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我现在知道，《红树林》的故事首先是你为一个电视剧所写，那么电视剧的写作与小说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莫言：这部小说在我所有的小说中，就创作过程的曲折复杂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它作为小说，构思于1995年年底，当时我与一个朋友去一个南方的滨海城市采访一家工厂，准备写一篇所谓的报告文学。我对采访对象没有什么兴趣，却对这个城市的珍珠养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我就看过有关珍珠加工和养殖的书，这种富有传奇色彩、既是昂贵首饰又是名贵药材的物品引起我很多联想。有两组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组是青春健美的渔家姑娘裸着身体、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底采集珍珠；一组是高贵的女人裸着肩头、脖子上戴着璀灿的珍珠项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翩翩起舞。我感到这种对比富有深意。从南方回来后我进一步搜集有关珍珠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历史掌故、有神话传说、也有纯粹技术方面的。准备得差不多了，1996年春天，我动笔写这本书，当时的书名叫《珍珠奇谈》，写到大约五万字时，我原来的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在房子问题上我可不敢拖拉，把小说扔到一边，赶快找人装修，然后又忙着搬家，搬完了家就忙着办理转业的事，小说的事根本顾不上了。转到报社影视部后，就张罗着写了一个十八集的、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出来后，我自己也不满意，于是决定推倒重来。为了打破这种行业剧的套子，我决定首先应该给故事寻找一个美丽的环境，一个让大多数观众感到新奇的环境，就像电影《红高粱》那片高粱地一样，于是就想到了南方的珍珠养殖。我与两个同事去了广西的珍珠之乡，在那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红树林。红树林是生长在海里的树林，过去我在资料上见过，但到了实地一看，感觉大不一样。当时就决定，检察官的故事应该放在珍珠里，珍珠的故事应该放在红树林里。剧本写完后，大家都比较满意，我自己甚至有点得意，我认为还没有一个写电视剧本的舍得像我这样在一部十八集的戏里浓缩进去这样多的东西。去年九月，剧组去广西拍摄，我坐在书桌前，重新面对《珍珠奇谈》，连续半个月，我没有在原稿停住的地方往前推进一步，我感到自己处在了一个分岔的路口，无法按照原先设定的道路前进了。我舍弃不了《珍珠奇谈》，但前边的《红树林》又在强烈地诱惑着我。最终我决定走一条中间道路，在《珍珠奇谈》和《红树林》之间左顾右盼，我希望能够左右逢源，但难度很大。写到大约一半时，我索性在一个章节里把《红树林》全部解决，然后从容地讲《珍珠奇谈》。

　　电视剧本与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一回事，但也不是绝对地没有关系。长篇小说好像一棵大树，而电视剧本则像一套家具。用大树造成家具比较容易，但要把一套家具复原成一棵大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这次创作就有点像把家具复原成大树的妄想，虽是妄想，但也充满恶作剧般的乐趣。搞到一半时，我不得不把那些家具全部劈碎，圈成了一个栅栏，然后在栅栏里重新栽了一棵树。

　　陈年：前些天你对我说，现在把小说写“好看”就是你对自己的最高要求了，如何理解这里的“好看”？或者说，是否认为自己过去的小说“不好看”？

　　莫言：关于小说的“好看”和“不好看”，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是个很模糊的问题。什么是“好看”，什么是“不好看”，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几乎是因人而异。我心目中的“好看”小说，第一要有好的语言，第二要有好的故事，第三要充满趣味和悬念，让读者满怀期待，第四要让读者能够从书里看到作者的态度，看到作者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说，要让读者感到自己与作者处在平等甚至更高明的地位上。不是一个成年人讲故事给孩子听，而是一个孩子讲故事给成年人听。这样，作者在叙述中可以故意地、也可以无意地犯一些错误，让读者感到自己的阅读居高临下。

　　我过去的小说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当我写得不好看时，就是我试图把故事讲得完美无缺的时候。我总想在一部小说里把所有的好话说尽，结果就造成了对读者的蔑视。其实，我想，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里，都不应该把好话一次说尽，应该一次说尽的是坏话，好话应该多次说，慢慢说，有所保留，点到为止。另外，好看的小说既让读者充满期待，但也不必每次都让读者的期待得到满足。你应该让读者骂你：这个笨蛋，他应该往这里写啊！但我就是不往这里写。我没写出的，读者在阅读时其实自己已经写了，甚至比我写得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