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浩南

　　翻开五四历史，赫然看到“少年中国学会”这个重要的组织。

　　王光祈、李大钊、曾琦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琦成为中国青年党（奉行国家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少年中国会”的会员中后转为共产党的还有：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邓中夏、张闻天等，转为国家主义的有：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这一左一右两大阵营的政治理想不可调和终至“少年中国学会”解体。而王光祈，既没有向左走也没有向右看。彼时，他正在遥远的德国，皈依了“音乐救国”的理想。

　　选入本书的音乐家中，王光祈的音乐之路想必走得最苦。年近30才改行学音乐，而且，与痴迷于音乐者不同，他全然没有那份狂放的热情作为兴奋剂，支持他孑身漂泊于异乡的，仅仅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其背后付出的坚忍一定超乎想象！

　　蒋介石曾找过他：“如愿归国，当图重用。”毛泽东在建国后也多次托陈毅在四川找寻其后人。

　　如今，那些惦念他的政治人物都一一逝去，只有音乐界的学者们还在找寻，找寻他散佚于德国的作品，探寻他“音乐救国”之路的成功与失败，以及他一世寂寞的心路历程……

　　——编者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写道：

　　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民族之声”。

　　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

　　这也许就是王光祈少年时即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投身中国社会改造运动，而后半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原因。他从事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是为了实现创建少年中国学会时的初衷，即促使“少年中国”的出现。在音乐学上的努力和作为，依然是他倡导的少年中国运动的一部分。他的“少年中国”之梦始终深埋在心底，一生求索，孜孜不倦，不断变换思维，打开眼界，寻求出口。

　　到德国后，他先修政治经济学，但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阅历的不断增加，自己对于中国忧患的深切思考，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或许可以直接解决中国的衰敝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寻求中国的真正富强，实现“少年中国”之梦，根本上还是要致力于文化的改造，只有文化思维上的真正强大，中国人的内心才可能真正强大，重拾民族自信心，中国方可真正强大，而音乐恰恰是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孔子倡导“诗、书、礼、乐”，在他的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音乐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音乐由来已久并有着博大精深的灵魂。从黄帝时期传说的音乐家“伏羲”到孔子常常抚琴以慰，中国的音乐几乎贯穿了整个民族史，音乐能唤起民族共同的记忆与共鸣，唤起故土之情，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它用旋律表达了民族特有的沧桑、历史与文化。于是，他转向音乐学研究。他开始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研究，并结合现代民间谣曲的发掘，他希望在总结中国既有音乐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创造“引起民族自觉心”的“伟大国乐”。这种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不但要能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与西洋音乐形成一个对等形势，并使之“跻于国际乐界而无愧”。

　　翻开王光祈的生平著述目录，可以发现，除了20部有关中外关系史料、国防建设、德国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西洋艺术等译著外，还有17部音乐学著作。这一宏富的著述成果，源自他留德期间的勤奋刻苦。他因写作用功过度，曾不止一次晕倒在柏林图书馆中。有时头痛难忍，左手按住额头，右手奋笔疾书。他有那么多的心声要书写，他是那么爱自己的祖国，那么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古老而现在正遭受灾难的民族多找些出口，多进行些思考。自己的内心在召唤他，命运在召唤他，民族在召唤他，国人在召唤他，历史在召唤他。即使是德国专家学者，也对他这样顽强的治学精神，表示敬重和感动。而最后英年早逝，客死他乡，也是因为积劳成疾，终至脑溢血而亡。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别说今天优越的物质条件下绝大部分学生早已难以企及，就是在当时中国风云激荡，呼唤国人救国于危难之际，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中也极为罕见。他是一个不断自律的人，又不断有自我危机感。他的危机感来自尽自己最大力量拯救国人、拯救民族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归属感。

　　王光祈去往德国，其实非常戏剧。1920年4月1日，王光祈与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4人从上海乘坐法国轮船Paullecat号来到欧洲，但当时他本想到美国，却“因在沪时检验身体，以有眼疾，非医好后不能赴美”，所以不得不改道赴德。漫长的旅途整整走了2个月，途经新加坡、科伦坡、西贡，终于于1920年6月1日抵达德国，这个他最后归属的地方。从想去美国，到因有“眼疾”而不得不改道德国，这不得不说是命运的一种巧妙安排，正是德国的音乐氛围，启发了王光祈用音乐来唤起“民族自觉心”的思想。试想，如果当时他去了美国，那么在中国音乐史上，也许不会留下王光祈的名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命运给了王光祈怎样的方向，他都会尽所能用自己的思考去寻求改造中国的方法，即使去了美国，我们相信在中国其他领域依然会写下他的名字，因为有民族责任感的人始终都会保持对于民族的思考，得出结论，并尽所能付诸实践，具有成功素质的人无论在哪里都会打开自己的一方天地。

　　在德国，王光祈出于对德国在一战后重建时期“上下兢兢图存”精神的钦佩，他认为“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以为中国之借鉴。王光祈与魏时珍一同来到法兰克福后，6月4日，他曾提笔给法国留学的好友周太玄、李劼人写了封信，“弟因初到德国所租之房尚未搬往，须七八号始能搬去，此时尚寄居在德列士博士之家”。初来异乡，王光祈没有丝毫不安、陌生与寂寞，相反，他对法兰克福甚至有种重归故里的感觉，也许是独特的法兰克福风景，与故乡的某种气息相契合。法兰克福坐落于莱茵河畔，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法兰克福风情尽收眼底。在他给朋友的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诸如“惟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的描述，他惊叹于法兰克福的静谧，“窃叹十余年来，终日在都市车马扰攘中，忽得此乡景，令人心旷神怡”。正是这样一个幽静的所在，给了他更多思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