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术大师刘海粟曾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苏曼殊只是聪明而已。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满腔敬意溢于言表。

　　李叔同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那些佳作，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人们在相同境遇中大都会产生的思想情绪，曾经风靡一时，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另外，李叔同对联语也有浓厚兴趣，并有极高的鉴赏和创作水平。

　　对于艺术，李叔同十分重视做人的准则和艺术的关系。虽然他在艺术上有着超人的天赋，但却更强调“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便是一个人的人格修养，要做一个文艺家，首先必须要做一个好人。李叔同于1906年在日本东京作《音乐小杂志序》，这是一篇优美的小品文，以风雅之文笔，极尽阐发音乐于人之性情的陶冶效用，可见他非常重视艺术与人之心性的养成关系。艺术可促人性之完善发展，而音乐艺术怡情养性的审美陶冶功能则更是“感人深矣”。

　　朱光潜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他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说明李叔同“言教之余益以身教”的艺术教育的巨大成功，特别是他在审美教育中一以贯之的“以德感人”、“以德为表率”的人格魄力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他在艺术教育中的嘉言懿行，以及在皈依佛门后的宗教修行，都体现了一种道德价值标准，在今天看来，这既是一种人文教养，又蕴涵了深厚、优秀的传统伦理。

　　李叔同不仅是出色的艺术家，也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教育家。他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更看重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变革。

　　李叔同在致晦庐的一封信中说：“晦庐居士文席：惠书诵悉。诸荷护念，感谢无已。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正是李叔同的文艺观。“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白话就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也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李叔同也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的。在他宿舍常放着的一本《人谱》上，李叔同亲笔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并在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以此来勉励自己。他同样也以此来教育他的学生，影响了一代年轻人，很好地将艺术教育与人格教育结合在一起。李叔同教美术，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力主写生，还开了野外写生课，组织学生到西湖一带写生，并开设素描、水彩、木刻等课，开阔了同学们的艺术视野。

　　在师生关系上，他力图建立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以对学生的尊重为前提。学生犯了过失，他并不当即批评，而是很讲究方法。

　　1913年李叔同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音乐、美术两科的教学工作。他的到来使学校死气沉沉的风气有了很大的变化，音美两科迅速成了热门，校园里歌声回荡琴声起伏，校园内外也常见学生们在认真地写生。他刚到那里时，学生对他还不了解，预备铃已过，才慢吞吞地走向教室，边说边笑、边打边闹地闯入教室，他们还以为老师没有到，谁知道这时李叔同早已经端正地坐在讲台前。喧闹声戛然而止，学生们迅速到自己座位坐好。上课铃响后，他照例深深鞠了一躬，自那以后，每到他的课，学生们总是不等预备铃响就早早地在教室里坐好。

　　一次上钢琴课时，十多名学生围站在钢琴四周，看着李叔同示范演奏，这时不知谁放了一个无声的屁，有人掩鼻，有人轻声说“讨厌”，李叔同却不动声色地继续演奏，等到下课时，他照例鞠躬，然后说：“以后放屁时，请到门外去，不要在教室内。”接着又鞠了一躬，此时学生们早已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跑出教室很远仍然笑得直不起腰来。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在上课时看小说，以为老师不知，其实李叔同早已看到，只是不愿意当众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下课后，李叔同喊住那个学生，等其他学生走完，他才郑重却很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了。”说完又一鞠躬，意思是：“你可以走了。”话不多，却使学生深受教育并能认真改正，对于其他一些不守纪律或者随地吐痰的现象，他也照此处理。

　　又一次，一个学生在图画教室门口大声喊道：“李叔同哪里去了？”他并不知道老师就在隔壁，那个时候的师道尊严，如果直呼老师的名字，一般老师会接受不了甚至大发雷霆。可李叔同却只是和平时一样平静地问：“什么事？”而那个学生早就跑远了。

　　当时浙一师有个训导主任对学生态度粗暴，学生们普遍反感。有一次丰子恺因与他发生争执，最后两人动起手来，主任很是不满，就要求校方处理丰子恺，会上气氛很紧张，主任要求将丰子恺开除。在沉寂中李叔同发言了：“学生打先生，是学生不好，但是先生也有责任，因为他没有教育好。考虑到丰子恺平日遵守校规并无大错，如开除似太重，而且他又是个人才，将来必大有前途，如果开除则毁了他的前途，对国家是一损失。我意此番记一大过，我带他一道向主任赔礼道歉，不知大家是否同意？”此时会上一片同意声。事后，李叔同叫丰子恺等几人到他的房间，打开《人谱》，念了一段大意为学文艺时要更重视人格、道德修养的文字。

