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秦始皇那样，朱元璋也希望自己的家天下能够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所以为东宫和各亲王的后代预先定下了20代的排行序字，到20世以后则“照例续添”。可他哪里知道，由于四儿子朱棣首先打破了《祖训》的规矩，起兵驱杀了自己的侄子朱允炆，使东宫太子的后代二世而终；就是自己历代为帝的子孙，到第10世的“由”字辈，也就彻底结束了。要是他地下有知，从南京的孝陵听到末代子孙朱由检在北京的太庙里对着他的遗像那凄戚的哭声时，才真要肝肠寸断呢！

　　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公元1368年1月23日，亦即元朝至正二十八年或明朝洪武元年正月初四乙亥日。

　　这一天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让那位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青田刘伯温先生专门选择的吉日，自然是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在这一天，朱元璋率领着文武百官来到背倚钟山而建的圜丘台，恭恭敬敬地祭拜昊天上帝，建国大明，定年号为洪武。从此，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而那个旧的王朝很快就要从明军北伐的铁蹄踏踏声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那篇祭天祝文正在继续诵读：

　　……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兆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泽州王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福建陈友定、平江王世明、洗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州志保等，偃兵息民，各归田里。……

　　随着诵读声，朱元璋不禁思绪万千。想自己40年前降生人世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各地饥民以百万计。16岁的时候，家乡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又闹起了瘟疫，父亲、大哥和母亲接连去世，家里穷得无力收殓，只好用草席子裹一裹埋了。这以后，他给地主放过牛，进皇觉寺当过小和尚，还披着一领破袈裟到处云游化缘。虽说是吃了不少苦，倒也长了不少见识，结识了一些朋友。后来以信奉白莲教来组织民众的红巾军起义造反，朱元璋在寺里的伽蓝像下算了一卦，发现投军“倡义”乃是大吉，便跑到驻守在濠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当兵去了。

　　朱元璋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而且长得奇丑无比，下巴突出，前额鼓起，耳朵招风，说得好听些算得个“异相”，但却胆大心细，聪明好学，所以很快就在郭子兴手下作了个小头目，子兴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但是当时的红巾军各系各部中，郭子兴部最弱，上有刘福通，旁有徐寿辉、张士诚，就是同自己差不多的孙德崖，他也不敢惹，更不用说朱元璋有多大实力了。可朱元璋硬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四处招兵买马，并笼络了一批能征善战之士，如同乡徐达、汤和等人；

　　一些知兵善谋的读书人，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李善长等人；结果如虎添翼，在郭子兴死后便实际上独立一军。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收编了巢湖水军廖永安、俞通海所部，克采石，败元中丞蛮子海牙，在太平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第二年攻打集庆路（今南京）时，俘虏了降元义军将领陈兆先。这时他虽然还是红巾军龙凤政权属下的吴国公，但已基本上成为独立一方的割据力量了。

　　这以后的事情朱元璋就记得更清楚了。这不仅因为记忆力强是他的突出长处，而且因为随着他的脱颖而出，形势变得更为险恶了。东南有张士诚占据平江，西面有徐寿辉的力量，后来为陈友谅继承，浙江其他地方均是元军的地盘，完全是四面受敌的境地。怎样才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呢？恰好这时刘福通的红巾军东系主力分三路北伐，西系的徐寿辉也分兵四出，元军一时顾此失彼，无暇对付朱元璋这个后起之秀。而朱元璋则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按照徽州老儒朱升的九字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步一步地去做。发展生产，夺取镇江、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扬州等外围据点，依旧奉龙凤政权的正朔以缩小敌人的注意力，实实在在地发展壮大起来。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百官司属。这时候，他手下可以说是“文臣如云，猛将如雨”。文臣如李善长、汪广洋、刘基等多人，武将则有徐达、常遇春、邓愈、朱文正等等。特别是鄱阳湖一战，打败了被高岱喻为“当时称劲敌、为腹心肘腋害者”的陈友谅，使朱元璋大松了一口气。这一仗，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有余，其中水战就是一个多月，战死的著名文臣武将就有60多人，更不用说一般士兵了。就是仗打完以后，朱元璋仍心有余悸。至于后来进攻江苏的张士诚和浙东的方国珍，虽说他们都是势力雄厚的劲敌，但朱元璋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左顾右盼、实力微小的小元帅了，便一鼓作气将其荡平，准备进一步逐鹿中原了。至于业已失去了江南半壁的元朝，也早已没有了抵抗能力，这年八月，徐达统领大军由齐化门开进了元朝的大都。

　　年届不惑的朱元璋终于踌躇满志地坐在了帝榻之上。我们无法知道朱元璋在奉天殿里面对着觥筹交错的群臣心里在想些什么，但他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们竟是如此地有负祖望，一代不如一代。

　　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然，历代帝王的子孙越来越不成器，这几乎已经成为一条铁律。朱元璋虽说出自农家，倒也对历史颇为熟悉，言语里时常提及“想汉光武时，四夷请官，光武不许”，“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害其为贤君”这类的话，对这一条规律，当然不会陌生。但他总不希望自己开创的天下也有这样一个结局，对自己的子孙当然还是寄予厚望的。所以在他登基称帝之前两个月（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令世子朱标、次子朱樉回临濠老家去省墓。临行前告诫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说：“你们生长富贵，习惯于和平安定，这次让你们到附近州郡去走走，游览山川，经历田野，从旅途艰险了解鞍马辛苦，从百姓生活了解衣食艰难，从风土民情了解风俗好坏。到老家时拜访一下父老乡亲，了解一下我初起兵时的情况，才能知道创业之不易呀！”一个月以后，朱元璋出宫视察新建成的圜丘，又带着世子从行。他让人陪着世子去参观农家，看看他们吃些什么，喝些什么，用些什么。等回来以后就对朱标说：“你知道农民辛苦了吧？他们身不离土地，手不离农具，终年勤劳，不得休息，可住的是茅草房，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但国家经费却都是出自他们的手啊！让你知道这些，就是为了你以后衣食住行，都要想着农民的辛劳，要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不要对他们横征暴敛，使他们活不下去呀！”

　　这时候（吴元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已有7个儿子了，除了世子朱标外，还有后来受封的秦王朱樉、晋王朱�h、燕王朱棣、周王朱橚、楚王朱桢和齐王朱榑。这里面大的不过十二三岁，小的还在吃奶和学步，但朱元璋认为他们年纪渐长，应该“习劳”，所以专门为他们制作了麻鞋和藤杖，让他们练习跋涉。如果到城外较远的地方去，可以骑马走十分之七的路程，步行十分之三的距离。可见朱元璋培养接班人的用心良苦。

