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张艺谋导演，你拍摄莫言的小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

　　张艺谋：当时我还是摄影师，我想改做导演，一直在找戏，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推荐我看了小说，看完后就特别被吸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画面对色彩的描述。电影里面的色彩小说里都写出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写意的感觉。

　　同时因为我也是北方人，与莫言一样有着特别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很喜欢故事编得很豪迈、很壮阔。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都非常有力量，故事也非常有力量，这特别吸引我。

　　于是我就联系莫言。那时候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之间都还不了解，我因为拍《老井》在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后来听莫言说他当时也根本都不了解我，好多人都找他要脚本，他自己后来跟记者说他当时看到我像个生产队的队长，就把版权给了我。（记者补记：后来莫言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张艺谋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莫言：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

　　张艺谋：很有意思的是，从那时候起我还真是长期被人叫做农民导演。

　　后来看到他写的《红高粱》系列，一共五部，我感觉电影拍出来以后，远远没有把小说里面很丰富的东西表现出来，非常遗憾。其实我们再怎么做，很难达到小说的震撼力，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描写。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中国观众还认为《红高粱》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应该归于小说的水平高，虽然我们改了很多故事情节，但电影中的神韵以及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感觉，完全是小说提供的。说起来也很奇怪，从拍完《红高粱》至今，我的电影再没有表现过那样张扬的生命力。我想要重复也重复不了。

　　二、从对方那里获得灵感

　　大江：我想问莫言先生，反过来你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对自己的小说有什么新的发现？

　　莫言：当然有。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其他的艺术样式，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艺术。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或话剧，时间长度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节全部利用起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进行特别地强调。《红高粱》电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把我小说中最下力气的部分提取了出来。真是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

　　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的小说无非是给你提供了一点材料，引起了你的兴趣，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添加情节，添加人物，导演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按照他的激情去发挥。

　　电影的影响的确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以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天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声大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才感到电影确实是不得了。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大江：我读了莫言的作品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对生命的描述，使我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想今后从莫言的文学里找点灵感写点更好的东西。

　　莫言：这是互相之间做老师的事，我读你的《小说的方法》，每读两行我就要想半天，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顺着同样的思路发展下去，发展成一篇小说。比如你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你说这是你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这太有意思了，我们做电影也好、搞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唯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唯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信不信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但我要按我的想法来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只剩下一个观众。我也要用这种唯一的报信方式来向他说。

　　三、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

　　大江：距《红高粱》时隔十二年之后，你又拍了《幸福时光》，也是莫言的小说改编的，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呢？

　　张艺谋：其实我是一直在期待着合作。我发现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这跟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从最早写人的传奇、家乡的故事，慢慢到写身边的事情，恰恰我也正想拍身边的小人物。后来看到《师傅越来越幽默》，那是在《收获》上，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一看是莫言写的，我就把它先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到了晚上，一口气读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能表达时代的变化，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电影里不好表现。他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到了新的时代，他的观念、生活甚至生存，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但电影中这个人物只能改，不能是劳动模范，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还不能是下岗职工。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性去折射时代的改变，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后我是觉得《幸福时光》传达的他的那种东西太少了。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没有像《红高粱》那样得他太多的“真传”。

　　大江：《幸福时光》的电影怎么样？莫言你看了吗？

　　莫言：我看了。我与艺谋有同感。有句话说，艺术家是戴着镣铐跳舞，他的镣铐沉重。我的原小说写的是一个劳模要退休了突然下岗了，那他整个人落到了一个不尴不尬被晾起来的境地，这才由此产生一系列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人物的身份换了以后，就面临着再创作的巨大困难。而且小说中在汽车壳子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点性的问题，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假如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富有挑战性，而张艺谋非要拍，结果就遭遇了很多障碍。绕来绕去，他心里很多想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地表现出来。这与《红高粱》的直接“吼”出来不同。当然我看了以后，有的地方我还可以会意，但观众看了以后就会忘掉我们原来创作的初衷。

　　我想任何一个大导演或者任何一个作家，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不能说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样整齐，肯定有起伏，这种起起伏伏我觉得是一个作家向高处攀登的表现，为了上更高的山头，我可能要故意向下落一点。

　　张艺谋：你是说我们是故意往下落（笑）。传神地、写意地表达一种精神还是《红高粱》来得痛快。我发现古代题材在处理社会环境方面就容易得多，比如我最近拍的武侠题材。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冲动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四、越来越少的读者与观众

　　大江：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

　　莫言：应该说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热闹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经过“文革”十年空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作家还不成熟，到了1985年、1986年，情景就大不一样了，涌现出一大批力作，老百姓期待作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台彩电还值不了一条好烟，各种艺术门类，各种娱乐方式，VCD、盗版碟，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太多了，导致小说、诗歌的读者减少，电影观众的减少。

　　张艺谋：我跟莫言一样很怀念八十年代。我的看法是好像我们人类有一个通病，在结束了一场灾难之后，特别愿意思考，中国的十年“文革”结束后，日本的二战结束后，包括欧洲、美国，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可能是艺术特别有质量的时期，每个人都很关心，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况。现在是和平时期，出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也不行。和平时代丰衣足食，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剩下的就是好莱坞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