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武宗对这个不在内宫的新宅也很快失去了新鲜感，他希望跑出禁城，走出京城去寻欢作乐。于是他游猎于南海子，去昌平，最后远赴宣府、大同，到那里去寻找乐工美妇；虽说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以亲征为名，但他在宣府变着法儿地玩乐，让户部发一百万两银子送到那里，造宫殿，供赏赐，户部不同意，但也只是减半了事。然后又命把豹房里储藏的珍宝，一路上搜求的美女放在其中。虽说搞了数十车的良家妇女，但武宗最喜欢的却是太原乐工杨腾之妻刘氏，称之为刘美人，“宠冠诸女”，皇帝饮食起居，都把她带在身旁。这样的地方可由皇帝恣意玩乐，自然乐不思蜀，称之为“家里”，至回到京师尚念念不忘，所谓“初以豹房为家，至是更以宣府为家矣”。

　　武宗的挥霍在明代君主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想当初太祖立国，颇知勤俭，宫殿不要华丽的雕饰，对进献上来的珍奇物事通常加以拒绝，官员人等过分奢侈了，也要挨他的批评。他对唐人李山甫的一首诗颇有感慨，把它抄在屏风上，以备朝夕吟诵。这首诗是这样的：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朱元璋无非是以此警诫自己，不要因贪图享乐而把江山断送了。但到英宗、宪宗二朝，祖先的谆谆告诫已经全被抛到了脑后，武宗的所作所为更是与朱元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德九年宫中悬挂各式新奇宫灯为乐，依廊附壁，夜间点起，煞是壮观，不料突然引发火灾，从二更天一直烧到天亮，使乾清宫以内尽成灰烬。而武宗在远处望着火光冲天，却淡然一笑说：“是一棚大烟火也。”

　　正德皇帝在塞外跃马扬鞭，领略了北国佳丽的风采之后，又决计南行，去欣赏江南的湖光山色和南国脂粉的娇艳。这一次他连堂而皇之的理由都没有，还把一百多个劝阻他成行的官员罚在宫外跪了几天，打了三十大板，其中因此而死者11人。但这并不能破坏武宗的雅兴，而且正在这时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给了他一个亲征的理由，尽管很快就传来了宸濠被擒的捷报，却被上面藏起来不公开，从而使皇帝南巡的“正当”理由继续存在。

　　南巡路上，武宗的确尽情地放松身心。在保定，他与巡抚伍符抓阄斗酒；在临清，地方上献进的宴席不那么精致，他也只是笑了笑说：“怎么如此怠慢我？”并不生气；在宝应，他在汜光湖钓鱼；在仪真，他视察了太监为他选送的妓女，挑了一半送在龙舟上；在南京则观赏戏曲，游历寺院；最后到江西摆开阵势，擂动金鼓，把朱宸濠放在阵中，再一举擒获，就像演了一出戏。但在这整场闹剧的同时，有官员因接待不周而自杀，有地方因贡献珠宝而财尽，有因搜求处女、寡妇，而家家抢寻未婚男子而配，又是一幕幕悲剧。

　　游戏人生一：时装

　　朱厚照的声色犬马显然也不是他个人的独特现象。他的一举一动因其独特地位而必然产生远超他人的社会影响。他在宫中演练军队，士兵都身着黄衣，外套甲胄，以致内外臣民纷纷仿效。大臣在其金绯锦绮之上，也加甲胄，市民的装束也以此为模式，称之为“时世装”，就是今天的“时装”了。从此之后，武宗南巡北狩所经之地，官员谒见时也都在官服上套以甲胄，以合上意。就以正德十三年（1518年）他北征归来赏赐群臣的银牌为例，一品二品重20两，三品10两，刻上“庆功”二字，饰以五彩，用珠子连组贯穿；四品五品以下又有不同规制。如此铺排浪费，怎能不影响社会风气！

