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不通文墨，不读诗书便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么？跟随圣上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众将校对此颇不理解，刚刚谋得文臣最高职衔的赵宰相恐怕也难以想通。身为政府首脑，赵普感觉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他更多继承的是祖上的衣钵。尽管作为将军的文书或地方吏员，粗通文墨也是必不可缺的基本功，然而在赵普过去的经历中，似乎并未设法提高这方面的技能，加深对先贤教诲的领悟。他大概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了，既然能在弹指之间，把前朝皇帝挖空心思创下的江山弄到手，把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搞下台，那么，将大宋国土治理得兴隆昌盛，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若是儒生管用，何至于苟延残喘于五代军阀的刀剑之下呢？本着这一思想，赵普对延聘入朝的学士们敬而远之，没半点儿虚心求教的意思；本着这一思想，赵普对好发议论的文臣不屑一顾，他在厅堂坐屏后面摆了两个大瓮，专门用来收容书生们的“利害文字”，待积满后便拿到街上烧掉。（28）赵普不喜侈谈理论，这恐怕和他的出身不无关系，小吏习惯于按照长官意志办事，自己不必出思想。虽然在皇上的一再督促下，他也开始捧起儒家经典日夜诵读，但他心目中的圣人，祖师老子的地位肯定要比孔子高。

　　宋太祖公开表示对读书人的好感。太子太傅范质一生手不释卷，廉介自持，去世时，家中空空荡荡，没任何奢侈品。太祖感叹道：“范质止有居第，不事生产，真宰相也！”（29）他由此得出结论：派一百个文臣到地方，即便全贪污，也比不上一个武将贪得多。（30）他派出大批文臣前往各地，又在朝廷延聘四方俊贤，甚至连政事堂的吏员也换上了知书达礼的秀才；他亲自到国子监听课，礼赞孔孟，不惮其烦地与儒生们讨论郊祀、朝会仪典乐舞，并在晚年开创了皇帝登殿面试科举考生的先例；他命儒生重修刑律，严肃法纪，意欲彻底改变五代典刑弛废、官员恣意用法的现象，十几年间，不断有坐赃枉法、受贿滥刑的官吏被押赴刑场或流放地。他尤其痛恨那些以权谋私的不法官吏。建隆三年（962年）十一月，他专门派出使臣到各地传达禁令，不许私有请托，违者当议其罪。次年，正月，又通知各地，废止五代以来“会州”的惯例。所谓“会州”，即县官为了巴结州官，厚敛里胥，里胥复敛于民的一种公开收受贿赂的活动。说其公开，因为每年收税完毕，州衙都堂而皇之地传符诸县，索要钱物。这一年，太祖还将一名负责监税的兵部郎中砍了头，罪行是“令人赍轻货往江南、两浙贩易”，（31）即今人所谓“官倒”。一切迹象表明，皇上不仅自己脱去了战袍，也要使整个国家洗尽战争的尘埃。他不愿赵宋王朝重蹈军阀横行、纲常沦落的覆辙，而想给子孙们留下一个明法律、重道德的社会秩序。缘此，他毫不拖延地抛弃了武将兄弟，与白面书生一见钟情，除了相中了他们在抑制武人方面的作用，更加欣赏的是他们脑瓜中的儒家教条，如果这些教条完全演变为百姓心目中的信条，如果大宋全体国民都像儒生那样知书达礼，从不妄思作乱犯上，那么，自己创建的江山才真正昌隆日盛，永固太平了。

