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农村的情结，大概类似于小潘对城市的想象，都令对方感到疲惫。农村有一些迷人的细节，但整体上是粗粝的现实。“礼失而求诸野”只是一种浪漫的愿望，经历战乱、共产主义和现代化迷思的深灾重难，今天的中国民间早已礼崩乐坏，需要的是白手起家的建设建精神。

　　但就是在一些细节里，皖南还是一个能够让城里人“接地气”的地方。即使是摩登青年小潘，身上也还是能看到一些农耕文化的影子。有一次我们坐车在碧山村经过一个大坑。小潘立刻停住车，向车上乘客道歉，然后跳下车去，搬起路边几块大石头，将坑填平，再上车来。大家都称赞他“仁义”，他却不好意思接受这赞美，说：“这也不是为别人，等一下我回来还要走这里，村子里只有一条路，不填起来天黑了把我车子搞坏了怎么办？” 而这正是一种属于农耕文化的世界观。人的劳作或不劳作是与收成多少直接相关的，行为与后果是一目了然、未曾断裂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自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把个体孤立起来、圈禁在的工业流水线的某个环节开始，人们已经习惯了不考虑自己的工作对于流水线的最终的产品有什么影响，进而适应了行为与后果的断裂。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知道“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努力扭转地球环境的恶化。假使北京一条许多车辆每天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大坑，不难想象绝大多数司机都会选择减速，车轮一拐，而不是停车把坑填起来。而这种不作为的后果——每天减速绕行带来的麻烦，就像堵车、沙尘暴、能源危机和食品安全问题一样，只是都市人每天“必须忍受”的数之不尽小麻烦之一。有多少人会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这产出堵车、沙尘暴、有毒食品、温室气体、海平面上升的流水线上扮演着什么角色？

　　人们贪恋现代生活方式中舒适方便的一面，而不愿意面对这种生活方式所必然导致的代价。人们倾向于逃避和压抑这个冲突，而试图在这个巨大的根本性的矛盾之上照旧生活。英语中有一个常用词叫Integrity，在中文中常翻译成“品德”、“诚实”或“正直”。但它用来形容人的时候本来的定义是指：人尝试建立一个内在统一逻辑完备的价值体系，并且忠实于这个价值体系，用它去制定目标，指导行为，衡量结果。它与“整数integer”这个词，和“完整 intact”这个词拥有共同的词根——只有满足这种一致性，人才会感觉完整。中文比较接近这个定义的是“有原则”、“有信念”、“行知合一”、“盗亦有道”之中的“道”，和“舍生取义”之中的“义”。人不具备这种一致性的时候——价值体系的内部逻辑冲突、言行不一、以及行为和后果的断裂，就会产生大量的焦虑和消极情绪，那就是人感觉自己不完整的状态。而感觉不完整可以有多种外部表现方式——抑郁症、偶像崇拜、购物狂、感情依赖、或者将具体矛盾抽象化，而在符号意义上加以解决。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则必须直面自己言行中逻辑不一致的地方，并且开始改变。Integrity或者说道、义、信念、原则，正是体现在这个尝试改变的过程之中。

　　而改变是有可能发生的。纪录片《低碳生活》（No Impact Man）的主角是纽约作家柯林•比万一家，在2009年他们决定过一年自然人的生活，不用电和化工产品、只吃本地生产的有机食物、不坐交通工具、不制造自己不能分解的垃圾等。柯林对这种一致性的要求近乎偏执，以至于当他在联合广场的有机农夫市场看到一个女孩卖自家烘烤的饼干，居然走上前去说：“我不得不向你指出，你把每块饼干都用塑料保鲜膜包装起来，这让我非常不舒服。” 这家住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中产阶级家庭果然做到了“零碳生活”一年。美国人均每年制造1600磅垃圾，这一年的实践至少为地球少制造了几千磅垃圾，他们在这一年中养成的许多低碳生活的习惯将会继续保持下去，而他们的纪录片也启发了更多的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左靖说：“绝大部分的当代艺术已经走向了我们所反对的一面。在北京我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来到碧山，个人的出发点还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活着的问题。”而比欧宁和左靖早六年在碧山落脚的猪栏酒吧客栈老板小光和寒玉夫妇，也是抱着想要理顺生活的信念来到这里的。他们给徽州带来的不仅是三间一流的客栈，更重要的是更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更行知合一的生活方式。他们精心打造的乡村生活不仅吸引了欧宁与左靖在碧山扎根，也引起一批又一批猪栏酒吧的住客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由于他们的示范，村民们已经认识到保护老宅的价值，碧山村的房地产价格也已经增长了不少。

　　但这些外来安家者还是要面对很多风险。历史上带动徽州文化发展的徽商和告老还乡的官员，都在家乡有巩固的宗族地位，不用担心精心筹备半年的庆典活动突然被取消，家宅宗祠一夜之间被拆，或是村中的农地被县衙门卖给房地产商或是化工厂。他们人丁兴旺地安心守护着一片可以无限精心地雕琢和建设的家园。文化传统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一代代构建出来的。今天的碧山仍然是一个没有路灯的村庄，许多房子都人去楼空，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零星几位外来的安家者才刚刚开始在这里扎根。人是文化的载体。当家族已经外迁到县城、黄山市、合肥、上海或北京，老房子的保护就力不从心。当僧侣不再，寺庙的香火就不伦不类。当能工巧匠不再，各种民俗文化也就沦为开发旅游业的噱头。当农民从农田里消失，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也随之消失。乡村复兴的当务之急是能在这片土地上留住这些承载着文化的人。

