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卫所士兵的平时屯种生产，本是朱元璋一大得意之事。由于此事与军队战斗力极有关系，所以接下来就应涉及它。明代前中朝的士兵大都出自世袭的军户制度，被佥充军的军户成员赴某个卫所应役之后，如果不遇战争，则与其他军兵轮流守城和屯种生产，后者便被称为“军屯”。军屯所得自然用来食用，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朝廷的军费开支。于是才会有朱元璋“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的夸张说法。但即使如此，边军粮食亦常有匮乏之时，朝廷便又想办法让商人运送粮食支援前方，根据运粮数量的多少，给他们领盐卖盐的凭据，商人有了通过卖盐牟取暴利的好处，便会愿意不辞辛苦地运粮到边地去。于是，对于军心和战斗力极有关系的给养问题，就系于这样的看似完美、实不保险的措施之上。

　　说它不保险，就是让军队于平时生产这一办法绝不适用于多事之秋或是统治者贪得无厌之时。早在宣德初年，士兵虽无太多军事行动，却被统治者频繁调动，营建各种工程，再加上养马、采草、伐薪、烧炭等各种杂役，根本无暇屯种，田地大量荒芜。田地既无人耕，一些豪强地主乘机兼并。成化年间，大同、宣府一带的沃土数十万顷，都被豪族占据。那些尚在耕垦的土地也被卫所军官们视为己有，士兵则类似国家佃农，还要为军官服役，生产积极性不高。特别是正统以后边疆战事吃紧，屯田更是大量荒废，到隆庆年间（1567—1572），已经是“屯田十亏七八”了。而卖盐的办法到明中叶也渐改变，朝廷需要大量银两，让商人用银子来买贩盐的专利，便不用运粮到边境去。于是朝廷的盐税提高了，边兵的粮食却缺乏了。后来改由朝廷发饷，或是时常拖欠，或是被军官克扣，生活极苦，士兵的老婆连衣服都穿不上。最吃紧的宣、大二镇士兵常常是“敝衣菲食，病无药，死无棺”。这样的情形又怎能打仗？

　　不仅无法打仗，还要大量逃亡，所以逃军问题以及清查追捕的清军、勾军问题一直不停。逃跑以外，甚至还要造反。如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士兵哗变，杀巡抚张文锦、参将贾鉴；十二年（1533年）该处士兵再次哗变，并勾连蒙古俺答部出掠。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太监高淮在锦州勒索军户，擅自调兵遣将，也引起兵变。至于以后，沿边兵变不断，竟成为明末大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情形之下，明朝中后期虽先后有马文升、谭纶、戚继光等文臣武将力图整顿边防，其间也在局部略有起色，但军队的战斗力终归是越来越不行了。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那个在明中期表现尚差强人意的明孝宗弘治，他倒还真是为边防的废弛着急。一天，他把吏部尚书屠滽召到文华殿来，告诉他治国以御边为急，御边以粮饷为要。有的时候视朝完毕，礼官把鞭一甩，官员们便该依次退出了。可弘治还一下子站到宝座上去，大声呼喊：“兵部来！”于是兵部尚书刘大夏连忙掉过头来，由西边的台阶上前，与天子站在宝座后面窃窃私语。各位大臣回头望见君臣如此亲密无间，心想皇上确实圣明，颇感欢欣鼓舞。

　　弘治有一次问起天下卫所军士的情况，刘大夏如实回答：“与民一般穷。这怎么能保持锐气！”

　　天子很奇怪：“在卫所时他们都有月粮，出征打仗又有行粮，怎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在江南的卫所，士兵们都疲于漕运粮食；在江北的卫所，他们都受困于所谓京操。前者需要脚价、还债的费用，后者则有做工、部料之费。此外还有种种浪费，我也不是一一清楚，总之都很穷。”

　　弘治叹息了半天，说：“朕在位许多年，不知道天下军民竟这等穷。”可解决办法又确实拿不出来。

　　办法拿不出，边塞面临蒙古威胁的警报却雪片似飞来，要求增加兵饷，户部却报告说钱粮不够。弘治又百思不得其解，问刘大夏：

　　“永乐年间连年北征，况且还大举土木，开销很大，也没听说不够花的。如今一切减省，怎么反倒不足用了呢？以前人说，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天到底在哪儿呢？”

　　大夏回答：“祖宗时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如今从百姓那里所取得的，超过过去几倍，但实际进入国库的不过十分之二三。”