　　李叔同温和却不失严厉，他的教育方式被学生称为“爸爸的教育”，在同学中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别的学校里都是英语、国文等科占据重要地位，音乐、美术只是附属品，而在浙一师则刚好相反，同学们把这两科看得比英语、国文还要重，只因为教课的老师是李叔同。

　　李叔同善于因材施教。1912年冬的一天，身为学生的刘质平写下了平生第一首歌曲，这天适逢下大雪，但刘质平还是兴奋地将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只见李叔同细阅一过，若有所思，并注视学生良久。刘质平以为老师怪罪自己急于求成，正在羞愧之中，忽听李叔同说道：“今晚8时35分，赴音乐教室，有话讲。”

　　晚上，雪越下越大，不时还刮着狂风。刘质平准时赴约，可他走到教室的走廊时，发现地上已有足迹，再抬头看看教室，室内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响。于是，刘质平就一个人站在门外廊前等候。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忽然，教室内灯光亮了起来，门也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早已到来的老师李叔同。只见李叔同手持一表，说相约时间无误，并告诉刘质平现在可以回去了。

　　刘质平没有想到，李叔同是在考验他是否守信认真。是晚刘质平冒着风雪大寒准时赴约，且待在教室门外等候达十分钟之久，李叔同认为他是一个肯吃苦的学生，心里十分满意。从此，他俩师生情谊日深。李叔同不仅自己每周课外单独指导他两次，还特意介绍他到当时在杭州的美籍鲍乃德夫人处学钢琴。

　　李叔同根据学生的资质进行不同的指导，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如美术家丰子恺、潘天寿，音乐家刘质平、吴梦非，作家曹聚仁等。民国时期，在上海、浙江一带从事学校艺术教育的，很多是李叔同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用他提出的“以美淑世”思想，提高国人素质，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叔同在出演了《茶花女》而名闻东京后，许多人都以为这样一个一身才气的人，必定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身具名士风范。但是一些真正接触过他的人，却认为李叔同的性格，实际上是有些孤僻的。

　　有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8点钟见面排练剧本，但是两个人的住处距离非常远，因此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就迟到了10分钟，到了李叔同寓所，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着。

　　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练琴了，看过欧阳予倩的名片，心里颇有怪意。于是，他慢慢走到窗边，推开窗门，看到欧阳予倩正在仰头向上，焦急等待。看到李叔同，欧阳连忙喊道：“叔同，叔同，是我，欧阳予倩！”李叔同并不作答，却反问道：“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几点？”“8点啊。实在对不起！我赶电车，老远跑来的，而且现在才刚刚8点过10分呢！”

　　李叔同探出身来，一字一句地说：“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8点，你迟到了10分钟。按照我的计划，现在还要练琴。我没有工夫了，你明天再来吧。”然后也不看欧阳予倩，关上窗门，悠扬的琴声从屋里飘了出来。欧阳予倩吃了闭门羹，心下有些恼怒，却又深知李叔同的脾性，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只得悻悻而返。

　　另一位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韩亮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他眼里的李叔同，也是有些乖僻的。有一次碰巧与李叔同一起参加音乐会，只见李衣着不整，褴褛破败，却在一堆光鲜明丽的贵宾中坦然安坐，因此对李叔同的盛名就有些怀疑。但音乐会后来到李叔同的房间，却发现环壁皆书，还有一架精美的钢琴，印象才大大改观。不久韩亮侯约了一位朋友去李叔同家，也是稍稍迟到片刻，就被李叔同毫不客气地关在了门外。众人因为了解李叔同的处世风格，也只是讪然一笑，随即释怀。

　　后来李叔同出家后谈到这段经历，曾经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但是这种性格由来已久，大概是性情中人皆能体谅。

　　还有一次是在李叔同和日本女子叶子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发现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叔同借一把伞回家。但李叔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还义正词严地说：“岳母大人，当初你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的时候，我可没有答应将来下雨借给你伞。”搞得岳母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淋雨回家。