　　一千多年前，叱咤风云的秦始皇气吞六合，一统江山，可他用屠刀对付儒生，以烈火款待文籍，结果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各地士人揭竿而起，连孔夫子的八世孙也投身起义军行列。这样惨痛的教训深深铭刻在后世有为君主的脑海中。汉高祖刘邦广延名士，终于迫使武夫项羽乌江自刎，奠定了新王朝的基业。当他夸耀自己是以马上得天下时，儒生陆贾立即提醒他：“以马上得天下，安能以马上治之！”（32）汉代帝王。接纳了众儒生及其主张，以霸王道杂之，广招贤良方正，用以充任各级政府官员，开创了文臣治国之道。此后，无论是“五胡”乱华，还是隋唐一统，哪一朝哪一代，无不把书生列为上宾，招至幕下。科举选士，进一步从制度上保障了文臣政府的持续性。稍有见识的统治者都意识到，把笃信伦理纲常的儒生选为治国骨干，就等于把百姓置于顺民的网络之中，一旦儒生沦落，维系专制集权统治的基础也势必动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就要大乱了。

　　赵匡胤不希望五代灾难的重演，所以，他不仅以身作则，带头读书，同时也号召所有政府官员均要埋头书本，尤其是宰相。他称赞已故旧相范质“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是一位“真宰相”，而范质的优点正在于好学不倦，自称“不学无术怎能当好宰相！”（33）赵匡胤一再批评老谋士赵普，说他的毛病就在于不读书，并借乾德改元事件，郑重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意味深长的警告。如此形势之下，现任宰相赵普就是不情愿，也不得不暂时离开祖师老子，改投孔孟门下，找本儒家经典诵习，以便重新被太祖划归读书人的行列。

　　宋初君臣急于在儒家经典中寻找治世良方，那么究竟哪本书最终成为宰相的急救章呢？据南宋一些学者推断，是至圣先师孔子的言论集《论语》。当时编写的一系列权威史书栩栩如生地记述了这一场面：日理万机的赵宰相每天下班回家，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声不吭地攻读起这部先秦圣贤的语录来。他持之不懈，到晚年终有心得，不但上朝理政，事必决于《论语》，而且把昔日玩弄权术，帮太祖算计前朝君主、本朝功臣的业绩也都归结于孔夫子的教诲，故有“半部《论语》定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流传。（34）《论语》虽然在后来被尊为四书之首，是天下举子的必修课本，可在宋朝初年尚未有那样崇高的地位，所以有些考据家怀疑这是南宋道学家为拔高《论语》地位而编造的神话。不管赵宰相是否真的拜倒在儒家祖师爷的脚下，经宋初君臣大力倡导，知识分子的确甩掉了缠绕其身百年之久的晦气，儒家经典身价百倍，孔孟圣贤在动荡的末世虚构的乌托邦，成为两宋帝王及文臣的治国蓝图。

　　根据先贤教导和盛朝经验，国家的兴与衰，重要的不在于兵强马壮，而是看全民的道德品行是否符合中庸的标准，君主能否爱民如子，臣民是不是事君至忠至孝，至于经济上的富足，兵力的强盛，倒在其次。行成于德，止乎于礼，才是持身立国的根本。这项原则一经确定便是永恒的，因此不必创建新的思想，只须将沿用千年的儒家教条大量翻印、深入阐释和广为传诵就行了。宋初君臣的言传身教，正体现了他们坚定地维护了这一原则。持一元论看法的统治者认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全民意识，要让民众懂得，皇帝是受天意指派统治人间的，是一切神的化身，因而不管你是拜观音还是尊玉帝，首先必须信奉皇上，而这种信奉的具体表现，就是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因此，熟悉和掌握儒家教条并将其精神贯穿于日常一言一行之中，乃是每个国民的神圣职责。一旦所有人都能忘却一己私利，自觉地放弃思想的权力，意识到忠君即是爱国，敬长官即是孝父母，那就是大同世界降临之日，就是天下归仁焉了。

　　这种对个人思想的残酷剥夺，显然是与现实生活相冲突的。赵普的理解恐怕就没有后世理学家那样透彻，至少他的修习尚未达到自觉消除尘念的程度。他把自己在西京洛阳的府宅修建成豪华公馆，外门却围以柴荆，好似村舍一般，连太祖参观之后都连连摇头，说“此‘老子’终是不纯。”（35）