　　当然社会也显然在影响他。我们可以列举一下时人的记录：

　　南京是“正嘉以前……风尚最为醇厚”。

　　南通在“弘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

　　兴化在“弘治以前犹存礼法，……婚娶不论财礼，丧葬不尚浮屠，宴会不穷水陆之珍，庶民不御绮縠之服……士无唐巾，女无道服，以聚娼为耻，以赌博为讳”。

　　北方的情形与江南类同。如山东博平，“至正德、嘉靖间，古风渐渺，而犹存十一于千百焉”。

　　陕西耀州“自正德以来，里俗乃日日异者”。

　　正德、嘉靖以来的社会变化体现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其特征就是求新、求异、求奢华，与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与明初的刻板程式完全背道而驰。只要有钱，卑幼可以不让尊长，身份低贱者见到官员士绅也可直呼其名，士人不尊敬师长，恃才傲物，互相轻视，婚姻讲究门第彩礼，富者买妾蓄奴，士大夫以狎名妓为风流。科举为官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显贵地位，一些生员监贡宁可转作胥吏，反倒能挣大钱。所以《七修类稿》的作者郎瑛说，只要是关乎金钱利益，即使是父子兄弟，至爱亲朋，都可以“反心而不顾”。正德皇帝在太皇太后过世不久就出外游玩，所过之处百姓纷纷藏避，丝毫不讲孝道；同时便有京师的“孝子”在父亲刚下葬不久便与朋友吹拉弹唱，饮酒至醉的，不知是上行下效，还是世风如此？

　　伦理纲常观念与行为的变化，实际上是严格有序的传统等级制度的变化；而这传统的等级制度，本是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明初对于人们的服制有严格的规定，像儒士的巾服是朱元璋亲自过目审定，改过三次的；平民的衣服不许用黄色，衣服上也不能有金绣之饰，布料不准用锦绮、纻丝、绫罗，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只可用银。商贾只能用绢、布，不得用绸、纱。只有农民出入市井才可戴斗笠等等，规矩极多。尤其在洪武年间律令严明，各城门均有人专门纠察衣着违制者。正德元年还下令禁止商贩、仆役、倡优等下贱之人穿貂裘，禁妇女用销金衣服及帐幔、宝石首饰，也说明此时已有许多人违反祖宗规定的服制。

　　明代时，服装的作用早已不仅是蔽体，更多的是起装饰性的、增加美感的作用。这样，以服装来加强社会等级之间的隔阂，则是与审美上的共通性相矛盾的；特别是用形式简朴、材料粗鄙、色彩单调来规定统治者主观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比如商人的服饰，自然是强制性的，必然遭到违反。而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无上地位而规定的龙凤图案、明黄颜色、金珠饰品等，反而成为一时美的追求的目标，到明末之时，如团龙、立龙等图案便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若从头上说起，原来只有士绅可戴瓦棱帽，后来连乞丐也可戴，身价大大下降；有许多地方开始只有士人戴巾，后来则不分贵贱贤愚，均可戴巾，还有用珠玉来作巾饰的。至于那些士大夫们，则更推陈出新。南京的时尚向来是领江南风气之先的，万历时士大夫所戴头巾仅名目就有汉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等；在巾上通常缀有玉结子、玉花缾，旁边缀上两个大玉环；有些头巾前后均叠成两块，风一吹拂便左右飞扬，很是飘逸；头巾的料子有帽罗、纬罗、漆纱、马尾纱、龙鳞纱；颜色则有天青、天蓝等。于是时人感叹说：“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至妇女之头饰，就更丰富多彩了。《金瓶梅》中记潘金莲平日里便是“头上银丝鬏髻，金厢玉蟾宫折桂分心翠梅钿儿，云鬓簪着许多花翠”。而西门庆家的丫头春梅、玉箫、迎春、兰香，“都是云髻珠子缨络儿、金灯笼坠”。甚至妓女吴银儿，都是“头上戴着白绉纱鬏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目边戴着金丁香儿”。

