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没再同奥古斯塔斯联系。“碎奖杯之夜”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所以，按照传统来说，轮到他给我打了。但他没打。当然，我可不至于身穿特别的黄色连衣裙，整天把电话握在汗津津的手心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耐心地等着我那位“来电的绅士”不辜负他的美名。我的生活照常进行：某天下午同凯特琳和她的男朋友（很可爱但坦白地说完全不是奥古斯塔斯那型的）喝了咖啡；按时吞下每日推荐剂量的法兰昔弗；一周三个早上去MCC上课；每天晚上，都坐下来和爸爸妈妈共进晚餐。

　　星期天晚上，我们吃青椒西兰花比萨。我的电话欢唱起来的时候，我们正围坐在厨房里的小圆桌旁，但我不能去接，因为我们家有严格的规矩：吃饭时不碰电话。

　　于是我吃得很少，而爸妈正在讨论巴布亚新几内亚刚发生的一场地震。他们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和平队相识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那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是可怕的坏事，他们就好像突然摇身一变，从身形庞大不爱活动的生物变回了当年那两个满怀理想主义、独立强健的年轻人。他们谈得如痴如醉，都顾不上往我这边瞟一眼，而我吃得前所未有的快，飞速将食物从盘子里转移到嘴里，其穷凶极恶程度导致我上气不接下气，这当然让我有点儿担心：我的肺是不是又开始泡在日益增多的积液里了？我尽量把这个念头摒除掉。我已经预约了PET扫描，就在几周之后。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会很快发现的。忧虑过甚没有任何好处。

　　可我还是忍不住担忧。我喜欢活着。我想要继续活下去。忧虑是死亡的另一个副作用。

　　我终于完事，说：“我吃好了，能离开了吗？”他们正沉浸于几内亚基础设施之优缺点的畅谈中，停都没停。我从放在料理台上的包里拿出电话，查看最近的未接来电。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打来的。

　　我溜出后门，在暮色中，可以看到秋千架，我想了想要不要走到那儿去，跟他说话的时候还可以荡荡秋千，但它似乎太远了，因为吃饭让我很累。

　　于是我在露台边缘的草地上躺下，仰望着猎户座——我认得的唯一一个星座，然后给他打电话。

　　“海蓁•格蕾丝。”他说。

　　“嗨，”我说，“你好吗？”

　　“好极了，”他说，“我想给你打电话的次数大概可以按分钟计算，不过我忍住了，一直等到能就《无比美妙的痛苦》一书理出一个连贯的想法。”（他用拉丁文说的“就”——“in re”，真这么说的。这男孩！）

　　“洗耳恭听。”

　　“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读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好像，就好像，呃。”

　　“好像什么？”我打趣地问。

　　“好像它是件礼物？”他不太肯定地说，“好像你给了我什么重要的东西。”

　　“哦。”我轻声说。

　　“这么说太文艺了，”他说，“对不起。”

　　“不，”我说，“别。不用道歉。”

　　“但它没完。”

　　“对。”我说。

　　“折磨。我百分之百明白，我明白安娜多半死了。”

　　“对，我猜是这样。”我说。

　　“好吧，合情合理，可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存在一种不成文的契约的，我觉得一本书没有结局怎么说也违反契约了。”

　　“我不知道，”我说，感觉自己有点儿为彼得•范•豪滕辩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它真实地描绘了死亡。死亡会突然降临。也许你的人生刚进行到中途，也许句子刚写到一半。可我的确——天，我的的确确真的想知道其他人都怎么样了。我在信里问他的就是这个。可他，嗯，他从来没回过信。”

　　“对了，你说他离群索居？”

　　“正确。”

　　“无迹可寻。”

　　“正确。”

　　“彻头彻尾遥不可及。”奥古斯塔斯说。

　　“很不幸，是的。”

　　“亲爱的沃特斯先生，”他回答，“你四月六日从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发之电子来函收悉，十分感谢。在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仍有地理概念存焉，可喜可贺。”

　　“奥古斯塔斯，搞什么鬼？”

　　“他有个助理，”奥古斯塔斯说，“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我找到了她，给她发了电邮，她转给了范•豪滕。他老人家从助理的邮箱账户回复的。”

　　“好的，好的，快接着读。”

　　“秉承先辈的光辉传统，我的回函是以纸笔写就的，后由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录为一系列1与0的排列组合，再通过近年来将全人类一网打尽的乏味网络传送出去，因此我要为可能导致的错漏之处提前致歉。

