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作品]

　　我在一九九八年，兴之所至，以一个随意的笔名开始写作。从二〇〇〇年出版《告别薇安》起，至今出了十二本书，写作的生涯已行进到十五年。这些书题材纷杂，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摄影图文、采访、与音乐摄影的合作集等等。比较集中的依旧是散文和长篇小说。

　　对读者来说，有些更偏爱我的小说，有些更偏爱散文，取向不一致。而我会一直把散文和小说交错着写下去，不会放弃任何一种其他形式。因小说与散文的属性完全不同。

　　小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重大的舞台，人物轮番上场，虚拟出一个悲欢离合的世界。散文是小花园，有茶席，有一炉香，花好月圆，有一个聆听的人。小说呈现写作者的价值感和思考，有探索个体和世间之秘密的动力。散文轻巧许多，但需要真性情。

　　我的散文，写得最多的，不过是自己的生活。旅行、家人、物品、阅读、情爱观、人生观、审美观……把这些文字写给自己，以此作为一种思省、记录、整理、清洗。而当它们印刷流动之后，我就忘了它们。我会继续开始写下一本书。我在生活中很少回忆往事，但若在某个时刻，有必要，则会丝毫不差地回忆起若干细节。它们是一些被打包起来的行李，搁置在某个角落。

　　一些读者在他人的散文里读到自己的经验，或感受到种种印证和确认，也很正常。文字需要真实的性情，阅读一样需要真实的性情。若其中任何一方不够诚意，这种联接无法成立。所以，人们选择自己阅读的书，书也一样在选择阅读它的人。

　　我的写作经验是慢慢积累和生长的，并非那些一出手就不凡的作者，所以，会更喜欢自己后期的新的作品，而对早期的一些作品产生挑剔的审视。虽然如此，早期作品里性情的痕迹压过了文字本身的技巧或表现力，无法跳过它们。它们是一路走过来的铺路石。

　　之前全部作品出版过一套作品集，没有出过选集。这是第一本散文精选集，由郜元宝教授选择篇目和做评注。这个尝试很有意思。看到别人如何从他的角度，来选择这些文字。如果由我自己选，那么篇目会有何区别？自己看自己，和他人看自己，终有不同。

　　[与郜元宝教授]

　　认识郜元宝教授是在二〇〇一年的上海。在出版公司组织的聚会上，他恰好坐我身边。我不擅长交际，人不热闹，那晚，他是我唯一一个说过话的人。我们讨论的一本书叫《耶稣的一生》。此后我一直未曾再出席过这样的场合，也甚少参加写作和评论圈子的活动，但他与我探讨一本书的因缘却断断续续留存下来。

　　至二〇〇六年，出版长篇小说《莲花》。当时《新京报》编辑想讨论这本书，便牵线我与郜元宝教授对谈。他说，“文字岂能抵达神性体验的万一？文字不必，也不配。但文字无法回避。神性感动忽然而至，文字只能不管不顾地迎上去。”此刻，好像又回到了在桌子边的第一次相识，众人喝酒喧哗，而我与他交谈着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那次对谈之后，又再没有见过面。偶尔几次，他来北京，一起吃了饭，但也不曾说过什么。

　　二〇一一年我出版长篇小说《春宴》。这是我写作历程中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个人喜爱它的程度超过《莲花》。但它的写作方式任性，叙述密度大，有大量哲思，人物的行径复杂，未免让一些读者产生阅读障碍。那本小说，郜元宝教授又写了一次评论，在其中写道，“《春宴》颇考验读者的耐心和眼光。全书命意，渐次显明，非读至卷末不能明白作者用心。翻到一半便下判断，那就易生误解。”

　　其间，我们交流了一些电邮。如果我对他的某个观点不甚认同，便会写邮件给他，阐述自己写作时的想法和初衷。他亦说出他的旁观之想。他曾写来一信，告知在阅读中产生的，对《春宴》某些字词和修辞的意见，供我参考。认真而细致的探讨，对文字的尊重和讲究，是老派作风。仿佛回到不复再来的旧时代。

　　那个时代，文人应如此联接，沟通异同。而这个时代终究是速度过快了，发生和消失都很迅速。彼此给彼此下的结论太快。

　　记得一个冬天，在北京吃饭小聚，是旧四合院的餐厅，结束时走过庭院，他深吸一口气，说，北京的冬天冷得特别。他当时搓掌露出一种对寒冷的好奇和欣喜。只有心里敏感和对万物关注的人，才会有这种当下的体会。这即是一种真性情。

　　我素来游离在文坛的圈子之外，与学院派的评论家们生疏。大概是性情中某一脉相近的属性，使我与郜元宝教授之间的文字联接持续到今日，并最终一起合作了一本书。

　　这次出版散文的选集，由郜元宝教授选择篇目和进行评注，是因着这延续了十多年的清净而恬淡的因缘，他给予我的对镜映照。

　　[与写作]

　　所谓的对镜映照，是在别人剖析和观察我们的心迹时，自己也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观照，得到成长。因为里面有流动，有印证，也会有在写作时不曾想过的新的发生。作品需要被理解，而在被故意或偏执地曲解或攻击的时候，也可以保持孤立。作品是可以被无限地解读的。作品也是始终孤轮独照的。

　　世间的事物，一直都在变化。人们总是习惯随意想象和归类他人，冠上各式概念和标签，仿佛他人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人与人之间缺少安静、耐心，缺少聆听、阅读、感受、体会，缺少进入彼此心灵和思考的尝试，却觉得一切理所当然。

　　通常，一个写作者的作品，如果被大量广泛地推动，就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才会真正去试图了解它们说了什么。

　　作品被读者以各种方式各种层面去解读，是一种孤独。被剧烈地夸赞，剧烈地攻击，也是一种孤独。跟风的人很多，对他人口唇刻毒的人很多。写作者会被当作大众娱乐对象，当作大众心目中被幻化出来的偶像。但人们所夸赞的，不过是一个幻象。所攻击的，也不过是一个幻象。

　　此刻，写作者不能被自己的这个幻象冲跑了方向。他更需要知道自己处在哪里，在做什么。

　　同样，读一本书，也不在于别人说了什么。听闻了它如何好，或如何不好，都抵不上自己与它亲身贴近时的感受。

　　十余年写作，伴随着作品的争议一直像暴风雨一样。我的心却在这些风浪里越来越静。也由此看到自己的局限，个体的局限，思考与实践之间的局限，写作与阅读之间的局限。但局限是可以被打开，被融合的。潜入越深，越容易看到阔远的空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持续写出新的作品，是重要的事。

　　而且作品不能只是为当下的人而写，也应该是为过去和未来的灵魂而写。

　　安妮宝贝

　　北京

　　二〇一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