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到地方以后我明显的感觉是腰板挺直了。我原来在军队的时候固然没有人说我坏，但我总觉得我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是一个异类。我这么一个人写这样的东西，又拿着部队的薪水，我总觉得欠军队的很多，平时见了领导就避开，希望大家忘掉我。

　　到了地方以后这种心态就不存在了，我发现我的觉悟很高，同事们对我的评价也不错，我觉得我原来是一个好人。在军营的时候我感觉很痛苦，一方面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信念，保持自己叛逆的文学个性，另一方面又有负罪感，我写作越能表达自己的个性，越有负罪感。长期下去我很痛苦。

　　但到了地方以后我可以按照最低的道德底线生活，最低的道德底线就是我遵纪守法，我就是一个好公民，至于其他，我想就是一个觉悟的问题了，我愿意把自己的道德水准提高到雷锋式的标准也行，不愿意也没人能够强迫我，我的写作由此获得了自由。

　　信息时代太多的信息会让人无所适从

　　封闭状态中的作家未必就不会写出优秀作品

　　我很想放下一切躲回高密东北乡

　　夏榆：你怎么看世界文学呢？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你想过自己的文学抱负吗？

　　莫言：实际上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回首八十年代时候，任何一个坦率的作家都不能否认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1984年、1985年的时候拉美的爆炸文学在中国风行一时，很多作家都受到影响。没有八十年代铺天盖地的对西方作家和西方文学思潮的翻译和引进，可以说就没有现在的这种文学格局。八十年代作家就意识到对异域文学的借鉴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过分地借鉴甚至模仿就没出息了。实际上后来出现的“新写实”、“新乡土”的文学潮流也都是为了抵抗对西方文学的简单模仿。

　　对于作家个体来说，要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来，然后再写出跟自己已经写出的作品不一样的作品就足够了，我想如果有众多的作家实现了这个愿望，那么集合起来我们的整个中国文学就会非常丰富非常有个性。只要有这么一批作家出现，那么我们的文学自然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就会取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觉得现在我们基本实现了这个愿望，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西方的年轻作家就会说他受到了中国的某个作家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一旦进入这种交流的正常态势的话，我们在接受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会接受我们的东西。落差很大的两个湖泊之间，一旦闸门开放，只有水位高的向水位低的方向倾泻，你只有接受，但到了平衡的时候两个水位一样高的时候，就互换了。

　　夏榆：现在很多作家开始关注国际视野，希望能走出国门参与到更广泛的国际间的交流中去，你有这种愿望吗？

　　莫言：我觉得在信息如此发达，互联网普遍风行的时代，出去不出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在以前一个人出过一次国是一件很大的事。但你要是长期地到一个国家，你在法国或美国住三年或五年，你自然会获得很多东西，反过来如果你仅仅是在巴黎待了七天，在纽约待了两周，就觉得获得了一种国际视野，那也太简单了，那跟旅游没什么区别。对文学创作没有任何帮助，不如静下心来，读一些书，看一些音像资料或许更有用。

　　回过头来讲，如果一个天赋很好的人从八十年代就是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写作，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写，未必就写不出好的作品。我觉得现在太多的信息会让人无所适从。我有时候真想放下一切躲回高密东北乡。

　　一个作家独立自由地写作，不为外部所惑，那会是很好很理想的状态。我希望这样的状态一直跟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