进行。
现在，我仍旧坚持当时的立场。从如何靠近标准答案的训
练中，我嗅到了可怕的奴性。真正优秀的学生，应该懂得独立
思考和反思，有着批判性思维，并对人类的心灵和灵魂感到关切。
什么都跟着老师走，走出来的只是精准的考试机器，毫无创新和
突破。如果安德鲁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一直跟着老师走，那解剖学不知到何时才能发现人类的骨骼与
狗的不同。遇到恩师固然是福分，教学相长，应彼此珍惜。然
而在应试压力下全盘跟着老师走，这样有损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你可以在短期内给他高分，却不能在长期内给他头脑。
高三的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明白齐克果在《致死的疾病》
中的一段话：“……被大众包围着，被各种世俗之事吸引着，
越来越精于世故，这样的人忘记了他自身，忘记了他在神圣意
义上的名字，不敢相信他自身。他发现成为他自身太冒险，而
成为与他人类似的存在者，成为一个拷贝，一个数字、一名群
众则更容易也更安全得多……”
巴西飞行员眼中的中国教育
我曾在从北京飞往香港的飞机上与一位巴西飞行员闲聊。
一个定居北京的巴西人很能引起别人的好奇，所以我跟他总是
有话题。他在中国东北当飞行教练，并且是某某公司的首席代表。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一看就知当中分量。这次他要去香港开一
架飞机去海口，然后再飞到哈尔滨。
很快我们便谈到了教育。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在北京国际学校
读小学，小的才两岁。他说中国发展很快，但是很多政策都带着后
果和代价，我请他具体描述一下，他很有条理地说出他的观察：
1. 中国的父母在孩子还小时就逼着他们竞争。他们为孩子
铺设最好的资源、教育和机会，然后告诉他们“你是最好的”。
孩子便顺理成章认为自己天生要当CEO。但是一旦进入了社会，
他们却没有与人合作的能力，又不肯做简单基本的工作，眼高
手低。很多年轻人频繁地跳槽，理由仅仅是职位不理想。
2.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但是中国的孩子
们只会竞争，一旦遇到挫折，就会表现得非常脆弱，甚至选择自杀。
3. 很多中国人把钱和物质当成了信仰，非常可怕。毕竟人
除了身体，还有灵魂。我看到了一群没有信仰的年轻人。
接着他跟我说起大儿子的遭遇。国际学校里有很多中国和
韩国家长，所以作业特别多。有一天他儿子回家哭了，因为做
不完作业，他一看，总共20 页。他就跟儿子说:“你不用写，
上学很累了，去玩吧。”第二天他去了学校，找到那个加拿大
老师就说：“Are you crazy ?”（你疯了吗？）加拿大老师解释，
很多中国和韩国的父母也这么问他，不过是在他不留作业的时
候。但是巴西爸爸对此非常反感：“我儿子来中国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做作业的。”最后加拿大老师妥协了，答应他儿子想写
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在这位父亲眼中，学习与做作业是两回
事。我好奇地问他：“那你儿子会不会很有压力？班上其他学
生都做那么多题，考试成绩那么好？”他的回答很精彩：“有的，
有时他的中国同学问他写完作业没有，他说没有。但是他会反问：
‘你昨天骑车了吗？玩游戏了吗？你看电视了吗？你和你爸爸
下棋了吗？’”然后骄傲地向同学展示骑车时摔伤的手臂，“这
伤痕你有吗？”他的儿子对此特别高兴和自豪。
谈话中他不断重复：“Let child be child.”（让孩子成为孩子）
程序公义
“行公义”不仅是生死攸关时做的重大决定，更可体现在
生活小事上；然而有时候“行公义”不是那么容易，而“公义”
二字并非在所有处境都有吸引力。
清华学生跟港大学子一样，经常使用西方教材，然而不同
的是，清华的教材多是翻印的，老师甚至鼓励学生去复印。但
在港大读书，每一个学期的书本费动辄就几千元，一本专业课