　　弘治追问：“那十分之七八到哪儿去了？”

　　刘大夏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官僚体制之中的贪污浪费、争夺利益，乃是极为复杂的根本问题，刘大夏如何讲得清？何况皇家内府之费，他又岂敢说？

　　问题还不仅如此。太监监军已被证明是大体上有害的措施，“土木之变”已多少证明了这一点。孝宗虽有意缩小宦官的权势，让大臣言及内府弊端，大臣哪敢任意妄言？只好说内府之事应由皇帝自己决断，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马文升是朝廷特别信任的兵部尚书，还挂着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衔，但在阅兵的时候，还要有司礼监太监李荣一同参加。马文升三番五次地请求与李荣同坐共阅，李荣就是不答应。只好各坐在一个棚幕下面，使士兵轮流分别演练。孝宗还听信太监苗逵的怂恿，主张亲征出塞，劫虏营。亏得刘大夏等在一旁力劝，才算没有重蹈英宗北狩的险辙。

　　孝宗能够接受批评，幡然醒悟，这就足以说明他的确是明朝中叶的一位“贤君”，因为他的儿子武宗则完全是一位不听人劝、一意孤行的天子。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武宗不与任何朝臣商量便出关来到宣府。此行是不是为了体验战争的实况或是检验他在内城中练兵的实效，史无明载，不敢断言，但宠臣江彬对他宣传宣府的女乐十分美貌，肯定是此举的重要动因，所以一年前就有御史上疏，说风闻要在宣府建造行宫，要求停罢，当然未被接受。也许江彬建议他可借机“观边衅”，也是诱导因素之一，“观边衅”与实际作战不同，大约是与幽王烽火戏诸侯类似的感觉。这种把实战当儿戏的做法的确不敢恭维，肯定也是以边镇兵民的极大牺牲为代价的。不久蒙古达延汗或是他的兄弟伯颜猛可率兵入袭，武宗亲自指挥作战，并率军从阳和投入战斗，不能不说是胆气过人。由于天子在军中，各将领不敢不拼死力战，且官军多于蒙古兵数倍，终于将其击退。而这次被称之为“应州大捷”的军事行动，只斩虏16级，明军却死52人，重伤563人。

　　武宗这次亲征有惊无险，相反地倒颇具刺激性，加上在宣府可以毫无顾忌地亲近女色，使他把宣府看作“家里”，十分思念。于是次年七月，他又假借“征虏”再到宣府、阳和、大同、偏头关、榆林、绥德、太原游历了一圈，幸亏这一时期蒙古草原上风云一时的“小王子”达延汗志不在南侵，而在于统一东西各部，于是给了明武宗轻骑戎装、冒风雪巡行边塞而出尽风头的大好机会，似乎一见大明天子出塞，胡虏都不敢迎敌了。当然这绝不能证明天子亲征是解决北边边患的最佳办法。

　　应该说孝宗和武宗这两父子是明中后期帝王中较清醒者和较糊涂者的代表，无论他们对待边防的态度是如何不同，但解决不了边患问题这一点却是共同的。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根本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民族性（ethnicity）的问题，也许只有在清朝这样的王朝之下，后者才能有所缓和。不过，统治者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其经营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结果自然不同。

　　嘉靖初年，正当杨廷和主持朝政，准备一反正德年间的颓风时，已故达延汗的孙子吉囊、俺答统率着右翼数万人马，横行蒙古草原。到嘉靖中期，吉囊死，俺答势力更大，而且是连年犯边，让明朝廷十分头疼。特别是正统年间被放弃了的河套地区，成为南侵的根据地。俺答还广招汉民到河套垦种，一些大同兵变中的逃卒、白莲教的教徒，为了避祸而投奔俺答，成为其谋士，不仅教蒙古人攻城围困突袭等战略战术，又建城池、造宫殿、垦水田，形成固定的聚落，称为板升。俺答的势力空前强大，便要求与明廷通贡，情形与当年瓦剌时是一样的。

