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卧室门看到我妈正坐在客厅里，穿着一件绣着丹顶鹤的丝绸睡袍—那是一次慈善拍卖会的拍品，一个只会绣花的聋哑女孩绣了这件睡袍，我妈花了二十万拍下，钱用来捐助二十个贫困的聋哑女孩读完高中。这件事登在第二天日报的头版上，而我只希望这二十万真的到了那些女孩手里。
我妈抬头看我，她已经卸掉了脸上的妆，眼睛依旧有神，但没什么光彩。
“你没睡？”
“我口渴。”我端起我妈手边的杯子，看了一眼就皱眉头：参片足足放了半杯，已经被泡得发白，水是吓人的暗红色。
“这是我们上年纪的人喝的，补元气。”我妈从我手里拿过杯子，递给我一瓶水。
“妈妈，我心里很乱，我……”
你知道最悲哀的事是什么吗？是你明明有一腔心事，要表达的时候，它们却突然变得透明了。
我要说什么？孤独？明明在家里办party，人多到杯子都不够用。
迷茫？从来无人给我压力，要我成为什么人。我倒宁愿他们逼迫我，多少有点儿方向感。
“你在北京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我想，我的“事”，可能就是我什么事也遇不到，就是空虚，就是明明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又没有勇气走出去。
“妈妈，我到底为什么要被生下来？我死的时候会不会什么也没有？
我总觉得自己是上帝不小心多造出来的一个人，我……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想要追求的东西。”
“自由，孩子。”
“自由？我已经自由到无拘无束。”
“真正的自由。不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也不为什么主义而活着。真正的自由会让你快乐和勇敢。”
“我该怎么做？”
“跟随你的良心。”
回到房间后我过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醒来得很晚。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睁开眼，白花花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房间。
是陈言。
“干吗？”我声音干涩。
“你家门密码是多少？我借住一夜。”
我糊里糊涂地说了，然后他挂了电话。
又睡了一个回笼觉我才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又打了过去。
“不要用我的洗衣机洗内裤；音乐不要开太大不然会吵到邻居；不可以带女孩来我家过夜，被我找到一根长头发你就死！定！了！”我把我能想到的都交代了一遍，那边却很久没有回音。
“喂？”
“好。”
咦。
“你住几天？”
“两天。初六房产中介上班，我去找房子。”
糟。
“怎么突然要从家里搬出来？”
“我爸妈离婚了。”他冷静地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替陈言感到遗憾。
我替他的爸爸妈妈感到解脱。
吵吵闹闹二十年，这场离婚甚至来得太迟了。十年前陈言被逼出国就该离婚；二十三年前陈言未出生就该离婚；他们甚至不该结婚，既然筵席反正要散，当初就不该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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