　　而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者应该尝试在城市中更广泛地传播自己的理念，并吸引更多认同这些理念的人注入乡村。如果说农村的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不断地为城市输入剩余劳动力，那么城市的现代化社会疾病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农村提供向往回归田园生活的乡村建设者。一切人类文明起源于对食物的采集、猎取和种植。而农业的萎缩正是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网络里占据中枢位置的节点。有了愿意耕耘的人，只要农业传统还有一息尚存，还是能从乡土中再度茁壮成长起来的。

　　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城市规划者热衷于把在市民生活中自然生成的多功能街区夷为平地，然后规划成死气沉沉的CBD。而在老百姓吃饭问题上，近年来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犯了同样的错误，打着“菜篮子工程”的旗号迅速消灭掉了城市中微观经济层面上就近自然生成而且运转良好的农贸市场，把全国各地食材通通圈进了超市。农民由自豪的生产者变成了全国食品物流网络中最不起眼也最无利可图的低端供应商。

　　同样的错误美国是在上世纪70年代犯的，直接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农场的破产兼并浪潮，以及其后的垃圾食品文化、肥胖症和糖尿病的蔓延。而也就是从70年代末开始，一个类似于今天的“有机农业”和“慢食主义”的反对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运动也悄然在美国农业重镇加州兴起。夏伟主任也参与了这场运动，他于1978年在加州与人合开了一个自然放养的畜牧农场，并早在1984年就出版了一本深度批判美国机械化肉食工业的书——《现代肉产品：抗生素、荷尔蒙和药剂农场》。而他的好友——在加州伯克利创办潘尼斯 之家餐厅（Chez Panisse）的美国名厨艾丽丝•沃特斯（Alice Walters）也是这场运动的带头人之一。她不仅以明星餐厅的号召力支持本地农户，不断推动提高当地食材的质量，还注重推广可持续农业的理念。她与加州许多幼儿园和中小学建立联系，开展“可食用校园”项目——带孩子们参观农场，在学校开烹饪课，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食物的奥秘。如今这一代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艾丽丝的可持续农业的理念早已传遍美国。Wholefoods和Trader Joes这些以本地有机食材为主的连锁超市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食品超市行业的现状。在当代美国年轻人眼里，当个有机农夫是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职业。在艾丽丝的建议下，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在白宫带头种菜，而近年来美国农夫市场的数目每年都以高于中国GDP增长百分比的速度增长。

　　截至2012年8月，仅纽约市就有138个农夫市场。农民大多来自附近的哈迪逊谷或是新泽西州。农夫市场不仅为参与的农民提供收入、为城市人口提供新鲜食材，它们本身也是纽约市重要的拥有综合功能的公共空间。在联合广场的农夫市场，人们背着布口袋，购买食材的时候会停下来相互交谈。菜农不仅卖各种自己种植的食材、也提供各种创新的菜谱，在收银机旁边你可以找到印着农场地址和网址的名片，还会发现各种等着被你带回家中种植在屋顶或是阳台的种子。如果等不及播种，摊档后边的货柜车里正摆着一盆盆发好的菜苗。许多城里的餐馆也凑热闹来此摆个摊位，一是可以在这种气氛中和不同的人群直接交换意见，测试一两样新菜式，二来也可以为自己打开知名度。不远处艺术家在卖画，手工艺人在卖各种DIY的工艺品和日用品，一个小乐队在表演并出售他们自己制作的CD，社会学者在做问卷调查，有人在交换二手产品，有人在演讲，有人在为某个提案征集签名。在这里，农夫市场不仅提供健康的食材、传播健康的生活理念、还为社会培养健康的交流网络——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重新建立面对面的关系，为个性化的生产者提供盈利空间，也为有“消费者责任”意识的公民提供“道德消费”的可能。

　　纽约的许多高档餐厅和杂货店都与纽约周边的农户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曼哈顿的蓝山餐厅（Blue Hill）的食材就大多是依靠纽约上州的石谷仓农场（Stone Barns Farm）提供。而石谷仓农场也因此成为一个社区农业教育中心和旅游胜地。一到周末不少城里人都会来到这个农场休闲：上课、采购、做义工、或是带孩子来看农场里的动物。这里的农民骄傲而体面，他们做着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并因此而获得尊重。而蓝山餐厅开在农场的分店也需要食客提前一个月预订，并且正式着装方可用餐。在这里，农村和城市不再是二元对立的两极，而是紧密联系互相丰富的一个整体。

　　欧宁说：“要进入农村，首先要能给农民带来经济收益。”而在中国做乡村建设，要想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也许可以学习美国可持续农业运动的经验，依靠能够与农民产生共生关系的、并且与乡村建设理念一致的城市商家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想进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城乡之间教育、医疗、娱乐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如果乡村建设者能够将城市中的教育、医疗、娱乐等 资源有针对性地疏导一些到农村，也会增加农村对农民的吸引力。而真正能成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农民，也许真的要像艾丽丝•沃特斯那样，花上二十年，从幼儿园的娃娃开始培养。

　　台湾宜兰的田中央建筑事务所创始人黄声远在碧山牛院儿里展示他们的乡建成果时说道：“我今天之所以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成果，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十八年。刚开始几年我们的经验全都是失败。而只要坚持下去，失败是不算数的。”

　　这是我在碧山听到的送给两周岁的碧山计划最好的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