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救市”当“运动”

　　大约在2008年下半年，随着楼市萧条而来的地方土地财政收入锐减，一直财力丰盈的地方政府顿感不适，于是乎，在地方政府自发、中央政府默认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房地产救市大剧。如今，曲终思不散，留给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2008年，在少数地方政府遮遮掩掩出台了房地产“救市”政策之后，到10月22日，财政部终于出台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宅的契税降至1%、购买首套房和改善型自住房首付最低20%等政策。该政策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是对地方政府发动的规模性的救市行动予以正式认可。

　　从西安的购房补贴到南京的20条再到杭州集大成的24条，中国式“救市”政策已在近20个城市推广执行。

　　这种救市政策，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从默许到首肯、地方政府从忐忑到张扬，随后或将迅速扩展到剩余省会城市甚或是中国众多的地级市，从而成为反市场周期的救市大行动；另一方面是高达80%的网络民意包括专家的反救市大呼吁。因此，无论从地方政府出台救市政策的广度来观察，还是从普通民众情绪宣泄的强度来观察，我们都要警惕这次的“救市大行动”或被异化成一场“救市大运动”。

　　一旦救市行动演变成自下而上、轰轰烈烈、赶趟唯恐不急、推广唯恐不快的全国性房地产救市运动，就将有可能背离经济规律，是对前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彻底反动，虽然或许能解决短期的财政危机，但对中国的经济是否有更深远的负面影响，还不可逆料！另一方面，政府对为什么救市并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让民众对政府为什么救市有知情权，民众认为自己的意见是被漠视的，民众单方面会认为政府的救市举动是纯粹保护开发商利益的，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怀是虚伪的，是否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行动甚或不信任大运动，这也是不可逆料的。

　　伴随着地方政府的跟风救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利益，有意无意中会扩大对开发商的支持，甚至有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倾斜性支持政策。有业内人士这样指出“石家庄市日前发布的20条政策中，对开发商的‘关照’甚至要大于杭州。如果从对开发商支持的角度来看，石家庄的救市政策有托市的嫌疑”。其实，目前楼市出现的观望情绪是购房者不敢买和买不起，政府救市的初衷或许是稳定购房者对未来的预期。但目前政府在短时间之内出台了这么多忽左忽右的不确定性政策，能消除购房者的不确定性预期吗？

　　提起“搞运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没有好印象，其溯源于20世纪那场让人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后，各类跟风诸如“文明城市”评选之类的运动中的虚假因素更让人失去好感。所谓“搞运动”，就是鼓噪一时的、刮阵风式的、跟风式的，没有系统观，没有最终起到根本性改善或改进的规模性行为方式，其往往伴随着破坏性的后果。“运动”背后的核心成因就是国民性中的理性思维缺失！

　　中国人喜欢搞运动，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哲学根源的。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验论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做纯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水平。这种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给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一，过分的实用主义必然导致功利主义，而事事从功利出发，必然导致短期行为。中国人的思维中有过分强调实用而导致目光短浅的特点，这种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对我们经济决策的危害性仍然难以估量；其二，过分的实用主义导致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发展不健全。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才能弥补中国人思维习惯上的缺陷，从而指导中国目前的主要实践活动如经济、科技等，这些莫不需要理性的精神。

　　时代在变，但国民性的基因变化是不大的，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那种从众跟风的心理，一直到今天，其实也没有多大变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区域化的市场，更需要区别化地对待！

　　地方政府救市于“市”无补？

　　因2007年的系列政府调控尤其是金融管制，房地产业步入调整期。2008年国内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出现了10年来首次持续负增长。

　　至此，地方政府坐不住了，陆续推出救市政策。自2008年5月以来，各地救市采取的举措，从沈阳、成都、长沙发端，到后来的西安15条、南京20条、杭州24条，纷纷出台了相关救市政策。虽然上海、北京、广州等作为房地产标志性城市，在中央政府的掂量中，还在不确定之中，但地方政府联合救市的趋势已让舆情喧喧，招致了压倒性的网络民意的反对声浪。

　　目前网络民意所代表的主流观点基本都是站在民众单维利益群体的角度来表达的。在本书中，我不想重复舆论的普遍观点，依据地标顾问的“三五论分析程式”，从民众、政府（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中央银行）、市场（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宏观经济面—房地产市场）的三维层面，从传媒表达、政府干预、专家影响三维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或许能得出更全面的观点和更接近真理的结论。从而给多事之秋的中国大经济背景下众矢之的的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一点真正有益的帮助！

　　我采用“地方政府救市于“市”无补？”的反问作为文章标题至少想传达三个观点：

　　第一，地方政府的联合救市，应该根源于地方政府已经显现的深度的财政紧张。地方政府救市虽然得到了中央政府默许，但如果不能从银行层面给予开发商的贷款松绑，这种救市于“事”无补。

　　第二，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动荡，大量中小企业破产或挣扎在破产的边沿，民众在职业、收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不稳定性，预期不可能短期看好，这些救市政策就不可能单独逆转房地产市场大势，可以说是于“势”无补。

　　第三，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所单独出台的政策将干预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周期性调整，从长远来看，对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有伤害作用。因为无论“事”还是“势”，都是“市场”的不同层面。