　　不过最能体现朱元璋这份用心的，还应算是《祖训录》和《皇明祖训》的编纂。《祖训录》乃是《皇明祖训》的前身，是朱元璋亲自编制的对子孙后代的谆谆告诫，所谓“开导后人”，“立为家法”。从吴元年开始，“首尾六年，凡七誊稿”，在洪武六年（1373年）五月初一日颁赐诸王，并且抄录在内宫谨身殿的东庑、乾清宫东壁，以及各位亲王寝宫的正殿内宫东壁，时时刻刻阅读思考。后来又随着形势变化而增删修改，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改名叫《皇明祖训》。还专门把已经分封到各地去就藩的儿子们召回京师，将此书颁赐给他们。这部太祖的教诲共分13章，大到用人行政，小到子孙的排行姓名，规定得仔细入微。在颁赐时，朱元璋还语重心长地举出尧舜之法及夏商二朝灭亡之例，还有西汉诸吕变高祖之法“遂至天下大乱、刘氏几亡”的教训，反复强调《祖训》之不可轻改。朱氏子孙要想永葆天禄，那就绝对要把它奉为金科玉律，永远遵行。

　　就像秦始皇那样，朱元璋也希望自己的家天下能够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所以为东宫和各亲王的后代预先定下了20代的排行序字，到20世以后则“照例续添”。可他哪里知道，由于四儿子朱棣首先打破了《祖训》的规矩，起兵驱杀了自己的侄子朱允炆，使东宫太子的后代二世而终；就是自己历代为帝的子孙，到第10世的“由”字辈，也就彻底结束了。朱元璋的希望才勉强满足了一半。要是他地下有知，从南京的孝陵听到末代子孙朱由检在北京的太庙里对着他的遗像那凄戚的哭声时，才真要肝肠寸断呢！

　　这位朱由检就是妇孺皆知的崇祯皇帝。他即位的时候农民起义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关外的满洲人也已占据辽沈。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元日刚过不久，又传来了张献忠攻破襄阳、杀襄王，而李自成义军攻破洛阳、杀福王的消息，他不禁痛哭失声，御袖都湿透了。这以后形势日益紧张，朱由检每年都要到太庙里去求列祖列宗相助，拜揖十分恭敬而长久，可见内心之沉重。陪同他享庙的官员，在他一揖之时，就默诵“清庙惟天维清烈文”等颂语；在他一拜之时，则默念祖宗十三朝的庙号，念完了崇祯帝还没有起身。难怪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军攻破之时，他踉踉跄跄跑到煤山去上吊，光着一只脚，把头发披散下来遮着脸面，说是“不敢下见先人，亦不敢终于正寝”。

　　平心而论，这位崇祯帝其实倒是个励精图治的人，不但没有整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反而经常通宵达旦地批改奏章，勤于与大臣讨论国事。甚至因为两夜不睡觉而读文书，竟在庶母刘太妃面前打起瞌睡来。所以，且不论后人多以同情的口吻赞扬他“勇于求治”，就拿他的敌人来说，李自成也曾在一篇檄文中指出：“君非甚暗”；而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则更明确：“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大明的气数尽了，又岂是哪一位个人所能扭转得了的呢！

　　朱元璋终于没能改变这一中国帝王史上的规律。也许他真的地下有知，不然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四日、也即崇祯自缢的前3天夜里，怎么会传说有人听到南京的孝陵发出呜咽的哭声呢？

　　要说作为一个从小饥一顿、饱一顿的农家孩子，一直爬到了九五之尊，朱元璋也真不容易。且不论时势造英雄，他个人出类拔萃的才能应是制胜的重要原因。他显然不止是“略输文采”，虽说后有《太祖御制文集》传世，但应该多是手下文臣的捉刀；若论武功，也没有什么史料记载他经常阵前厮杀，与花云、常遇春这些人没法比。他的本事就是会用人识人，还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的经验。冯国用建议“金陵乃是龙蟠虎踞的帝王之都，应先占据它作为天下之根本”，被朱元璋采纳，走出一步大好棋。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建议，在当时群雄并起的格局中，确是真知灼见，朱元璋又接受了，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浙东刘基、章溢、叶琛、宋濂乃当世名人，朱元璋千方百计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手下，让他们居住在“礼贤馆”内，还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结果刘基建议他先打陈友谅，而张士诚不足虑，又是一个关键的战略决策。而鄱阳湖水战之后，诸将认为这次打了胜仗，却是在不占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取得的，表示不得其解。朱元璋便告诉他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首先是将士一心，其次是战略战术对头。这种经验总结，当然是以利再战的。

　　就是这样，朱元璋终于成为中国王朝史上的又一代开国君主。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虽然他不曾预料这样的喜剧开场会有一个悲剧结尾，但他小心谨慎的性格和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作风，却足以使他在帝榻之上仍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就是希望他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不要突然化为乌有。于是他夜以继日地阅读大臣的奏章，至少是让人读给他听。茹太素那篇长文，就是“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的。当然最令朱元璋担心的，似乎还是那批功臣宿将。唐末藩镇、五代更替，哪个不是下面领兵的大将起来篡逆的？所以朱元璋很有可能会仿照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用广置田产和多买歌儿舞女为代价换取这些人的退休。

　　不过历史从来不会一模一样地完全重演。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南京的皇城里喜气洋洋，一片节日气氛。朱元璋在皇太子朱标及其他封了亲王的儿子们的簇拥下，来到奉天殿，大封功臣。按照新制订出的礼制，朱元璋驾临之时，鼓乐大作；待坐稳之后，乐声停止，然后鸣鞭为号，皇太子与诸王上殿，分坐在父亲的东西两侧，功臣们也随之鱼贯而入，无非是三跪九叩、山呼万岁而已。殿外陈列各种仪仗，殿下则不时乐舞荡漾，朱元璋缓缓宣布封李善长、徐达等6人为国公，汤和、唐胜宗、陆仲亨等30人为侯，心中不免百感交集。赐宴之后，则教导诸将不要忘掉过去的艰苦日子，要事事小心谨慎。实际上，在此一个多月前，朱元璋就让中书省和御史台延聘儒士在午门轮流值班，与诸将讲经说史，让他们懂得怎样才能忠君爱国，从而全身保家。

　　从此以后，朱元璋就开始了对这些功臣宿将的不断敲打，而且日厉一日。洪武四年（1371年）底的一天，朱元璋突然问自己的内兄大将郭英等人道：

　　“朕经常想着如何能保天下，你能想着如何保身与家么？”

　　郭英连忙回答：“臣虽愚笨，但也曾思考过这事。”

　　朱元璋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那么朕命士兵去临濠造宫殿，而你们却又派他们去为你们自己家盖房子，这哪儿是保全身家之道呢！”吓得这些人赶忙趴在地上叩头请罪。