　　令人费解的是，就在宋太祖热衷礼乐、频频夸奖儒生才干时，由他选定的宰相却是有着“寡学术”之誉的赵普。究竟是青睐他的谋略，还是因为立国之初，不仅需要颇能惑动士子之心的孔孟之道，也要依赖于明法教民的管申之术？

　　应该说，两者都有那么一点儿。赵普有大功于社稷，这是不言而喻的，赵普与赵姓皇室的关系非同寻常，当年杜太后在世时，曾当着太祖的面，拍着赵普肩膀说：“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并叮嘱她最疼爱的赵光义每次外出一定要邀赵普一起去，以便长些见识。（36）赵匡胤虽一再表白对读书人情有独钟，要求文武大臣一律读书，但他所做的，也只是将文人的地位还复到汉唐盛世的程度，即与武人相抗衡的地步。这不仅是因统一全国的战争尚在继续，仍需一些手握兵权的战将受命于外，更主要的是他骨子里掩饰不住对儒生的轻蔑。须知皇上三代习武，而非出身书香世家。

　　太祖初谒太庙，见到儒生遵照古制摆放着笾豆簠簋，不晓何物，侍臣告之以礼器，太祖哈哈大笑道：“我祖宗从来没瞧见过这些玩意儿，放在他们面前干什么！”下令一律撤掉。（37）翰林院首席学士陶谷一向以文才自负，朝章典故烂熟于胸，像起草重要文件，考订大典仪制，给皇上设计大辇一类事儿，做起来得心应手。他自我感觉论资历，论学识均不在朝中任何人之下，理所当然会被皇上看中，入主政事堂，可迟迟不见太祖作何表示，情急之下，便作诗发牢骚，太祖看了淡淡一笑，说道：“陶学士只会依样画葫芦”，就是说，陶谷本事虽大，也不过是照猫画虎，干个文书之类的工作还将就，气得陶谷直翻白眼儿。（38）还有一次，江南名士徐铉作为南唐使臣来朝，盛赞本国李后主博学，有圣人之才，言下之意：你宋朝君主不过一介武夫耳，能晓文知艺么？太祖听了徐铉抑扬顿挫地朗读完李后主的《秋日》词之后，却不以为然地说：“听了半天，净是些落魄秀才发牢骚的话，我才不费这些功夫呢！”最让儒生伤心的是在开宝九年（976年），诸道推荐了478名“孝弟力田及有文武材干者”入京赴考，结果太祖却判定为“所习之业，皆无可采”。圣上还令濮州以“孝弟”知名的270名书生至讲武殿复试骑射，那些号称德行高尚的孝子哪里习练过这些名堂，要么爬不上马，要么射不中箭，一个个狼狈不堪。结果太祖竟说这些人“止可隶兵籍。”众“孝弟”听了号啕大哭，皆不愿充军，太祖这才将他们放回，只把犯有滥举之罪的地方官治了罪。（39）

　　看来太祖赵匡胤并不想做“纯儒”，他既钟情于儒生的德才，又重视小吏的权谋，两者皆不可缺，霸王道杂之，这才是历朝圣明天子的用人之道。所以在相当长时间里，素有“寡学术”之誉的赵普仍可暂充书生，供职于御座之下。当然，文臣中人才济济，要想长久地在饱读《诗》《书》的秀才中间混下去，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学识素养，以便跟上形势的发展。

