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是经典，经典其实就是一个个结，把历史的脉络网起来。《送别》被用于《城南旧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原作者林海音本人不仅推崇弘一法师，她还出版过李叔同与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这首歌使电影的审美效果变得更加令人陶醉。而林海音在《城南旧事》的小说中也写到了这首歌。不过，她在书中写到的《送别歌》，其歌词与李叔同原作有一些差别。林海音书中的《送别歌》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离别多。

　　然而说到《送别》出现在《早春二月》这部电影之中似乎更显出一些机缘巧合。《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改编的影片，作者柔石曾对弘一大师十分崇敬。柔石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李叔同已经出家，他曾为自己未受业于李叔同而懊丧不已。柔石毕业回乡后，也曾穿着僧衣拍过一张照片，而他在毕业时，也从老师夏丏尊先生那里获得过一幅李叔同的字，并装裱题写过这样的文字：“此非余之好奇，实余之痼性也。”导演谢铁骊选《送别》作为影片的插曲，柔石若是地下有知，也定会感到欣慰。谢铁骊拍《早春二月》时似乎并不知道以上的史料，但由于谢铁骊在电影界以导演风格细腻著称，他的这一细腻，居然把《送别》选为影片的插曲，实在是一件绝妙非常的事情。小说主人公、小学老师萧涧秋执教的校园里，所唤起人淡淡哀愁的，正是那首让人低回不已的《送别》之歌。

　　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从歌曲《送别》知道李叔同的，然而，对李叔同的全面认识仅凭着一首《送别》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李叔同出生于天津豪门富户，因为是庶出，加上幼年失怙，于是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残缺。当年奥国公使送给父亲的一架钢琴，伴随他走过寂寞童年。李叔同初涉人生，探求中华文化底蕴，悲悯国家民族苦难，创作《祖国歌》，传颂大江南北。

　　《祖国歌》（词、曲：李叔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身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

　　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李叔同在“沪学会”教唱的《祖国歌》，词曲配合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歌颂了中华文明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李叔同编写的乐歌中，他不仅为一些歌曲配以多声部及钢琴伴奏，同时，自己也有意尝试了一些曲调创作，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春游》，这可以说是我国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一首合唱歌曲。

　　《春游》（词、曲：李叔同）：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从《春游》的和声进行来看，李叔同使用的无疑是西洋的手法，古典的规范。这样的特点在他其他的一些作品中亦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李叔同对传统的留恋，那种中国文化所共有的特质深深印刻在他的骨子里，从而使他的性情“亦自有广陵绝响的悲凉意味”，中国文人对“才情”的阐释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由于他具有较为全面的中西音乐文化修养，所作乐歌大多为借景抒情之作，填配的文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隽永秀丽，意境深远；选用的多为欧美各国的通俗名曲，曲调优美动人、清新流畅；词曲的结合贴切顺达，相得益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因此，他的乐歌作品广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喜爱。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像著名的《送别》，这首仅有十句唱词、八个乐句的歌曲，自1914年问世以来，传唱了近百年，仍然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

　　李叔同不仅仅是一位音乐家，他的卓越成就还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在话剧方面，他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话剧剧本《文野婚姻》，组织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被视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创始人；在美术方面，他是在我国最早教授《西洋美术史》的人，是最早倡导人体美术教学的人，是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人，是近代美术的奠基人。

　　1906年冬，一个旨在研究各种文艺的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成立，李叔同和曾孝谷是发起人。“春柳社”的诞生，一是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二是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和文艺方面的影响。新派剧是日本戏剧从歌舞伎到新剧（话剧）的一种过渡形式。1907年春，“春柳社”在东京骏河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这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的第一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他们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也没有独白、旁白，这种演出形态，可以说已是话剧了。“春柳社”的第二次公演是在1907的6月，称为“春柳社演艺大会”，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又一次造成了轰动。《黑奴吁天录》是根据美国女作家皮丘•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剧本由曾孝谷改编，李叔同负责舞台美术设计。李叔同在该剧中饰演爱米丽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居然将自己的腰肢束成楚宫细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这场演出再一次在东京演剧界引起巨大反响。

　　李叔同无疑是中国话剧的先驱，是最早引进西方戏剧到中国的人，他发起的“春柳社”的演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五幕剧《黑奴吁天录》剧中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还有接近真实生活的舞台形象，无不显示着已开始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他对日本新派剧中源于西方戏剧的布置设计、服装、化妆、道具、灯光等方面的潜心研究和大胆实践，对日后中国话剧在舞美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很大影响。

　　他的才情不仅表现在音乐、戏剧方面，在美术方面也是卓有成就的。

　　1905年，李叔同刚到东京几个月，就撰写了几篇美术论文。其中《图画修得法》和《水彩画法说略》两篇，发表在留日学生高天梅主办的《醒狮》上，这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洋油画和水彩画知识的文章。此杂志在日本印刷后运回中国发行，所以李叔同的文章是为中国读者而写，他考虑的是中国的美术教育。

　　1906年9月，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之西洋画科。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中，选择美术科的学生并不是太多，尽管李叔同也不是东京美术学校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但他的入学还是引起了相当的震动。为此日本的媒体专门采访了他，并在东京《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专访记《清国人志于洋画》，还配发了他的肖像和画稿。1909和1910年，李叔同曾两次参加当时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洋画美术团体“白马会”年展，有《停琴》《朝》《静物》《昼》等4件作品参展。能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展览，说明李叔同学习西洋画是非常有成就的。展览会在评语中说：李叔同的画作，“用笔、用色都很大胆”，特别是李“作为新时代的一个清国人”，其“新奇独特的画法”，“是很有意思的”。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

　　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回国后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和南京高等师范教授美术课。通过讲授西洋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知识，以及在他主编的《太平洋画报》《文美》《白阳》等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和理论文章等这些与美术教育有关的工作，为西洋画法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14年李叔同在浙一师给同学们上人体写生课，这比刘海粟使用裸体女模还要早，李叔同是中国美术史上最早使用裸体写生的。

　　李叔同与教育家、作家夏丏尊共同编辑了《木刻版画集》，他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他广泛引进西方的美术派别和艺术思潮，编写出最早的由中国人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倡导成立了设有艺术运动和艺术探索的校友会，组织西洋画研究会。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美术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

　　李叔同本人在西洋画上也卓有建树。他刚到东京时，日本美术界正流行水彩画，受其影响，他画过大量的素描、水彩画和油画。人们在今天仍能看到其炭笔素描《少女》、水彩《山茶花》、油画《出浴》和《郊野》等作品。他出家后画过许多佛像，其印章刻的佛像均出于自己的手稿。更为可贵的是，李叔同不仅大胆引入西方美术，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技法，尤其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美术融为一体。他与弟子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诗画合璧，图文并茂，为世人所称道。

　　李叔同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特别是他遁入空门之后的作品，更充满了宁静之美的禅意和云鹤般的淡远。这是绚烂至极的平淡、雄健过后的文静、老成之后的稚朴，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李叔同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35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治印、赏印、论印，是李叔同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癖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自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李叔同对印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近代篆刻事业的弘扬上。他亲自发起成立了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这也是在近代篆刻史上领风气之先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