　　这以后半年多，朱元璋让工部铸造了铁榜，刻上了对功臣的好几条禁令，总的来说就是限制他们的权力膨胀。过了不到两个月，他又把勋臣们召来，告诫他们“不要以为功劳大而有骄心，不要以为爵位高而有怠心”，“敬谨为受福之本，骄怠为招祸之源”。但这已显然不能使朱元璋满足了，这样的口头训诫体现不出他“以猛治国”的原则，也解除不了他内心的忧患。于是，朱元璋终于举起了屠刀。虽说历史上常有“狡兔死，走狗烹”的事件发生，但像这样在建国之初就大规模地屠戮功臣——甚至并非功臣、而只是微末小吏，在中国王朝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像继明而立的清王朝，虽说建国之初也经历了多尔衮摄政——福临亲政——鳌拜辅政——玄烨亲政等多次矛盾斗争，但每次斗争之后被杀之人最多不过数十人而已，加上受牵连而流放者多的不过数百。而朱元璋呢？

　　开国功臣中排位第一的是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在77岁时受人牵连而被杀，一同被杀的有其妻、女、弟、侄等家人70多口。此外还有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等近20人受戮。徐达是患背疽而死，但疑点也很多，《明史•徐达传》说他生病时，朱元璋“赐食，食已薨”。帮助他成事的文臣呢？刘基在洪武四年（1371年）就告老还乡了，但有人说他有谋反企图，吓得他跑到南京来住着，不敢回家，最后被人毒死了。宋濂的孙子牵连到一件大案，又牵扯到宋濂，只是朱元璋的马皇后亲自替他求情，才被免死安置在茂州。

　　不过波及面最广的还是“胡蓝之狱”等几件大案。所谓“胡狱”乃指洪武十三年（1382年）的“胡惟庸谋反案”。胡惟庸与李善长等同是淮西人，继李善长之后作了丞相，权力很大，引起朱元璋警惕，结果以谋反罪把他杀了，牵连进去被杀的官僚贵族万余人，结果各地有仇之人互相乱咬，只要一说是胡党，立刻抓进监狱。直到10年后，朱元璋还把李善长等人牵连入胡案，被杀者以文臣居多。所谓“蓝狱”是指洪武二十六年（1395年）的大将军蓝玉谋反案。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屡立战功，结果居功自傲，被老皇帝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告发谋反，连同被牵连的功臣武将一共杀了1.5万余人，加上这前后零星杀掉的元老宿将廖永忠、朱亮祖、傅友德、冯胜等，高层的文臣武将，开国元勋基本上被诛杀干净，一霎时便成为过眼烟云。

　　但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对他个人的威胁减少而松一口气。他觉得基层的贪官污吏对国家的危害仍很大，于是借着洪武十五年（1384年）的“空印案”和十八年（1387年）的郭桓案，把省级以下的掌印官和户部侍郎以下官吏全部处死，一下又是几万人死于非命。最后自己发现杀错了，杀多了，就把法官杀了做交代。结果搞得好多官职出了空缺，没人顶补。平心而论，他的这一套完全是出自他对朱氏家天下的高度责任心。他在临终之时所留遗言中说：“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确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但杀了如此多人是否真的“有益于民”，就难说了。

　　无论如何，太祖的“以猛治国”直接影响着后世，并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课题。谷应泰曾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论：

　　而或者谓其诛戮韩、彭，广封宗室；猜疑豪杰，迁徙富民；直言瘐死狱中，诗过谪戍荒徼；贾谊流涕于剑盘，绛侯摧心于牍背。所以七国之衅，实启养痈；黄巾之祸，不无食报；……虽然，隋文不永，谓以急亡；晋武短祚，又以宽败，矫枉之不妨过正，或亦英雄之善识时务也。

　　元朝以宽治国，国家速败，成了朱元璋的反面经验，于是以猛治国，不仅矫枉而且过正。其大杀功臣，自然给自己和后代的皇位减少了威胁，但国家却缺少了栋梁之材；他对共过患难的朋友不肯信任，却相信由血缘联系起来的亲子关系，以亲王守边代替功臣守边，却不料后来叔叔带着守边的重兵杀了回来，把侄子从皇位上拉了下来。所谓“七国之衅，实启养痈”是也。传说太子朱标曾谏其父不要滥杀，朱元璋则把一根棘杖拿来作比喻，说是替太子把刺都去掉了，就不怕扎手而好用了。实际上把手柄的部位削平就可以了，否则棘刺全削掉了，打起敌人来，敌人也不怕。

　　历史往往是由一些偶然性造成的。假如太子朱标并非未及不惑之年即撒手西归，尽管他与朱元璋比起来要仁弱一些，也尽管燕王朱棣有雄才大略，甚至尽管他也有可能着手削藩，朱棣起兵“靖难”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因为太子是他的长兄。又假如分封的诸王都胸无大志，或者只是狂妄骄横而无真本领的话，起兵反叛或是反叛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很小。就像朱棣这样的人，在与建文帝军队的战斗中，还几次差点丧生。

　　但朱氏天子们的悲剧恰恰就是那样演出的，而且既然拉开帷幕，就势必要一场一场地演下去。

　　有心无力的侄子和外强中干的叔叔

　　皇太孙朱允炆，建文皇帝。父亲朱标的早逝，把他提前推到了这悲剧的舞台之上。

　　传说他登位之前曾与祖父有过一段对话。祖父很得意地说：“我使诸王御边，可使边尘不动，你可做太平皇帝了。”但太孙则反问道：“虏不靖，有诸王御之；诸王若不靖，谁能御之？”问得祖父半晌说不出话来，只好问他说：“你的意思呢？”允炆似乎胸有成竹地对答：“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再不可，则废其人，如还不可的话，就要兴兵讨伐了。”假如这段传闻属实的话，洪武末年（1398年）“塞王”们的威胁隐患便已为人察觉了。实际上太祖遗诏中规定：“诸王留在各自的封国，不得赴京奔丧。王国所在地的文武吏士要听朝廷节制，只有护卫亲军听诸王的号令”，实际上就是表明对他们的防范。同时也表明，正是太祖为专制集权而采取的屠戮功臣和亲王守边政策，使自己的皇孙落得个“不知所终”的可怜下场！

　　朱允炆削藩，恐怕是势在必行。因为手握重兵的藩王存在，对自己的统治形成了潜在的威胁，他知道自己不是祖父，没有那么强有力的威望。便是朱棣虽因削藩而起，登位后自己也进行了削藩，完成了对手的未竟事业。何况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燕王在北边虎视眈眈，削也反，不削亦难说不反。于是，关键就在于“狭路相逢勇者胜”了。