　　◆生疏的课程

　　与肆意更改太庙礼制的皇上相比，新任宰相赵普有更多的课程需要补习。例如汇纂各地区各部门呈进的情况，定期向皇上请示报告，协调众官员的意见，安排朝廷内外一般官员的任职等等。当然，最令他头痛的也是各种冗繁无味的古礼旧仪。好歹皇上在过去典军时，曾有过若干次朝会实践，现今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就是一点不懂，凭太常寺、典礼司官员的安排，也会表演得顺顺当当。但宰相就不同了，按惯例，凡朝会郊祀均由他押班主持，出不得丁点差错，否则，不但会遭到众文臣的窃笑嘲讽，甚至将以“失仪”之过被御史参劾。这种毫无意义的礼仪，对前宰相范质和王溥来说，简直太熟悉了，因为他们自幼所习，皆与此相关，而且在后周王朝时演练过多少次了，然而，对仅仅得见皇家气派三年多一点时间的赵普来说，却陌生得很。赵普不由嫉恨起两位白白胖胖的前任来，恨他们装满一肚子学问，却没用在正地方，国家亡了，他们倒有滋有味地发挥出特长来，不但热心于挖掘古礼，还编纂史话，给新主子提供旧王朝倾覆的教训，分别撰写了《五代会要》和《五代统记》。

　　当然，不管赵普心中如何厌烦，每天他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去扮演他应当充任的角色。首先他要修练的功夫是日常的早朝。

　　文武百官朝见皇上，听询政事，体现了我们帝国的运转乃是由深居大内的圣上一个人操纵的。每天，通过这样一个固定的仪式，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皇帝与群臣一起探讨国家大事，然后，有关指示便由这里发出，天下臣民方知如何行事。除了圣上与爱臣爱将的个别谈话及罕见的微服私访或巡视之外，一般说来，位居九重的天子也只有在这一场合中与自己统治的国民发生联系。无论皇宫换了什么样的主子，政府机构出现了怎样的更新，惟独这一历代相沿的朝会形式千古不变。

　　朝会据传是周公设计的。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为接见百姓的场所；内朝在王宫路门外，用以接近群臣；燕朝设在路门内，为听政议事之所。唐朝举行大朝会的含元殿，即仿古代外朝设置；前殿宣政殿称为“正衙”，即古之内朝；便殿紫宸殿称之为“上閤”，即古之燕朝。唐朝正衙日见群臣，百官俱在，谓之“常参”，唤仗入閤，百官随入。后来皇上渐懒，古礼浸废，皇帝只在紫宸殿接见几位大臣和内诸司官员。依礼上朝的百官仍要每天早晨赴正衙宣政殿，但只能对着皇上的座位行礼，见不到皇帝本人了。唐敬宗决心做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恢复入閤礼，但也只在每月朔望（阴历每月初一及十五）在正衙露面。五代时，决心秉承李唐优良传统的后唐明宗，采用折衷之法，既不每天都往正衙跑，又不长期背负怠惰之名，他每五天命宰相率群臣入宫朝见，谓之“起居”。一些拘泥古礼的大臣提出：“朔望入閤之礼不可废”，唐明宗虚心纳谏，从此每月初一、十五，在文明殿出见群臣；每五天群臣入中兴便殿面圣。大宋建国之初，儒生们绞尽脑汁，也没能将周公时代的“天子三朝”的具体形式考证明白，全盘承袭的仍是前后两个唐朝的“常参”、“起居”之法。

　　北宋的“常参”和“起居”分别在正衙文明殿和便殿万春殿举行。文明殿后改名文德殿，位于前朝最大的宫殿崇元殿（后改称大庆殿，规制与清紫禁城太和殿相似）西侧，北门与皇室生活区以横街隔开，南门接邻中书、门下省及枢密院、都堂等军政衙署、万春殿于乾德三年（965年）改称长春殿，后又改名垂拱殿，位于皇室生活区南端，东邻紫宸殿，西接皇仪殿。北宋皇城的结构与明清紫禁城有明显区别，即举行大朝会的前朝正殿之后不是一系列建筑在中轴线上的议事便殿，而是一条宽阔的御街，这条御街将皇宫后区分成东西两部份，东区除太子东宫外，主要是内诸司的官署和府库，如御膳、尚食、尚衣诸房；西区才是皇帝妃嫔日常起居的地方，建有三组宫殿，垂拱殿恰在正中，殿门与南面文德殿后门隔街相望。所以作为“燕朝”，是最合适的地点。