　　皈依三宝之前，李叔同曾任教于国民政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音乐和美术。与他同校任教的日籍老师本田，教授图画手工，为人傲慢自负，根本不把自己的中国同行放在眼里，不过唯独对李叔同似乎是敬畏有加。有一次，几名学生找到本田老师，想向他求取几条字幅。不巧的是，本田的办公室中没有备好的笔墨，大家便建议他到李叔同的办公室中去，借用那里的笔墨。没想到，本田对这个提议很是谨慎，开始并不同意，直到有人说李叔同已经出校，暂时不会回来，他才勉强同众人到李叔同的办公室，还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并且一再叮嘱，只要李叔同一回来就马上通知他。大家都感到不可理解，问他为什么，本田一脸严肃地说：“李先生可是个艺术全才，书法、绘画俱佳，音乐也独具造诣，而且连日语都说得那么好，他的办公室我可不敢擅入，笔墨更不能擅用了。”虽然他这么说，但学生们却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眼里，李叔同一贯温和友善，素来目中无人的本田更不应该这么畏首畏尾啊。本田的字幅才写完，外面忽然传来了喊声“李老师回来了，李老师回来了”！本田闻听，慌忙扔下手中的笔，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负责望风的那个学生却一脸坏笑地走了进来。原来，李叔同根本没有回来，那个学生只是想开个玩笑。

　　1905年4月，李叔同的生母病故，他和家眷一起扶送母亲的灵柩返回天津。在治丧时，他冲破传统的外丧或侧室灵柩不得进门入厅的习俗，力排众议，弃旧鼎新，不仅在家中为母亲举办“追悼会”，还不让家人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拒绝接纳丧仪，由吊唁者致悼词，他自己则坐在钢琴旁，自弹自唱悼歌。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天津的《大公报》对此还做了报道，称赞李叔同为“新世界之杰士”。

　　弘一法师是个特别的人。1942年10月13日，他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前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为一生之综述。此四字写入心声，物质欲，精神欲，灵魂欲——人生三境界，顿悟人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宴会。

　　正当李叔同的事业如日中天，突飞猛进之际，他忽然“看破红法，披剃入山，遁入空门”，成为佛家第十一代律宗大师——弘一法师。弘一法师与佛教的因缘的确很深，他从小在家受到佛教的熏染，他父亲的妾郭氏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长嫂也是一位佛教徒，会念咒语，曾教弘一法师背诵经典。在他5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里请僧人作法，于是效“焰口”施食之戏。弘一法师从小就在家里与三叔一起学僧人作法，“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以上说明弘一法师之所以能出家成为佛门一员，是有其缘由的，或者说这种因缘早就在他身上种下了慧根。所以从一开始，“念佛”就对他的成长起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

　　李叔同于1918年有了出家的打算，他的生活，正如其学生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所说“日渐收敛起来”了。他的同事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

　　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1918年，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做了一个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在李叔同的身上，体现着从传统儒家教养中得到的“善”的本性，又是逐渐融入了佛家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总想着要以仁惠恩德施于人，总想着要“意存饶益，善顺物情”，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做不到，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心迷意乱，举步彷徨。他的发愿出家，绝非寡情的厌世，恰恰相反，他的情太深厚了，他对人世间向往太高了。唯其如此，才使他陷入了不可化解的深刻矛盾之中。他的“由儒入释”，是儒家的仁爱之心与佛家的慈悲之旨的结合，是生命的终极跨越。然而，他仍是积极的，他虽然痴迷于宗教但一心向真、向善。他在出家后诸艺俱疏，唯有书法割舍不下。他将佛法禅心融入笔下，形成了清净似水、恬淡自如的独特个性。他所写的“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但观诸法空无我”等作品无不充满了智慧、忧思和悲悯。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出世后的李叔同说法传经，普度芸芸众生，可谓用心至善。

　　李叔同由一个富家风流公子和文坛名士，成为一个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留日学生，变成一个西装革履佩戴金丝眼镜的报纸编辑，变成穿长袍马褂足蹬布鞋的教师，又在中年决然皈依佛门，以苦行僧而终其一生……可以说，李叔同把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的角色，都发挥到了极致。

　　弘一大师的伟大成就，还不仅仅是他对文化艺术、佛学及其他学术领域的开拓与贡献，他还以其高尚的人格和品性为世人树立了为人处世的楷模与典范，为后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在俗时，他曾以微薄的薪水赞助刘质平出国留学，培养出一代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出家后教弟子“念佛不忘救国”，在国家危难时刻所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他的高风亮节更是为人们所赞叹。赵朴初评价他“无尽奇珍供世人，一轮明月耀天心”，说他的一生“是立德、立公、立言的一生”，从纯艺术生命到纯庄严生命——人类哲思的无尽魅力；从绚烂到平淡——审美思考的完美突破，也许这就是弘一大师人生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