　　孰勇孰弱呢？人们通常认为建文帝虽天资聪颖，但过于仁弱，有时候会有“妇人之心”；而其左膀右臂齐泰、黄子澄辈则一介书生，只会纸上谈兵，所以致败。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在这场“靖难之役”中，命运的天平并不是必然倒向燕王一方的。首先他的起兵完全违背了传统的伦理纲常，舆论上对他并不利；其次从兵力上讲，北兵虽强，数量上却占劣势；第三在真定之战、北平保卫战、白沟河之战、济南攻防战等关键性战役中，燕军或是损失惨重，或是侥幸取胜；如果建文帝的军队在哪一场大战中取得绝对胜利，也许局面就会根本改观。说建文帝“性柔弱”，恐怕是与朱元璋或朱棣相比，或者是就对付朱棣起兵靖难这个突发事件而言，英宗以后又有哪个皇帝更强些？说齐、黄之流是秀才典兵，以后又哪一代不是文臣执政？嘉靖朝为了“大礼议”而挨板子的大臣数十上百，都比齐、黄二人强吗？

　　建文帝完全是朱元璋的牺牲品。说得具体点，是朱元璋加强皇权的牺牲品。如果他不对功臣宿将过分疑惧而对自己的儿子过分信任，开国公侯留下一些，亲王又不让掌握重兵，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加强皇权与加强中央集权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倒是矛盾的；朱元璋为保障自己家天下的所作所为，反倒有损于自己的家天下，这当然是他始料不及的。

　　建文帝的悲剧下场仅仅是这场戏的开始。

　　身后被尊为太宗文皇帝、后来又被改谥为成祖的朱棣，在统治全国22年之后，心力交瘁地死在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

　　这22年，他活得太累，太沉重。他不断地南征北讨，着手于形形色色的壮举，大都是在掩盖内心的空虚，是为他夺取自己亲侄的帝位所付出的代价。他试图让自己的所作所为绚丽多姿，光艳夺目，来冲破这个笼罩了自己后半生的阴影，不料，反倒成为后人的话柄。

　　我们姑且可以不论他对建文遗臣的大肆杀戮——仅方孝孺一人牵连被杀者便有800多人，发明出“诛十族”和“瓜蔓抄”的办法；连他们的妻女也都被发入教坊司，成为官妓，子孙沦为乐户，直到清雍正时才开始脱离苦海；我们也可以姑且不论他对建文帝的追踪，最后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也即他临终不久之前，似乎才稍稍放下心来，不再是一件死不瞑目的憾事。我们看到的明成祖的丰功伟业究竟有哪些呢？《永乐大典》的纂修算是改元之初的一件大事，花了几年时间，动用了2100多名文苑名士，修成了这部11000多册的巨著，用他自己的话讲，这是个“大混一之时”的“一统之制作”。不过这部书卷帙太大，要想印，须先抄，嘉靖间用了180名书手抄写，花了5年时间才抄完。这部冠以朱棣年号的大书或许可以使他的“文治”流芳百世，但不知怎么总会让人联想起宋朝的太宗。那位赵光义也同样起劲地大修类书，于是创造出《太乐御览》等等硕果，也使人对他的年号“太平兴国”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这两位太宗不仅在编书上相似，还有其他许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都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颇有些尴尬，也不知这中间究竟有没有关联。

　　除《永乐大典》外，我们很少看到朱棣在内政方面有何创举。也许迁都北京算一件，但在当时看来，它并不是什么惠民之举，而有扰民之嫌。在政治上，他继续削藩，比建文帝还干净彻底；他使内阁初具雏形，不仅使朱元璋废丞相和中书省之举成为废棋，而且表明他无法像乃父那样事必躬亲；他不但恢复了洪武末废罢的锦衣卫狱，还用宦官主持东厂，创立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在社会经济上，虽说他一再鼓励垦荒，重视蠲免，希望使“斯民小康”，但因赋役沉重，天灾连绵，以致永乐年间基本上是“田野荒芜，人民饥寒”。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棣在外交方面却屡有惊人之举。最最惊人的，当属郑和下西洋了，因为郑和下西洋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今东南亚、南亚甚至东非地区的联系，还表明了当时中国高超的航海水平。但此举的主观动因却出自成祖的一己之私。虽说派人到海外去追寻建文帝的踪迹也许并不是下西洋的主要动因，但造成一种“万国来朝”的盛况，恐怕还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欲盖弥彰罢了。明成祖并不在乎此举能带来多少财政上的收入，相反他所赏赐给各国贡使的东西，数量和价值要比后者进贡的还要大而多。他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轰轰烈烈、朝廷上充满着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各国使者的场面。用夏原吉的贺诗来说，就是“圣王膺乾运，垂衣驭八区”，“礼官躬典设，番使肃奔趋”。但是很快，便有有识者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其迅速停罢，当亦合情合理，未必应被视为统治者对由此可能萌生的新因素的扼杀。

　　后人常常把郑和下西洋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新航路开辟加以比较。郑和下西洋不仅比哥伦布诸人的航行要早，航海的技术水平也要高得多，光是宝船的体积就等于后者船只的几十倍。其乘风破浪、到处宣谕圣德、一路势如破竹，就岂是一路上损兵折将、衣衫不整、连土人都打不过的西方人所能比得了的！但是，这两类远航的出发点却很不同：郑和下西洋完全是出自为王朝政治服务的目的，尽管其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贸易；哥伦布等人发现新航路却出自国内生产对资金的渴求，亦即通常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虽然其初次航行代价巨大，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海外探险与殖民活动。那源源不断流入欧洲的资金和原料被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并非用于挥霍，从而形成了新制度诞生的基础。而郑和下西洋之所以遭到那些反对虚荣与侈靡的儒臣们反对而停罢，正是因为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这倒并不是这些儒臣们目光短浅。

　　以海外航行为标志的中国与西方的实力竞赛——尽管这一点时人不可能意识到——表面上是中国略胜一筹，但实际上却已棋输一着。这当然不能怪郑和，也不能怪明成祖，他们不过是按照中国历史的轨迹正常地行走而已。如果是建文帝在位，甚至如果朱棣的即位不是夺取而来，也许如今人们津津乐道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连影子都没有。

　　类似的事还有永乐时期的征交趾和北击残元。

　　交趾后称安南，汉唐间曾为中国属郡，后渐独立成国。洪武初年国中内乱，黎氏与陈氏相互攻杀，陈氏后裔到朝廷求援，明成祖复陈氏之位，竟遭黎氏兵拒，于是便有征交趾之举。初征黎氏一帆风顺，于是便在安南设省；但当地人民不堪灭国，群起反抗，便有二征交趾，劳民伤财，也未最终平定，直到宣德二年再度放弃。