　　每天早朝，文武百官须先到待漏院等候，殿门打开之后，入文德殿立班，除有旨免常朝及值夜班的官员外，一律不得缺席。上殿之前，先在殿门之外分文武两行列队，东西相向，新任命及将辞职的官员站在南边，站好后，御史台官员巡检一过，如没发现衣冠不整、位置不对的现象，便与巡使首先登殿，然后，文武官员依班序鱼贯而入。如果不是法定“起居”的日子，就只有宰相率少数大臣出东上閤门，前往便殿向皇上奏事，众官仍呆在殿中静候，奏事毕，宰相返回，在引赞官的带领下，走到押班位置上，西向立定，率百官虚拜前殿庭下；若是宰相议事较多，日头老高仍不见出来，自会有通事舍人一员到閤门宣布“奉敕不坐”，众官员心领神会，自动按班位站好，虚拜而出。至此，每日的早朝就结束了。“起居”与此差不多，最显著的区别是前往垂拱殿的大臣不止宰相及中书、门下首脑、枢密院长贰，而是包括知开封府在内的一群文武官员，按惯例，他们要分十班依次向皇上问安，然后宰相、枢密使再登殿奏报军国要事，后来有人提出分为十班太繁琐，每每闹到日头老高还没轮着宰相汇报工作，便改作四班。能参加“起居”的官员都必须有一定级别。宋神宗改官制，规定侍从官以上，日朝垂拱殿，称为“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殿，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殿，为“朔参官”。同样每日赶赴早朝，却分出三六九等，真正能时常得见天颜的除了宰相，不过少数官员而已。（40）

　　皇上每天端坐在便殿视事，百官则恭列于正衙遥拜，宰相每日穿行横街，奔波于正衙与便殿之间，这种毫无意义的早朝，对所有参与者说来都是索然无味的。每日起早赶来，只是为了向圣上的御座行礼，而且稍有不慎，来晚一回，站错一次，就要受到罚俸一月的处罚，难道这就是国朝盛事？然而，虽然只是形式，既置身朝官行列，就必须遵守，因为他们觉得，能够进入大殿列班，是自己的荣耀，那些派往外地的官员，尽管每天可以睡个好觉，却很难说都是皇上亲近的人了。所以，大家不以为苦，日复一日地赶来行礼，而且做得一丝不苟。

　　对皇帝来说也是如此。每天清晨从暖和的被窝里钻出来，睡眼矇眬地呆坐在空荡荡的大殿，等候宰相的致词，对每一朝天子来说，都是毅力和意志的考验，但赵匡胤及其子孙们，居然都坚持抗了下来，稍懒些的皇上如宋真宗，也只在久病之下，一度改视朝为隔日进行，稍勤勉些的皇上如宋神宗，还将朔望入閤恢复起来，每月初一和十五，情趣盎然地登辇至正衙文德殿，与百官共商国计。因为他们懂得，不是穿上黄袍就成了皇上，要作万民景仰的圣明天子，言行起居必须合乎法度，自周公至孔子，费尽心机搞了那么多名堂，不就是定名份，别等级，以维护天子的权威吗？这样的优良传统若被丢弃掉，那国家不就朝着乱臣贼子期待的方向发展下去了吗？因此，尽管太祖行武出身，制乐修礼的瘾头比儒生们还大，尽管他当时也许还弄不明白早朝怎么会如此冷清，然于个中深味，还是品得出三分的。