　　综合上述三条，因此我说，地方政府救市于“市”无补。

　　为什么尽管民意汹汹，地方政府仍踊跃加入救市的队伍？

　　这里面牵涉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的三角微妙组合互助关系。大家都知道，房地产业是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土地财政”(以卖地收入与各种房地产业的高税费收入成为地方财政主要收入)迅速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政策导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地产。一旦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中央政府又不可能给予刚性大额补贴，而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则更加敏感，因为房地产的高速泡沫化将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因此中央政府这次一反常态，意欲先让地方政府通过微观政策的调整来恢复民众预期，使民众能够输血给房地产开发商，从而使房地产市场先暂时度过危机，而又不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

　　因此，各地方政府的联合救市行为，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由于担心房地产过度失血，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萎缩，因此默认地方政府救市。

　　但是，因为目前的宏观经济面确实使民众无法在短期内看到曙光，再加上民意以网络的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对抗和打压，从而将使地方政府救市无“绩”而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是不是会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模式来出台新一轮放宽金融管制的政策，以短期稳定来度过目前的全球经济衰退，我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拭目以待。

　　如果地方政府救市无“绩”而终，是否会严重伤害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经济结构是基于强劲的房地产需求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房地产支柱型”经济，对“土地财政”有不能或缺的依赖。因此，从短期看，如果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救市无“绩”而终，地方财政就会面临严重失血，地方经济或将面临严重萎缩甚至重大债务危机。而这个地方政府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并不能像书斋讲堂的经济学者的空喊，是不可能短时间就解决的。因此地方政府无奈之下，纷纷祭起救市的大旗。这也有难言的苦衷！很多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时并没有预计到全球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严重危机，因此，从理论推导上讲，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救市无“绩”而终，地方房地产经济将大幅度受挫，地方财政将捉襟见肘，甚至入不敷出，从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各项计划内支出，从而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仅仅一个“住”延伸到医食住行多个领域。

　　鉴于此，我认为，作为传媒，应该有多角度的报道，来让民众在全面透明的信息下形成独立准确的判断，从而利用全民觉醒并团结的力量，来度过这种即将到来的危害深广且民众从无经验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中国又或将进入政府多干预的经济时期，是不是对市场经济有伤害？

　　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外在矛盾表现是高房价和民众收入之间有较大差距。救市给市场传导了一个信号：把房价稳定住不让它回归。这项政策，让本来想降价的开发商又开始等待，在这个时候不降了，而购房者因民意力量和经济前景预期不明朗，仍会抗衡观望。所以房地产市场的博弈双方把时间实际上都耗在了肉搏上。因为现在房价还没有进行深度调整，在刚调整的时候就出台救市政策，会使国家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受到损害。本来可在一年多结束的房地产周期自然调整，因为行政干预因素，而延到两年三年，对国民经济将造成更大伤害。这是双层伤害。

　　救市实质上就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主导作用，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次要作用。在以前的几篇文章里，我分析过，政府干预经济过于频繁，但干预手段又过于短视，确实残存计划经济体制的厚实阴影。

　　但是在目前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在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阶段，我们还得依靠政府的政策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这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政府救市，还得依靠。关键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深入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要依靠经济学专家的力量让政策制定得更科学一些，以尽量规避一些短视的政策出台，既伤害民众的信心，又伤害中国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

　　住房限购令的背后

　　住房限购令导致的究竟是楼市拐点还是经济扭点？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住房限购令不同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之处在于，这次政策打中了房企的“七寸”，而且它所产生的影响将远不是局限于房地产领域。如仅局限于房地产领域来说，它也将催生中国房地产业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

　　住建部将列入“限购令”的城市名单一拨一拨推出。2011年2月底，明确提出将实行限购的城市已达36个。按照新一轮调控政策要求，实行限购政策的城市预计还要翻一番，也就是达到72个。这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限购令，态度坚决、打击面广，大有“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之势。

　　限购令出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撒手锏

　　2011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把“调结构”摆到了与“保增长”、“稳预期”并列的位置。

　　从表象上看，限购令是“两会”前政府兑现房价承诺的终极命令，但实质上国家出台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本质，不是要打压房价，而是要引导资本在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持续不衰的房价走高使产业资本、热钱等资金疯狂涌入房地产市场，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虚拟经济的高风险相伴，为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隐患。

　　我以前提到过，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家焦虑、市场焦虑、民众焦虑三大隐忧。国家相继出台的包括房产税等在内的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措施，实际上是在降低未来经济面临的风险程度。而限购令的出炉，是三大焦虑的一次集中体现，国家开始对通货膨胀、经济结构调整引起重视和焦虑，并开始采取更为直接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后城市化的变革时代即将到来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必须经历“地”“雷”战与“地”“道”战两个阶段，调控首先要越过房地产与社会公平，地方与中央财政、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等敏感“雷区”，最终回到房地产的“地”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之“道”的路子上来。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地”“道”战由来已久，势所必然，但“地”“道”战是否由“道”胜出，还得看中国经济的“地”“雷”战是否能越过地产调控之“雷区”！

　　本次限购令的出台，从表面上说是为了抑制过度投机，从更深层次来看，是为了节约社会资源。它还涉及了本地户籍与外来人口之争、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与过度城市化之间的矛盾等。

　　因此，限购令与其说是一项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如说是一枚深水地雷，它的本质是中心城市化模式、城乡二元矛盾集中爆发的效应，是对后城市化时代的反思，是中国城镇化战略及中国经济结构革命性变革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