　　残元势力虽然逃入大漠，但朱元璋却非常重视。他在《皇明祖训》中专门讲到“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在其下所列“不征之国”则将蒙古各部排除在外。如果说洪武初太祖派兵屡击残元势力是为了王朝交替时的安全，那么成祖时五征漠北的动因就不那么清楚了。这时蒙古内部纷争不断，按说已无力南下，但其首领本雅失里诸人对故元的感情犹在，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对明朝表示臣服。永乐七年（1409年）派去的招抚使郭骥被杀，大大激怒了明成祖，他正好借此事为由，实施他筹划已久的征服计划。因为郭骥的死讯传来是在六月十日，而早在三月二十三日他就下诏起兵，“将士及北京效力人民，杂犯死罪咸宥之。充军者，官复职，军民还籍伍”。从此开始了五次北征，其中四次是他亲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第一次北征几乎全军覆没，第二次略有收获，后三次则是劳而无功。而代价却很大。户部尚书夏原吉如实地报告成祖：“频年出师无功，戎马资储，十丧八九；灾眚间作，内外俱疲。”塞外天寒地冻，军士大量逃亡，朝鲜人目睹“将赴征时，逃军及从征军士之妻妾奸他夫者，每日亲决，斩首于阙门外，数至百余”。当然最大的牺牲还是成祖自己，他带病出征，又没有多少收获，最后死在军中。死虽死矣，却几次在塞外勒石刻铭，最后一次则在清水源磨光了几十丈高的石壁，刻石记功，说是“传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其好大喜功的炫耀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修大书，下西洋，征交趾，伐蒙古。还有迁都、浚运、营陵。一件件壮举，似乎成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但这背后贯穿着他的不可告人的动机，隐藏着他对正统观念的竭力抗争。他一辈子都在为“靖难”夺位付着代价。昔日的历史往往就是如此，一件件惊人的成就大都是由于君主的偶然一念创造出来的，骊山陵、大运河、紫禁城……郑和下西洋。后人在欣赏之余对这些灿烂辉煌的成就交口称赞时，绝难想到它们通常是以王朝的由盛转衰为代价的。

　　与荒唐君主相比，平庸皇帝也变成圣明天子了

　　朱棣的儿、孙朱高炽和朱瞻基的用人行政颇为不同。他们不像朱棣，倒有点类似被断了帝王世系的朱标和朱允炆。不是凶巴巴的赳赳武夫，而是斯文一脉的仁孝儒者，这颇具讽刺意味。实际上朱棣在世时，并不喜欢身体肥胖、好与文臣讲论经史的太子高炽，反倒比较中意勇悍的次子高煦和三子高燧，只是大臣们纷纷反对易储，特别是像解缙这样的人还为此丢了性命，才换得高炽的帝位不失。这样，朱高炽继位之后重用这批大臣，如杨士奇、杨溥、杨荣这有名的“三杨”，还有夏原吉、黄淮、金幼孜、蹇义诸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批人都是对成祖时期的好大喜功颇不以为然的，其中一些人就是因为进谏而被下了大狱，直到仁宗继位才被放出来。所以他的继位诏书由杨士奇草拟，其中就必然包含停罢“下西洋宝船、云南取宝石、交趾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诸务”的内容，体现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精神。同时提倡节俭，如下令减少一半的贡枣；主张纳谏，赐大臣“绳愆纠谬”的银章，表示“朕有不善，患未知耳”。虽然仁宗身体多病，只作了8个月的皇帝便归天了，但其用人行政的方针却由即位的宣宗沿袭下来。宣宗朱瞻基小时就很聪明，比其父更得成祖的喜爱，此时继立，当然要有一番作为。在“三杨”、“蹇夏”等元老辅佐之下，尚能继续轻徭薄赋、躬行节俭、鼓励直言，10年下来，永乐年间的过分耗损才弥补过来；有明一代社会繁荣的基础，也全赖此时奠定。难怪《明史》说明初以来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民气渐舒，蒸蒸有治平之气象”；而谷应泰则更加赞誉，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

　　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给仁宗提意见，后被仁宗召到便殿，竟顶撞起来，被仁宗命令武士用金瓜击之，击折肋骨，昏而复醒，最后下了大狱。待宣宗登位放他出来，问他当时上疏是何内容，他回答说是“谅阍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等共6条。可见仁宗也多有失德之处。而宣宗在宦官导引之下，也游山荡舟。宦官摆出美酒佳食，最后日暮大醉而归。朱瞻基还摆出理由说：“天下无事，虽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游豫之乐，不可废也。”更重要的是，亲信东宫讲读之官，并使他们充实内阁，又使阁权首次超过六部之权，开了内阁擅权之先河；宦官干预政事虽启端于永乐，但守备太监、镇守太监以及教宦官读书认字的内书堂，都始自洪熙、宣德，有明一代宦官专权在宣宗死后立即发生，这两父子是难辞其咎的。尽管如此，以“三杨”、“蹇夏”、况钟、周忱为代表的仁宣时代，毕竟是明代屈指可数的、差强人意的时期，再往后的境况，竟不忍提起了！

　　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唯一的一个有过两个年号的君主。他即位时不过8岁，本来祖母张太后欲以其叔瞻善代之，但杨荣、杨士奇却率领群臣请出太子祁镇，在他面前“叩头呼万岁”，“浮议乃息”。殊不料这个小皇帝的继位，却使他们大失所望。虽说英宗重用宦官王振，开始了宦官专权的时代，但王振之专权实肇端于宣德末，因为朱瞻基死后数月，王振就被任命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在此之前，他已主持点将阅武，提拔了他所赏识的纪广。皇帝不叫他名字，而呼之为“先生”。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祁镇在东宫作太子时，王振侍候过他么？

　　按说，正统初年，朱祁镇尚是一个10岁上下的少年，正是嬉闹玩耍的年纪。王振可以使他不理朝政，却无法靠他干预朝政。正统初年连续打击王骧、邝堃、张辅、胡濙等重臣贵戚，想来并非凭借皇帝的支持。这里面，恐怕有张太后在作祟。宣宗死时，命“三杨”代拟遗诏，其中有“大事白皇太后行”一句，且不说明显有违祖训，而显然是对内阁重臣的权大不甚放心，用张太后这个精明强干而又热心政事的女人与“三杨”等抗衡。正统初，张太后曾把张辅、“三杨”与胡濙等人召入朝中，当着他们的面表示要杀王振，声色俱厉，利刃加颈，慌得五位老臣跪下替王振求情，演出了一场欲盖弥彰的好戏。否则老臣们如果以为太后真想除掉王振，何必还要为这样一个奄竖长跪求情？正统四年时有一件案子牵扯到杨溥和杨士奇，结果张太后正是听从了王振的意见而加以决断。因此，张太后对王振专权睁一眼闭一眼，正是想借助他来抗衡内阁，与宣宗遗诏委政于太后同出一辙。由此，权宦的登台，并不完全是出自他个人的意愿，多是最高决策层内部的不同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不能一切归咎于这些宦官个人的品行。