　　朝会中最为隆重壮观的是每年正月初一、五月朔和十一月冬至日的大朝会，在京官员都有幸参加，因是节庆，在举行庆典的崇元殿进行，排场很大。朝殿门外插着各式彩旗，手持仪仗的卫兵整齐排列于大殿门外。皇帝戴通天冠，服绛纱袍，在鼓乐声中登上大殿，接受群臣贺拜。通常礼仪是由掌管礼仪事务的官员引导百官分列几排，向面南而坐的皇帝叩拜问安，然后，便出现一名侍中承旨，宣布一道每年不变样的圣旨，无非是“大吉之日，与公等同之”，如在正月初一，便说“履新之吉，与公等同之”，而群臣顿觉恩泽四海，不胜荣宠，马上齐齐拜倒于地，三呼万岁。礼毕，有身份的官员如文班的宰相，武班的太尉，就要闪出行列，分别走上台阶进奉寿酒，群臣再拜之后，宰相来到御榻旁，高声禀奏方镇祥瑞，接着，户部、礼部长官站在阶下自己的班位上跪奏诸州贡物，司天监奏云物祥瑞，请付史馆。这套公式演完，宰相宣布“礼毕”，于是殿下鸣鞭，钟磬鼓吹齐鸣，皇帝离座乘辇返回，音乐止息，宰相再宣布“解严”，众官依次散去。大朝会纯粹是皇帝与文武官员在合演一场固定的戏，每个人的位置、台词都是早已拟好，一陈不变的。比之前面说到的“常参”、“起居”，更是一点内容没有，光剩下形式了。（41）

　　每天天未亮，赵普就动身赶往大内参加早朝。站在文班首位，他的心情显然要比同列书生好得多，那些舞文弄墨者设计出这套古板枯燥的形式，到头来只是拘住了他们自己，每日肃立于殿庭，不敢喧哗，不能走动，苦盼入内奏事的宰相早点露面。而赵普作为政府首脑，却不受形式限制，他感觉早朝的内容是常新的，把百官搁在正衙，独自与皇上讨论国家大事，这是多么大的恩宠！不过，近日来，宰相也稍觉不快，这种不敢言明的感觉并非来自繁琐的礼仪，相反却是因皇上私自更改了沿袭已久的仪典制度。

　　过去宰相见天子，皆有个座位，面议要政之后，赐茶而退。属于颁发号令、官员任免、刑赏废置、地名更易一类事，方写出书面报告，呈内庭请圣上批覆。可赵普的前任，后周旧臣范质自太祖登基之日始，便对这位昔日同僚深怀畏惧之心，见到皇上不敢落座，也不敢随时提出建议，到后来，干脆事无巨细，皆上札子，待皇帝批示之后，再签署自己名字颁下，自此，坐而论道的古礼便不明不白地废掉了，宰相见到皇上只能干站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撤除宰相座位，乃皇上一手策划。据南宋初年在秘书监和实录院供过职的一位官员记述，一天范质上殿奏事，按例赐坐，太祖忽然说：“我眼神不好，卿可自持文书来看。”范质起身把文书递到皇上手中，不料转回身来，座位已被人拿走了，自此之后，宰相见皇上，就再也没有了赐座赐茶的优荣。（42）太祖对这项古礼的修订，应该说是有充分理由的，无论范质还是赵普，均是一起共过事的同僚和密友，大家同坐一室，促膝谈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像赵普，在同谋篡权的日子里，少不了与当今圣上彻夜倾谈。现在赵匡胤已贵为天子，朝堂之上，怎能再和臣子们平起平坐？孔夫子当年制礼，核心不就在明确君臣名份吗！再说，这项修订对君臣双方都有好处，皇上可以免除大臣的不知进退的叨扰，而臣僚们也减少了与皇上面对时如坐针毡的惶恐，正可发挥其属文的特长。从此之后，深居宫禁的大宋皇帝除参与定期的朝会、祀典仪式，不再像前几代皇帝那样频繁接见臣子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堆积如山的等待御览的奏札。坐而论道演为长篇大论。范质的一时谦让或者是太祖的故意捉弄，不仅连累整个宋朝的文臣为数不清的文牍所困扰，而且为此后的治国者埋身于文山会海之中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