　　“对你们这一代的年轻男女而言，娱乐业的狂欢盛宴处处唾手可得，因此不管是谁，不管身处何处，若愿意花好几个小时去读我这本小书，我对他们都十分感激。但我尤其想对你，先生，致以衷心谢忱，一方面是因为你对《无比美妙的痛苦》的慷慨盛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不辞辛苦地写信告诉我这本书——请容我在此引用你的原话——对你‘意义重大’。

　　“然而，这一评论令我陷入思索：你用‘意义’一词是何意思？考虑到我们的挣扎最终皆为徒然，艺术给予我们的转瞬即逝的意义之冲击究竟有无价值？抑或，价值仅存在于尽可能舒适地消遣度日？一个故事，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奥古斯塔斯？警世钟声？战斗号角？还是一剂吗啡？当然，就像宇宙中的所有疑问一样，这一通质疑也必将引导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借用一句为烦扰所累的十六岁孩子们常说的而你势必不以为然的话：‘这一切到底有无意义？’

　　“我的朋友，我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将来若能接触到我的作品，你也不会从中得到多少鼓舞。不过该回答你的问题了：不，我没有任何别的作品，今后也不会再写。我觉得将我的想法继续与读者分享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无甚裨益。承蒙盛意赐函，再次感谢。

　　“顺祝近祺，彼得•范•豪滕，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达。”

　　“哇噢，”我说，“这不是你编的吧？”

　　“海蓁•格蕾丝，试问，你觉得以我贫乏的才智，能编出彼得•范•豪滕的信吗？满纸‘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之类的话？”

　　“不可能，”我表示赞同，“能不能，能不能给我邮件地址？”

　　“当然。”奥古斯塔斯说，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我来说有生以来最棒的礼物。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给彼得•范•豪滕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似乎我每次重写都比前次写得更差劲，但我情不自禁。

　　亲爱的彼得•范•豪滕先生：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交）

　　我叫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我的朋友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在我的推荐下读了《无比美妙的痛苦》，他刚收到您发自这个地址的电子邮件。我希望您不会介意奥古斯塔斯给我看了那封邮件。

　　范•豪滕先生，我从您给奥古斯塔斯的邮件中得知，您不打算再出版任何作品。我多少有点儿失望，但也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再也不用担心您的下一部书是否能不负原作的辉煌完美了。我是四期癌症患者，确诊后已经侥幸活了三年，我可以告诉您，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您把一切都写得恰如其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您的书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它好像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感受，并将其付诸文字。我已经反复读了好几十遍。

　　但我还想问您，是否介意回答几个问题，是关于故事完结后的事。我明白在这本书的结尾，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无法继续写下去，所以就那么结束了。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安娜的妈妈怎么样了——她和荷兰郁金香老爹结婚了吗？她后来有没有再生孩子？是不是一直住在坦普尔西街917号？诸如此类。还有，荷兰郁金香老爹是骗子还是真心爱着她们母女俩？安娜的朋友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克莱尔和杰克，他们还一直在一起吗？最后一个问题——我意识到这正是您一直希望读者会问的那种深刻问题——仓鼠西西弗斯后来怎么样了？这些问题已经纠缠我好几年了，而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去等待答案。

　　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文学问题，而您的书里充满了重要的文学问题，但我真的真的很想知道。

　　当然，如果任何时候您决定写什么别的东西，即使不想发表，我也非常希望能读到。坦白地说，就算是日常购物单我也想读。

　　对您满怀倾慕的

　　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

　　（16岁）

　　我发出邮件之后，又给奥古斯塔斯打了电话，我们一直聊到很晚，谈《无比美妙的痛苦》，我给他读了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①，范•豪滕的书名就是从那首诗里来的。他说我有一副适合朗读的好嗓子，换行时候的停顿也不算太久，然后他告诉我《黎明的代价》系列里的第六本《以血证明》，开篇也引用了一首诗。他花了一分钟才找到那本书，但终于还是把引文念给我听了：“假如你的生活抛了锚。上一次醉心的吻/已是多年以前。”

　　“不坏，”我说，“但有点矫情。我相信麦克斯•梅翰会称之为‘娘娘腔的狗屎’。”

　　“没错，说的时候牙关紧咬，毫无疑问。老天，梅翰在这几本书里咬牙咬得太多了，绝对要得颞下颌关节综合征，如果经历这么多浴血奋战还能侥幸偷生的话。”一秒钟之后，格斯问，“你上一次醉心的吻是什么时候？”

　　我思考片刻。我的吻全是前癌症时代的事了，大都口水过多、令人不适，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时接吻总觉得像小孩儿故作成熟装大人。当然，也已过去很久了。“几年前吧。”我最终说，“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