　　就衣服而论，前引南通的情形是，“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甚至裤子、袜子，也用纯丝制成。至于妇女，则是长裙广袖，色彩艳丽。我们仍可看看《金瓶梅》里的描写：

　　……西门庆无事在家，只是和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五个在花园里顽耍。只见西门庆头戴着忠靖冠，身穿柳绿纬罗直身，粉头靴儿；月娘上穿柳绿杭绢对衿袄儿，浅蓝水绸裙子，金红凤头高底鞋儿；孟玉楼上穿鸦青缎子袄儿，鹅黄绸裙子，桃红素罗羊皮滚口高底鞋儿；潘金莲上穿着银红绉纱白绢里对衿衫子，豆绿沿边金红心比甲儿，白杭绢画拖裙子，粉红花罗高底鞋儿；只有李瓶儿上穿素青杭绢大衿袄儿，月白熟绢裙子，浅蓝玄罗高底鞋儿。……

　　西门庆只是山东清河县里靠开生药铺起家的土财主，寻常在家时的便装就如此招摇，描写得竟像时装模特。至于西门庆头上那顶“忠靖冠”，原是嘉靖七年时因为“比来衣服诡异，上下无辨”，世宗特制的冠服式样；规定是在京七品以上官，在外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以及都督以上武官才可穿戴。但西门庆不过是个提刑千户，便也敢戴此冠招摇过市，甚至谒见上司，可见逾制之严重。

　　至于脚下，也不含糊。小地方官宦人家女眷的鞋履，从前引西门庆一家的描述中已可见到；而南京士大夫足下所穿乃有方头、短脸、毯鞋、罗汉靸、僧鞋等种类，鞋跟越薄越时髦，像拖鞋那样；而颜色则有红、紫、黄、绿等，比现代男性鞋靴都更艳丽；那些戏子皂隶等下层社会之人，也脚蹬云头鞋，人们对此也习以为常。难怪崇祯皇帝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时愤怒不已，说最近战争频繁，灾荒连年，从大小官员到平民百姓不知警醒，反而竞相奢侈， 超越制度，这是“暴殄天物，朕甚恶之”！下令如果官绅擅用黄蓝绸盖，士子擅用红紫衣履和青绢盖，庶民男女僭用锦绣纡绮和金玉珠翠衣饰的，衣袖超过一尺五寸的，一律要以违制治罪；如果要是娼妓、戏子、胥吏、仆役等这样做了，则要加倍处治。但这时服饰风习的变化已成潮流，时尚一旦形成，就只与手中有没有银子有关，禁令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时装并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弘治年间，因“左侍郎张悦前为佥都御史，身服马尾衬裙，以表式百僚之人为市井浮华之餙”，孝宗下令“今后有用马尾服饰者，令锦衣卫缉捕”。《治世余闻》也记载，“京城士人多好着马尾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落膘”。说明越是严禁，市场上就越是趋之若鹜。《万历野获编》、《菽园杂记》等书说，马尾裙在成化年间开始流行，据说是从朝鲜传来。最开始是在武官中流行，这可能也是守边军兵从事此业的原因之一。除裙以外，马尾在江南也可饰帽，如“俞嘉讱以手卷一个、马尾帽一顶及弓箭等向方用彬乞当银子若干”。清雍正时的市井小说《姑妄言》描写明末南京一个富翁，“跟着一阵家人，穿得好不体面。都是马尾织的瓦楞帽儿，一色油青布直裰，净鞋净袜”。明代男子束发的网巾，也多用马尾编成，“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不仅男子，即江南妇女头饰中也有用马尾者：“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马尾，或以纱帽之。”这些都说明，马尾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量很大，