　　至张太后与“三杨”诸人接连弃世，英宗长成，王振已羽翼丰满，英宗也奈何不得，最后落得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一年之久的奇耻大辱。这中间其弟祁钰监国，除了重用于谦抵御瓦剌之外，并无多少建树，只是凭借“景泰蓝”，人们才对他的年号留下更深的印象。至英宗复位之后，杀于谦、幽景帝，宠宦官曹吉祥，恶政不绝。人们常说，英宗统治时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如果我们把帝王的作为简单地看做时代的表征的话，有明一代276年的历史，竟有200年是在转衰之后，对明朝君主的评价不就尽在不言中了么！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也就难怪人们不去研究明宪宗朱见深。研究他什么呢？英宗天顺八年二月他继立为帝，便开创了以“内批授官”的先例。

　　按大明体制，选官应由吏部按期举行，由白衣初次选任，叫作“听选”；而因职位空缺急待选补的，可以不等吏部考满，经过廷推获得升迁。除内阁大学士与吏部尚书这样的要职推升，有时还由皇帝特旨任命而外，其他都由各级不同官员聚集在一处会选廷推。这时皇帝只用宦官传出旨意，任命某某人为某某官，一次传旨就可以列上百十人的名字，文武僧道人等因此得官者数以千计，称之为“传奉官”。除此之外，年仅18岁的小皇帝宠着一位年已35岁的万贵妃，由于吴皇后看不惯万氏的所为而教训了她，便被皇帝废掉，另立了一位对万贵妃处处容让的王皇后。这自然大违于朱元璋“皇后之尊”得以“治宫中嫔妇之事”的祖训。也在这一年，宪宗把没收前朝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改为宫庄，即皇庄，从此开始了皇家带头占有百姓土地的浪潮，此类事至万历间达到高峰。以上，不过是宪宗即位后，改元成化之前，短短几个月中发生的事，以后的历史会如何，当然很容易料想。

　　成化元年，荆襄地区流民大起义。同时，广西大藤峡瑶人的起义也进入高潮。此后，蒙古鞑靼部屡次进犯，宁夏固原有满四造反，四川、湖南、云南、新疆诸地都有兵事，真是处处烽火，在在狼烟。而宪宗则先用宦官汪直建西厂，又用梁芳、韦兴、钱能诸人搜刮民财，然后是自称会“五雷法”的李孜省和妖僧继晓，搞得京师内外到处都是身穿黑袍的禅师、真人、法王、佛子、国师等等。一些能人正臣如商辂、项忠、马文升遭到排挤打击，而像与万贵妃攀本家、只知向皇帝献房中术的“万岁阁老”万安这样的人，却是把持朝政的大学士。

　　但对继立为帝的明孝宗朱祜樘，后人却多予赞誉之辞。谷应泰将其比为汉文帝、宋仁宗；《明史》中则认为明朝君主除太祖、成祖以外，可称道者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而夏燮则在《明通鉴》中称其为“中兴之令主”。好像是久旱之地忽逢甘霖，满天阴霾一日散尽，朱祜樘竟成为英宗以降这个荒唐家族中的偶然例外。

　　这也许与他的幼年身世有关，否则我们找不出什么别的原因来解释他与其父、其子的不同之处。祜樘之母纪氏因通文字而被命守内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宪宗所幸怀了孕，但当时万贵妃专宠，命人害她，幸为宫女及太监张敏所救，藏在西内安乐堂。安乐堂在金鳌玉蛛桥的西面、櫺星门以北的羊房（养蜂）夹道里面，平时有二三十个宦官在里面管事，凡有宫女老了、病了或是有罪了，先发到这儿，过一段时间才再发到德胜门内往西的浣衣局去住。纪氏就这样带着孩子在安乐堂里住了6年，小皇子连胎发都没剪过，一直垂到地上。这时太监张敏找了个机会将此事向宪宗挑明，这才把他接入宫中，立为太子。可万贵妃依然权势很大，纪氏于同一年暴逝，张敏也因害怕吞金而死，太子则一直由祖母监护。这样的坎坷经历也许对祐樘即位后驱逐佞臣有所帮助。此外，在他身边服侍的宦官覃吉是个很安分的人，早晚在他身边教导他儒家经典、古今政书；太子9岁时偶尔翻看佛经，覃吉一来，他就赶紧拿出《孝经》来读，从小就受到严格要求。

　　于是，孝宗一继位，立刻清算梁芳、李孜省、万安等奸佞，罢斥传奉官和那些国师、真人；接受马文升、刘大夏、李东阳、谢迁等人的建议，整饬吏治，对宦官也有所裁抑。但朝中之弊积习已久，孝宗也无法尽改颓风。如宦官李广曾深得孝宗宠幸；与王恕、何乔新并称“三老”的彭韶因为经常触犯近臣贵戚而遭罢免；有人提出罢免东厂，也都被置之不理。最为难辞其咎的，是他没有管教好自己的继承者，使太子朱厚照成为最荒唐的君主之一。他临死时曾拉着大学士刘健的手叮咛：“东宫年幼，好逸乐，卿辈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等于塞给了他们一块烫手的山芋。     用“好逸乐”三个字来形容明武宗朱厚照，那完全是一种客气话，因为无论是用旧时的道德观念还是用今日的标准来看，朱厚照都荒唐得出了格。尽管他并不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但他的疯狂行为在当朝诸帝中，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以致使人怀疑他是否心理上有些不正常。

　　人们常把武宗荒于朝政而流连嬉耍归诸刘瑾等宦官的恶劣引导，这的确有些道理，因为使皇帝整天弹射钓猎，观剧踢球，便可把朝政委于他们，权位陡然上升，自然是宦官辈梦寐以求的锦绣前程。因此廷臣交章劾奏，希望皇帝清除“群小”，这样就可以“潜消乱阶，以保灵长之业”。这当然是群臣间接地劝谏皇帝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对于武宗本人的劣根过于低估。因为正德继位之初，刘瑾等只是地位低下的小宦官，掌司礼监及东厂等要害部门的太监王岳，受孝宗遗命的陈宽、及李荣、范亨、徐智等都是比较正直的宦官，朱厚照亲信前者而疏远后者，正是前者顺应了自己“好逸乐”的本性。像他后来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又加封镇国公、太师，改名叫朱寿，亲自领兵出塞和征剿叛王宸濠，更应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所以也难为他临终之前把一二太监召来说：“前此事皆由朕误，非汝辈所能预也。”