的书，少说也要三四百港元。内地大学附近都有非常成熟的翻
印市场。一本书拿过去，不问所以然，全都可以翻印，30 多
块就搞定了。过去我也翻印书，因为身边没有人买正版——在
内地没有什么比盗版更容易的了，人家有Adidas，我们就有
Adadis，人家有Apple，我们就有Appel，山寨无止境。来了香
港，在校园看见“翻印是罪行”的标贴，我才渐渐意识到疯狂
地盗印对作者很不尊重，是多么可怕。
这使我不由得思考“公义”的问题。很多事情法律没禁止，
我们就可以做吗？很多留学海外的同学不愿意回国，其中一个
原因是内地的潜规则太多，人际关系太复杂，在国外生活久了，
人就变得相对单纯，适应不来了。我过去的同学中也不乏“富
二代”和“官二代”。虽然这两个名词并不自动等于为富不仁
或贪腐，但这一小撮人的确集中了过剩的资源。在一次同学聚
会上，最后买单时，一位同学暗示不用给钱了，发票给他用“公
款报销”就行。公款吃喝在中国一点儿不令人惊奇，然而发生
在昔日同学身上，这种文化是否进展得太快了？我们还这么年
轻！那时我很犯难，我不是想表现出“道德优越感”，但我应
该拒绝他吗？我应该在这时候提倡“反腐”吗？我应该如此不
识时务螳臂当车吗？
在当今中国，任谁都难跟“贪腐”完全没有关系……我们
身处这个染缸中，若想拒绝，势必要付出代价——这是否值得，
就只能让自己的良心来回答了。
全民造假
2012 年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我来到西部某县城的一所中
学内。之前答应过这里的学生，我们要迎接他们出考场。走进
教学楼走廊，我发现每个班的同学都伏案狂写。我心里纳闷，
这不都考完了吗，还写什么？
一个和我感情深厚的高三女娃见到我就跑出来，手里还拿
着那份白色的单子。拥抱过后我赶紧问她，写啥呢？她说：“胡
编呢，写简历，头疼死了。”我一看，好嘛，敢情是每个同学
三年的档案，包括每一学年的自我鉴定和教师鉴定，各科成绩，
还有体检内容。一共六页。我问她：“全都一次性填写？”她说：
“对，谁管啊，都是现编的。”我翻了翻每一学年的“教师鉴定”，
问她：“这也是你们学生自己写？”她说：“对啊，所有内容
都是我们学生胡编的，最后老师签字盖章。”
我又翻到体检那页，密密麻麻项目倒是不少。刚要问这些
数据也是瞎编的？就看见在低压一栏赫然写着“120”。我问她：
“低压120，是你自己编的吧？你知道低压120 意味着什么吗？”
她马上问我：“那多少是正常？”我很犹豫，我又没有给她量
过，怎么能就这样告诉她正常值。之后又看到很多体检项目，
逢数据就瞎编，逢指标填写就写“正常”，最后学校盖章。她
不停地说：“嗨，谁管啊，谁给我们真量啊。”盖章意味着什么？
不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公信力吗？
之后，她开始磨我帮她写些鉴定。我一看，通篇都是套话：“热
爱祖国，热爱党，拥护政府，热爱班集体，团结同学，热爱老师，
上课积极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我问她：“这些就是
你人生三年的全部鉴定？这些说的是你吗？”她说：“不是我，
管它呢，反正写够一页就行了。哎呀，你帮我编一些。”我说：“如
果我是你，这些套话我一句也不说。我认认真真为我自己写鉴定。
我拥抱创新，我独立思考，我具有批判精神，我不是对于上面
的一切决定都无条件拥护。我要写出我是谁，而不是他们要
我成为谁！”结果女娃不耐烦了：“哎呀，你这个人不现实的。
到时候找工作人家看简历，一定要有热爱党热爱政府热爱祖
国，你那么写没人要你。”我继续问她：“那人人都写热爱党，
万千简历都一样，他怎么知道谁说的是真心话？”
最后，女娃感到与我讨论很无趣，把简历交了。但是老师
说她写得少，竟然给了她一份样本，让她抄。里面的话，我读来
备感熟悉，却又空洞到令我不寒而栗！青少年的特点是什么？什么
是对一个青少年最负责任的鉴定？他们经历了苦难的洗礼，他们有
着心中的爱与恨，痛与梦。他们有困惑，有质疑，有追求，有梦想。
为什么在个人简历和鉴定上却要写下扭曲媚上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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