　　蒙古草原物产不丰而单一，希望通过贡使贸易以通有无，甚至提高通贡部落在草原上的地位，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可以被视为是中原文明强大吸引力的体现。甚至当他们兵强马壮之时要求扩大通贡规模，也能够被人理解，因为如果他们势小力微，朝廷可能完全会对他们不屑一顾；此外，朝廷通常限制贡使人数在数百人之内，当然不会有太大收益，结果要求扩大贡使数量至两三千名，甚至虚报人数以求多得赏赐，遭到拒绝，土木之役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对此，明人多认为蒙古部落是“贪婪无厌”；更害怕这几千名使节把中国的内情摸透了，回去便于大举进攻；而绝不会想到允许通贡同时加强戒备会有怎样的好处。于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先后两次派人前来请求通贡。

　　前一次嘉靖皇帝有旨不允，反倒悬赏要俺答的头，结果后者一怒之下，深入山西，将士们望风而逃，不肯力战。后一次索性把俺答派来的汉人使节抓起来凌迟了。这回天子大悦，把边臣纷纷升官，可引发了俺答另一次大举南侵，一直打到太原以南，“杀戮男女二十余万，牛、马、羊、豕二百万……焚公私庐舍八万区，蹂田禾数十万顷”。二十六年及二十七年（1547—1548），俺答又几次请求通贡，言语之间非常恭顺，边臣几次请求同意，但嘉靖皇帝就是不允许，终于导致了著名的“庚戌之变”，其对明廷的震惊程度，仅次于“土木之变”，而类同于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的兵临皇都。

　　所谓“庚戌之变”，是指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俺答兵进攻大同，而大同守将仇鸾害怕出事，秘密派人贿赂俺答进攻别处，俺答兵便从蓟州杀来，而守关的京营士兵多是些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很快就打到通州。京城内只剩下4万余人，一半都是老弱，其中又有一半在总兵、提督、太监家中服私役；赶紧到武库中取盔甲武器，守库的宦官又按惯例索要“小费”，搞得惶恐不安。没几天各地勤王军赶来，但仓促间未带干粮，饿得不行。所以俺答兵在京城门外抢掠，勤王兵竟不敢攻击。最后眼睁睁地望着俺答兵在城郊饱掠而去。

　　这一场风波，着实吓得嘉靖帝不轻，关键是证明了一遇大事，方方面面都周转不灵。他只恨手下大臣无能，于是前前后后杀掉兵部尚书丁汝夔、兵部左侍郎杨守谦，逮问驻通州都御史王仪、蓟辽巡抚王汝孝、蓟州总兵罗希韩，罢免京营的提督太监高忠以及负责人朱希忠、陈鏸，还把户部尚书以下各官免职，让他们戴罪办事。但是，玩忽职守的仇鸾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反而因勤王而被封为大将军；丁汝夔的后台、内阁首辅严嵩把丁抛了出去作替罪羊，自己也平安无事，乃至丁汝夔临刑之前大叫：“贼嵩误我。”关于这个明史上的有名人物，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除了这次事变以外，边事由于内部的问题而更加严重，还可以由“议复河套”这一件公案而得到证明。河套之地即今银川、榆林、大同一线以北，黄河以南的一片土地，亦即在贺兰山、阴山山脉一线以南，自从正统年间被放弃以来，朝臣一直主张恢复，特别是嘉靖年间以鄂尔多斯为根据地的俺答常以河套进一步南侵，收复河套的议论便又多了起来。先是山西巡按何赞、陈豪先后疏言复套，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曾铣的主张。

　　曾铣，字子重，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后为御史巡按辽东，平定辽东兵变。后又先后巡抚山东、山西，对边防很有一套看法。他有胆略，长于用兵。一年除夕夜，突然命各将出征。当时并无警报，各位将领正在酒酣耳热之际，不愿前去，但曾铣严令出征，没办法只好遵令。结果走在路上，果然与敌遭遇，将敌击溃。次日众将问其为何预知，曾铣笑着回答，他是见到乌鸦无缘无故的乱噪而知道的。诸将对他很是服气。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曾铣上疏请复河套，兵部表示很难实行，但嘉靖帝对他非常赞赏，下令拨款30万两，供曾铣作制造兵器、足兵饷、修筑边墙之用。后又几次作战获胜，一时蒙古部落“不敢近塞”。曾铣受到鼓舞，又上“营阵八图”，更为嘉靖赞扬，认为自己苦心策划多年，竟无一人与他分忧，今有曾铣勇于任事，的确可嘉。