　　但朱厚照的荒唐一生是不是出于对皇位体制所要求的行为规范的抵制，是不是出于一种对个性和人欲的追求，恐怕还难于做出肯定的答案。自古以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主并不少，但像三百多年后英国温莎公爵那样的人却极罕见，大多是江山美人一齐要，或者用损害江山的代价来“爱美人”。中国自周幽王以来这种皇帝相当不少，如果让他们、或不如说让朱厚照放弃皇位——这自然也就省去许多繁文缛礼，无需视朝、御经筵、批阅奏章和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来发展自己的个性，他们是绝难从命的。武宗之所以心血来潮把自己从名义上降为一介武夫，就是知道他依然享有皇帝的一切实际权力和地位，大小臣工依然把他当作皇帝来看待。唐明皇亲自编舞制乐，混同于乐工，乃至被后人视为梨园行的祖师爷，意思是一样的。如果真的变成了平头百姓，不说还存在国法家规的约束，就是有了更多的自由，也失去了他如此挥霍的基础；刘瑾、江彬一干人不仅不会导之“犬马鹰兔，舞唱角觗”，倒可能把他关进东厂的大牢里。

　　既然武宗不愿放弃皇位而只是不愿负皇帝之责，那就像家里的顽童不能由着性儿浑闹一样，总得受体制和传统的制约，于是便造成了他与大多数臣僚的对立，同时又表现为宦官集团与阁臣系统的对立，也就演出了一系列的悲剧。

　　他们朱家的安化王寘鐇、宁王宸濠也都乘机扯旗造反，施展其野心。说老实话，到明代这个时候，国家机器已经健全得很，君主的不肖一时并不会导致齿轮的崩坏，至多使其转动得慢些，那些文武百官尚会恪尽职守，按千百年来的老制度处理大小政事。倒是对厚照自己没什么好处。正是在他南下巡游之机，不小心在清江浦落水致病，次年便呜呼哀哉；也许也正由于他纵欲无度，没有留下任何子嗣，连血脉都没保住。他的这种悲剧下场，肯定不是他对祖制抗争失败的表现，完全是他荒唐浪荡的报应。

　　继立的明世宗朱厚熜再次遭到朝臣的攻击，不过这次却不像武宗时那样容易判明是非。

　　厚照无子，兄弟厚炜1岁多便夭折，这样便只好到堂兄弟们当中去寻找继承人了。厚照的父辈依次排列，悼恭太子朱祐极两岁半就死了，往下就是封在安陆的兴王祐杭。于是，内阁首辅杨廷和援引“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的《祖训》，请兴王世子厚熜前来入承大统。这便潜伏下一个矛盾。新皇登极总要追尊考妣，即给父母加封号，朱厚熜以厚照的堂兄弟继位，按惯例等于是过继给了孝宗祐樘，即应追尊孝宗夫妇为考妣；但这又有违厚熜的感情——自己作了皇帝，亲生父母却不能在帝系中占一席之地，于是便以此为导火线，爆发了所谓“大礼议”的冲突，结局是群臣再度失败。8人充军，180余人受杖，被杖死者17人。冲突的双方中，一方以纲常礼法为据，另一方则以亲情为重，本来无所谓对错，事情也无关国计民生，但这场冲突竟先后争论了10多年，高潮期亦有3年，并导致了流血事件，事情严重的程度不亚于群臣劝谏武宗失德，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探寻“大礼议”背后的深层原因。

　　世宗初政，对武宗时期的秽气做了一次大扫荡。在杨廷和等人起草的遗诏中，罢掉了威武团练诸营，召来的边军各回边镇，裁革京城内外的皇店，把豹房中的番僧、教坊司的乐伎、各地进献来的女子等统统放还，并逮捕了为恶的江彬、神周、李琮，将其凌迟于市。以上这些，严格说并不算是世宗新政，因为这时他还未从安陆来京登极；这只是武宗死后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在太后支持下所搞的一场宫廷政变。

　　杨廷和拟定的即位诏书和嘉靖初年的其他文件，更是新政的集中表现。如革除锦衣、内监、旗校、工役凡10余万，限制皇庄发展，实行宽刑减罚的方针，给正德年间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制裁乱政奸佞，蠲免钱粮，加强言官权力，等等，得到了朝野的一致拥护。但是，由于厚熜继立时不过14岁，又是由外藩中来，事事无有太多发言权；离开安陆时他的母亲蒋氏还流着泪叮嘱他，让他“毋轻言”，他则表示“谨受教”，所以这一切仍可视为杨廷和等阁臣的创造。

　　正德时宦党专权的沉痛教训和嘉靖即位时的特殊性，决定了阁权的迅速膨胀。尽管阁权的壮大在一定条件下对社稷人民是好事，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它必然会与皇权发生激烈的冲突。“大礼议”证明了这一点，张居正的一生荣辱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大礼议”后阁臣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世宗的昏庸，因为即使是仁宗、宣宗这样的宽容之君，更不要说太祖和成祖，也绝忍受不了杨廷和四次封还御批这样大驳面子的举动。于是在嘉靖朝的45年中，皇权屡次压抑阁权，而阁臣又屡屡借皇权而总揽朝纲，便出现了张璁、夏言、严嵩、徐阶等人的交替执政。虽说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但内在机制在继续腐坏，“南倭北虏”问题日益严重，内忧之上，再加外患。《明史•宦官传》上说，“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似乎是一种褒赞之辞；从表面上看，宦官专政要比权相临朝更黑暗，实际上宦官势力之消，是以阁臣权力之长为代价的，阁臣统领百官，负责实际行政，贤臣执政则影响较好，而奸臣秉政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会比宦官还大。

　　总的来说，明穆宗朱载垕统治的6年中，执政的是比较好的阁臣。虽说皇帝本人“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这倒避免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摩擦；虽说阁臣内部的倾轧由于高拱逐徐阶和张居正逐高拱而继续下来，但无论谁做首辅，所做所为尚差强人意。其间张居正等用王崇古总督三边，与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达成和议，从此双方开市交好，“北虏”问题得到极大缓和；用戚继光镇守蓟州，整修长城；用潘季驯整治河漕；徐阶、高拱在位时，宦官也很忌惮，虽不满却不敢轻动。不过6年时光，一晃也就过去了。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统治时间最久的皇帝，后人对他所着的笔墨也最多。前10年他不过是个木偶，主国政的是有太监冯保和太后撑腰的张居正。待张居正一死，神宗便发动了一场清算前者“罪恶”的运动，这不过是对小时张居正过分约束自己的不满情绪的大发泄而已，严格说来并不完全是皇权受到了相权的威胁。所以他亲政之后并没有事必躬亲地日理万机，绝不像太祖之清除胡惟庸，甚至不像嘉靖皇帝，当然也不像清算了多尔衮的清世祖和搬掉鳌拜的康熙帝。后来因他宠爱郑贵妃而爱屋及乌，乃至想废长立幼，引起了他与众大臣长达一二十年的对抗，名曰“争国本”。与此相连的还有福王就藩洛阳的问题和延续到光宗时的“三大案”。这样的冲突像嘉靖朝“大礼议”一样。在今人看来是如此无谓，但这二者竟在明代两个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治期内占了近一半的时间，冲突如此激烈，只能说是反映了明王朝颇为特别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动。