　　马尾的来源当然应属塞外游牧之地，市场的需求立刻为边塞之地所了解。即使是在长城两边交战对峙期间，沿边内外的交易也未中止。“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其中马尾是一宗主要的交易货物。隆庆三年，“有见获陕西西安府民杨一休，因艰难投偏头关应军食粮，拨在高民墩哨备。伊亦不合与虏交通，货换马尾。事发，由本墩出口，叛投虏营”。次年，“有阳和卫左所已故百户余丁马四见获男马西川，因与逃脱榆次县人李孟阳各不合出边货换马尾，投见在虏营逆犯孙四即孙大臣，不合容留窝住。马西川又不合投入板升全等部下，往来传泄边情与贩货物图利”。后来李孟阳“随带马尾又不合越关前去扬州货卖，李义等仍在营堡潜住”。这些从事马尾买卖的汉人原来多是沿边的守军，或者是边卫军户，他们入边买卖时就暂住在守军的营堡中，应该是边堡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晋中商人李孟阳前往扬州进行买卖马尾，使得边塞地区与江南的晋商市场网络发生了联系，风气风俗的变化便与边疆大事密不可分。

　　游戏人生二：美食

　　统治者对饮食没有过严过细的规定，但明初简单化的饮食还是朱元璋提倡的方向；为了节约粮食，朱元璋甚至要禁止酿酒，这与他的后世子孙真有天壤之别了。《明武宗外纪》记武宗非常爱喝酒，“尝以杯杓随”，经常是喝了醉，醒了再接着喝。而明神宗则是“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大概是心情郁闷，借酒撒气。至神宗之孙、南明的弘光皇帝，在清兵已占据华北、进逼江南时，还只知“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大约是深得“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真谛了吧。

　　皇帝的行为首先会影响到达官贵人。《金瓶梅》里讲西门庆上“东京”去祝贺蔡京的生日，在蔡府管家家里吃顿饭，“只见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馐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醒世姻缘传》讲一监生入京，住在一个与宦官合开乌银铺的商人家里，房主人“送了一大方肉，两只汤鸡，一盒澄沙馅蒸饼，一盒蒸糕，一锡饼薏酒”；房客则“把肉做了四样，鸡做了两样，又叫狄周买了两尾鱼、六个螃蟹、面筋、片笋之类，也够二十碗”。不过是外地来的房客与房主之间的相互客套，并非亲戚朋友、节庆寿日，中等人家在京师已达到这样的标准。

　　皇家权贵所集聚的京师，往往是外地模仿的对象。像江西永丰那样的地方，宴饮的奢华都“宛效京师”。江南一带物产丰富，经济又较发达，吃喝就更讲究。何良俊在他的《四友斋丛说》里记录说，他小时候见人家请客只是五种水果、五味菜，只有贵宾或娶妇过门才添个虾、蟹、蚬蛤之类，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如今普通的宴会，动辄就是十个菜，而且陆上跑的、水里游的都有。《金瓶梅》里食谱摆得最细，且不必提大场面、大宴会，只随便看看他们的家常饭：“只见迎春后边拿将来四小碟甜酱瓜茄，细巧菜蔬，一瓯顿烂鸽子雏儿，一瓯黄韭乳饼，并醋烧白菜，一碟火熏肉，一碟红糟鲥鱼，两银厢瓯儿白生生软香稻粳米饭儿”，色、香、味俱全，蔬菜肉类都有，营养亦备。就是赏赐给下人的，也可以有“一碟鼓蓬蓬白面蒸饼，一碗韭菜酸笋蛤蜊汤，一盘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鹅，一碟香喷喷晒干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鲞鱼，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鸽子雏儿”。虽说这里不免有作者夸张的痕迹，但肯定反映了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那种讲究饮食精美的风气。

　　富者的挥霍浪费以显示华丽和排场，往往为贫家所羡，也为贫家仿效：大吃大喝，并且以鼓乐相伴，这在《正定府志》、《黄岩县志》等地方志中多有反映。这倒不是说贫家的铺排程度能比得上前者，而是说这样一种搞法往往超出了自己所能应付的能力，与平时的生活水准不相称；同时这也是就其与明前期比较而言的。对于全国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平日能得温饱就不错；城市里的贩夫走卒为人轻贱者流，不时还能有酒喝，但大多数贫苦农民是难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准的，否则何来那么多次的农民造反？明中期以后鲜明的两极分化，是明末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而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鲜明对比，也是这种分化的表现：农村生产而城市消费，农村贫困而城市奢侈，乃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严重不均现象。