　　恢复河套之举效果究竟如何，还未见分晓，但内阁之中严嵩与夏言的争斗，又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结果严嵩唆使一些官员弹劾曾铣，认为他的举动刺激了俺答的大举进攻，目的在于打倒支持复套的夏言。恰好嘉靖二十五年冬天陕西澄城发生山体移位，京师又刮起漫天的沙尘暴。严嵩利用嘉靖帝十分迷信的心理，大进谗言，把曾铣与夏言抓起来杀了头，曾铣于是成为内阁争斗的牺牲品，此后也就再没有人敢于议复河套。不仅如此，两年后又发生了“庚戌之变”；从此直至隆庆初年，俺答不断进扰。

　　在今人看来，此时期蒙古不断要求“通贡”和扩大贸易规模，应被视为15到16世纪世界性的贸易发展的产物。同时，不应把蒙古的这些要求只视为草原上资源匮乏的结果，而应考虑到东蒙古强大起来以后，他们希望重执草原霸主之牛耳，重新成为中国与中亚乃至西亚商业贸易的中间人，并从中获益；更应考虑到内亚草原上的各个游牧族群，正处在向定居化生活方式转变的途中，定居化所需要的物资也强化了蒙古人的贸易需求。至关重要的是，长城以内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发展，也有外销产品的强烈需求，长城两边可谓一拍即合。但明朝害怕安全问题，于是拒绝了，后果就是蒙古人的屡次南下。从本质上说，300年后欧洲人东来，与此时的情形没什么两样。

　　干臣等于干城

　　隆庆四年（1570年）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竟扭转了当时的严重形势。这年十月，俺答孙把汉那吉因为自己未过门的媳妇被祖父强行夺走许配他人，十分生气，便带着手下10个人来到大同，投奔明朝。当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是个有头脑的人，认为这是“奇货可居”，留下把汉那吉，可以胁迫俺答归顺。事情报到朝廷，朝议一片哗然，多数人害怕这反倒会引来俺答的大举进攻，反对声甚嚣尘上。亏得此时主持内阁的高拱与张居正，都是主张议和通贡的，张居正认为朝廷拒绝接受降人，实在是“庙堂处置失策”，他认为这确是值得庆幸之事，并写信给王崇古：

　　……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刚才据报俺答临边索要其孙，我正怕他弃而不取，则我方空持人质，反倒与虏结怨。如今他来索要，便有利于我。请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同时派人对俺答好好说，讲明我方对其孙甚为优待，如果想要他回去，就应议和盟誓，杀掉降贼赵全等，并多少年不得内犯，这才可以送回汝孙。……

　　同时又把内阁的决议向隆庆帝单独汇报，取得皇帝的同意：“寇慕义来降，宜加优抚。”张居正之精明慎重，在此事的处理上颇有体现。王崇古生怕事久有变，急于与俺答开市通贡，但居正却指出，“朝廷纳降和戎，须自有体”。不能随便接受，也不能随便还人，让人视为儿戏。这样不仅会被俺答看轻，以为明方急不可耐地要求和议，而且会引起朝中大臣的攻击。

　　此外，张居正一方面让王崇古给把汉那吉绯袍金带，以示优宠；另一方面则向大同巡抚方逢时密授方略，派兵出边对付俺答的东翼。这时俺答派来的使节已见到被封为指挥使的把汉那吉，归告俺答。俺答大喜，立即答应与明政府盟约立誓，世代臣服。此后，俺答又送还了叛降的汉人赵全等，明朝亦封俺答为顺义王，各部落头目为都督等官，通贡开边市，成就了当时边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西北边境的威胁大大减轻；特别是在俺答妾忠顺夫人三娘子的主持下、后又在把汉那吉之妻、忠义夫人大成比妓的主持下，蒙古诸部一直极少犯边，形成了明末动乱之世西北边防却一反故态、一片宁和的奇景，这的确是永乐以后少见的现象。

　　这个所谓“隆庆和议”的事件之发生，虽系把汉那吉来投这一偶然事件所引起，但其事成，却有更为复杂的背景。隆庆初年，东南沿海的“倭乱”已基本平息——关于“南倭”问题，本书很快就会涉及，所以朝廷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北部边防。具体的体现是，抗倭名将戚继光被调任蓟镇总兵，不仅带来了纪律严明、久经战阵的数千浙兵，带来了他精心设计的“鸳鸯阵”以及同具协同作战精髓的战车阵和骑兵阵，而且还大规模修缮和加固了沿边长城，新筑了1000余座敌台，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北京附近的八达岭看到这次整修的成果。总之，在中央有高拱和张居正、在地方有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戚继光，使隆庆初年的西北防务空前加强。