　　不过冲突的结局很不一样。“大礼议”是以世宗的胜利而结束的，而“争国本”却以神宗的失败告终。所以有人说万历皇帝便以不理朝政——“静摄”来报复群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到中国王朝史的晚期，这种报复是不是能起什么作用，的确值得怀疑。到这个时候，皇帝或许可以是一种摆设，因为国家机器完全可以自行运转；大臣们与其说是担心君主不理朝政，不如说更害怕像明武宗那样给你到处生事，至于励精图治的贤明之主，他们这时也不怎么指望着了。谷应泰后来也感叹神宗：“抑何习与性成也。”问题在于神宗并不真正地“静摄”，派出大量如狼似虎的矿监税使，到处挖矿、诈财、加税，引起武昌、苏州、景德镇、锦州等地民变，正是所谓“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如果皇帝真的消极怠工，群臣戮力同心，治理国家，像张居正那样，倒也罢了。可正像崇祯朝做过大学士的倪元璐所说：“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朝臣们不与君斗，不与阉宦斗，便开始窝里斗，让皇帝在旁边看笑话。拉帮结派，互相争斗，一直斗到明朝灭亡，清朝继立，兀自不止。在此内耗的同时，在东北的浑河畔已兴起了一支力量，并从万历四十四年始与明王朝唱对台戏。虽说在此之前，早已有人提出要警惕这支力量的勃兴，但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他们，将成为明朝之后的新朝之主。

　　明光宗朱常洛好不容易熬到了登基，于是他便充分利用皇帝所具有的特权，纵欲无度。但代价是惨重的：他的帝王生活只延续了不到一个月。在他统治的20几天里，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也只是万历朝故事的余绪而已。

　　明熹宗朱由校统治的7年又怎样呢？无非是让这场天子的悲剧在经历了神宗朝的高潮之后无谓地延长。因为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后金兵攻陷辽沈，以后封疆大吏中常常经抚不和，辽事已不可为；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县爆发了农民暴动，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天启时期一首一尾这两大事件，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尚不止此，天启元年有四川土官奢崇明造反，以重庆为据点，攻陷遵义，逼近成都，贵州土官安邦彦、云南土官安应龙等皆群起响应；天启二年（1622年）则有山东徐鸿儒以白莲教组织造反，曾在山东境内威胁运道，使统治者大为恐慌。由此，谷应泰得出自己的结论：“人以为潢池云扰，祸烈于怀宗；予以为东陵伏莽，衅丛于熹庙也。”

　　但熹宗自己似乎对这些倒并不在意。他对于国家武备的知识恐怕大大少于对武戏的了解，奇怪的是他总是点唱岳飞的戏文，却从不对号入座，把自己与宋高宗赵构相比，只知哈哈傻笑。还不如他所宠幸的太监魏忠贤有自知之明，因为戏演到疯僧骂秦桧时，后者总避而不视。说到魏忠贤，人人都会认为他与熹宗的乳母客氏是天启朝腐败混乱的根源。他们网罗一帮奸党，迫害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等多人致死；经略辽东颇有成效的熊廷弼也因触犯阉党而被逮问回京，最后传首九边；坚守宁远立下大功的袁崇焕不为魏忠贤所喜，有功不叙。而一些无耻文人官员如魏广微、崔呈秀、王在晋、倪文焕、阮大铖等，投奔到忠贤门下，不致力于国政，反而专注于排斥异己，广修魏忠贤生祠，数十年修习的纲常伦理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千百年来的儒家精神支柱已摇摇欲坠。天启年间精英集团的大分化不仅标志着明朝、而且还标志着整个中国古代王朝的行将就木。

　　这场悲剧当然要等待最大的悲剧人物登场后才能降下帷幕，这人就是我们前已提及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他被南明人追谥为明毅宗，被清朝人追谥为明庄烈帝，死后连自己的陵墓都没有。有人对他非常同情，认为他不同于以前的那些荒唐君主，只是应了后人的一句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实际上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色厉内荏。名将袁崇焕就是因为他轻信谣言而杀，卢象升的战死则与他任命宦官监军有关，洪承畴贸然出战就是为被迫满足他的急于成功的心理，害怕落得熊廷弼那样的下场，于是导致松锦之战的惨败。

　　对于百姓，他于正赋之外一再加派，无非为渊驱鱼，使农民起义队伍更壮大而已。最后身败名裂，是难辞己咎的。

　　朱由检真是死不瞑目。他坚决认为“我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认为“朕非亡国之君”。但他没有意识到，谁作亡国之君，是不由自己选择的；像武宗、熹宗这样的皇帝显然不如他，但不到亡国之时，就作不了亡国之君；如果到了亡国之时，即使朱元璋再世，恐怕也是挽回不了的。清朝的皇帝们大都要比明朝君主强上许多，但时代风云变幻，不仅同样有可能亡国，甚至还面临灭种的威胁。朱由检意识不到这一点，他就注定要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但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不只是他们朱氏家族的悲剧，而是历史的悲剧。明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中华文明到此时已十分成熟。中亚人阿里•阿克巴尔（Ali Akbar）于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来到中国，在他的眼里，这个政治史家目之为十分黑暗的时期，“法律和规章十分完善严明”，“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每天都热热闹闹，所有的必需品都能得到”；最后下结论说，“如果谁在中国游历一个世纪，他每天都能看到从未见过的奇迹”。这些溢美之辞多少源于阿克巴尔作为外来者的走马观花，未能做深入的观察，但同时也是由于在明时期，特别是在明中后期，社会呈现出一派发达繁荣的景象。像北京有居民以百万计，光是城市贫民就近百万；城里商店鳞次栉比，开店铺的铺户就有132行，近4万户之多。就连武宗自己也开了许多皇店，其中宝和、和远等六处皇店，年征银便有数万两。这样的大城市如南京、扬州、苏州等30余座，不要说中亚各国，就连威尼斯等城市共和国也是相形见绌的。松江人何良俊是嘉靖、隆庆间人，他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如果贵客光临或有婚嫁喜事，“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一年里不过一两次而已。“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温州地方的富家子弟以服饰来相互炫耀，甚至轿夫、皂隶都身着绸缎。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少见的现象。

　　但与这些繁荣同时并存的，还有经过几千年发展至此的成熟体制，是叠床架屋、相互扯皮和推脱的官僚积习，是纸醉金迷的奢靡风气，是城市与乡村之间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中国在16世纪以后的发展，尽管在偌大版图的各个地方并不平衡，但毕竟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无论是不是因为统治者的无所作为恰恰使得社会有了更大的、自由的发展空间，当时中国的富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空前拉大，需要统治者采取适当的调节机制，既延续社会的发展，又保证社会的稳定。但是明朝的皇帝们心不在此。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更加激化了这种形势，这就造就了明末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于是，明朝及其皇帝们的悲剧命运就是注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