　　这种末世景象又岂止体现在衣食这两方面？嘉靖末年有人写了一卷《建业风俗记》，主要是对正德、嘉靖以前风俗淳朴之怀念，而对这以后变化之感伤。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或可作为一个概括性的综述。如说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聚会，言辞彬彬可听；而今文人虽也读书诵诗，但言谈之际，极为粗俗。嘉靖中期以前，人们还遵循礼法，见到尊长还执年幼之礼；而近来则与前辈抗衡，甚至见到尊长还骑在马上不下来。正德年间，士大夫不过有一半左右的人有号，但也总是称呼其字；嘉靖以来，小小年纪就有号；到末年时，奴仆、车夫轿夫、戏子等都有号了。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有的稍微装饰一下，图案也很简单朴素；到嘉靖末，士大夫之家不必说，百姓便有三间客厅至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有重檐、兽脊，像宫殿一般，私家园林可与公侯相比。乃至戏园妓院，都是雕栏画栋。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充分展示了明中后期以降南京城社会剧烈变化的景象。

　　游戏人生三：色欲

　　在这人欲横流的大潮中，难以为人启齿言及的还有对肉欲的追求。实际上还在宪宗朝，朝野谈论房中术的便不少见，大学士万安向皇帝进献房中术的奏章竟装满一箧。明武宗召入豹房侍其左右的宠臣于永、马昂、江彬等人，都是诱导其沉湎女色者，在这方面，刘瑾等宦官自然比不了他们。在明代，春宫画十分盛行，在宫闱之中及士大夫家里都有流传，像著名的画家兼风流才子唐寅、仇英诸人，都是画春宫图的好手。虽然按现代人的原则，明代的春宫有很多并非裸体，描绘出的性交姿态也并非完全不健康，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已是惊世骇俗了，虽然当时的人们趋之若鹜，但它们的流传肯定会被理学家视为毒蛇猛兽。可以肯定，宫闱内外皇家的行为影响着民间的风习，如《金瓶梅》中记有内府里传出来的春宫图册：“内府衢花绫表，牙签锦带妆成。大青大绿细描金，镶嵌斗方干净。女赛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双双帐内惯交锋。解名二十四，春意动关情。”在明末的色情小说《肉蒲团》中，男主人公为了让丝毫不懂夫妻之事的新婚妻子“开化”一些，“明日就书画铺子中，买一幅绝巧的春宫册子，是学士赵子昂的手笔，共有三十六幅”，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性知识读物已很普遍，在街上商店中即可买到。

　　追求色欲之风也表现在色情业的发展上。正德年间来到中国的阿里•阿克巴尔记述道：“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有些城市有五百家妓院，有的甚至有上千家。”在南京，最初有所谓十六楼、或十四楼，是官妓之所在；还有南院、西院等教坊司的歌楼舞馆，而到明后期则转移到秦淮河，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所谓“秦淮八艳”是当时的领风骚人物，文人雅士都趋之若鹜。因妓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也就必然成为许多小说的主题。像冯梦龙的《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等，很有典型意义；特别是后者，表明一般市民也可涉足妓馆。像《金瓶梅》里描写的地方小县中，有条“蝴蝶卷，里边有十数家，都是开坊子吃衣饭的”，西门庆的下人玳安和琴童可以闯进去搂着妓女听唱。而十几岁到府里听考的童生，也可以叫妓女一同包船游湖。于是描写秦淮妓女的作品《板桥杂记》、关于苏州妓女的《吴门画舫录》、讲北京妓院的《燕都妓品》等，纷纷出笼。士人对此津津乐道，不仅说明社会中上层狎妓之风大盛，而且说明大量妇女因各种原因沦入色情业，成为城市娱乐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