　　如果没有上面这些人的存在，以隆庆朝的国势，是难以取得正统至弘治时期都未取得的这种成就的。《明史》本传说高拱“性直而傲”，张居正“勇敢任事，豪杰自许”；谭纶主张“专断”，不要让巡按、巡关御史参与边事，都是一类人。当时朝臣短视庸才者多，都以为把汉那吉是个“祸媒”，恨不能赶紧把他送还俺答，图个眼前无事；至于是否向俺答封爵开市，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后来则有许多嫉贤妒能之辈认为讲和乃是示弱，开马市则易引起事端，纷纷反对。张居正认为他们是“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不如也”。请王崇古“断而行之”。如果过于“民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必将左右为难，一事无成；就是如此，反对张居正者还多指摘他与王崇古、戚继光等人的私人亲密关系，根本不管这样一种关系对国家时政是否有利。

　　除了朝廷这方面的条件以外，俺答方面的形势也利于和议的实现。在隆庆五年俺答向朝廷上的贡表中，有这样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先年小王子原通进贡，受天朝赏赐。近岁各部落被奸人诱引，坐失抚赏。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每次因奸人赵全等诱引，入边作歹，虽常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近年各边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

　　可见一方面蒙古各部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了物资短缺；另一方面明军整顿边防之后采取了进攻态势，迫使俺答采取守势。从俺答个人来看，他招徕汉族降人，本有汉化趋势，他开始用《大明律》约束部下，教子弟学习汉字、孝经；又信奉藏传佛教，渐戒杀生。其后主持部落之政的三娘子，更是常在佛像前祈祷，希望来生往生中原内地。于是竟出现了数千里边塞安居乐业，农民耕于野，商贾行于路的少见局面。

　　当然这一局面的取得，也离不开皇帝的“作用”。张居正等人通过大权独揽实行的一系列措施，是在隆庆及万历初年实行的，换了别的时期，就是有这么一批干练之臣，恐怕也未必能有如此成效。隆庆帝不是个有主见的天子，万历帝登极时不到十岁，这正好能让干臣们放手去干。如果换了永乐皇帝、甚至嘉靖皇帝这样的人，他们就会被认为是权臣而遭到猜忌。一百年中也不乏于谦、杨廷和、马文升、刘大夏这样的能人，但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其苦心经营也往往付诸东流。如果遇到明武宗这样既有主见、又不往正路上走的君主，那就更糟糕了，他们会有意识地把国家引向崩溃；不过遇到后来明熹宗那样虽无主见，却把一切大事委诸宦官恶势力的天子，也是不行的，那样正人君子根本就无法走上前台。也许，一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的隆庆帝，一群“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能臣，构成了明后期一个千载难逢的新政机会。

　　不过，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和明神宗的成人，这个机会转瞬即逝。

　　“倭寇”：海防问题初露端倪

　　与明朝的“北虏”问题同时存在的还有所谓的“南倭”，当然后者的严重程度比不上前者。洪武初年，正是日本内乱时期，各种失业的农夫、渔民、武士纷纷到海上寻求生计，与朝鲜和中国沿海发生密切往来。由于这些行为并非经过官方批准，是纯粹的民间行为，自然被视为海盗。朱元璋对此十分不快，但有鉴于元朝征日本的船队于海上失利，没有正面与其作战。后来胡惟庸一案中牵扯到日本，太祖便从此断绝了与日本的朝贡关系。本来就很有限的朝贡贸易被中止，就更加刺激了非法的私人武装贸易，所以史书上所见“倭寇”对沿海的侵袭不断，只是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望海埚一役中，明军“生擒数百，斩首千余”，但并不能彻底终结这样的需求。

　　成化年间，即15世纪60到80年代，正是新航路开辟的前夜。在全球性远程贸易的时代来临之前，区域性贸易已有长足发展。此时，各国纷纷到中国来进行市舶贸易，明朝的市舶官员摆不平他们之间的地位，引起纠纷，沿海于是乎大乱。朝廷一见事端源出于市舶，就干脆罢掉市舶；官营的市舶司没有了，日本人的贸易要求还存在，于是便求助于沿海中国商人。后者经常拿了货又不给钱，这些日本海商吃了亏，当然不干，就与当地中国人勾结起来，到处抢掠，形成了嘉靖年间十分严重的“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