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寇准经范仲淹到文天祥，数不尽的朝臣为层出不穷而又无法根除的边患痛心疾首，甚至被迫投笔从戎。虽然他们隐约意识到“守内虚外”、“将从中御”与虚弱的固防存在某种联系，但他们却无力改变由太祖、太宗制定的这一基本国策以及由此带来的战则必败、败则乞和这一循环上演的悲剧。

　　◆警报初起

　　公元1001年，由赵匡胤开创基业的大宋帝国进入了第四十个年头。中国历史踏上了步履沉重的另一个一千年。

　　是年七月，边关传来警报：雄居北方的契丹人正酝酿一次新的南侵；八月，西北重镇清远军遭到党项人的围攻。①对于刚刚登上御座的宋真宗及其臣僚来说，这是个不祥之兆。三年后，在黄河岸边的澶州，汉族皇帝与契丹皇帝将进行一番面对面的较量。

　　当太祖、太宗相继撒手归西时，留给真宗皇帝的已不止是从后周幼主寡后那里接收过来的一小块地盘，经过两代帝王的南征北讨，富庶的江浙、闽粤和巴蜀已相继并入大宋版图。惟一的遗憾是被后晋石敬塘割让的燕云十六州②尚在契丹人手里，而契丹骑兵屡屡侵扰北部边境，伺机南下。太祖似乎预感到什么事没做好，群臣上表请加“一统太平”的尊号，太祖摇头说：“幽燕未平，何谓一统？”③不过，他还是为子孙作了另一种安排，太祖将得自荆湖、后蜀的金帛另收一库，号曰封桩库，并对近臣说：“等库中金帛积满四五百万，就可以派人去契丹赎回幽燕。若是不肯，我以20匹绢买一契丹人头，其精兵不过10万，200万匹绢就够用了。”④

　　太祖的遗言终于得到应验，但用金帛换回的不是久被侵占的故土，而是祖宗新打下的江山和赵宋政权继续生存的权力。

　　◆非常之材

　　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一则边境奏报引起了新任宰相寇准的警觉，多股契丹骑兵不断在深州、祁州之间的地域出没游荡。寇准提请皇上注意，这是敌人大举进犯的前兆，应立即派遣干练将帅和精锐骑兵，分据北部边境要害地区。⑤不久，新的情报送到，契丹确已谋定入寇。⑥自幼熟读《春秋》的寇准兴奋地意识到，一个极为神圣的拯救国难的责任落到了自己的肩头。

　　寇准出生在大宋开国的第二年，欣逢盛世，赶上了宋太宗扩大科举，延招俊贤。他19岁考中进士，31岁升为参知政事，43岁就做了宰相。宋太宗不允许举子与主持贡举的文官建立师生之谊，而将他们一律视为天子门生，从这个意义上看，寇准乃是太宗的一个得意弟子。不过，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位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却总是若即若离，否则，寇准拜相的日期还会提前。影响这一关系的无疑是寇准爽直的秉性，就个人才能而言，寇准似无可挑剔，初任巴东、成安知县，逢到收赋派役，别的县官都忙得不可开交，独他像个没事人儿，只在县城门口大张告示，上面开列有各乡镇应交税额及负责人的名单，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寇准足不出户，就办完了这件几乎所有地方官都头痛的例行公事。调进中央后，平日朝会，皇帝诏百官言事，大家多拣些不痛不痒的话题，只有寇准勇于力陈利害。一次寇准奏事殿中，与圣意不合，太宗离座要走，耿直的寇准竟强拉住皇上的龙袍，硬把皇上按在御座上继续听他陈述高见。按理说，像寇准这样的性格是不宜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因为刚直太过，易遭人忌恨，忠臣总是太爱护皇上，往往不允许皇上犯错误，更不能容忍臣僚引导皇上走上邪路。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大旱，太宗召廷臣询问，大家都东拉西扯，只谈天象气数不言时政，忠臣寇准却冷冷地甩出一句：“大旱出现，是因为人间有不平之事。”刚刚做过“太平兴国”梦的太宗勃然大怒，转身回宫去了，过了片刻，又召寇准问道：“你说有不平之事，指的是什么？”寇准说：“请叫两府大臣来，我就说。”待宰执入殿后，寇准言道：“我听说有两个人都犯了受贿罪，一个得赃物少，被判了死刑；另一个因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尽管盗窃公物千万，却止判杖刑，还继续做官，请问这是不是不平之事？”太宗回头问王沔，王沔吓得面如土色，连忙跪在地上谢罪。太宗欣赏寇准的忠直和干练，他能容忍这个好发议论的门生断断续续在京师呆下去，不仅在于他的嫉恶如仇能起到监督朝臣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博得一个兼听纳谏的好名声。太宗曾当着满朝文武官员的面夸奖寇准：“朕有寇准，犹如唐太宗有个魏征！”

　　可惜，宋太宗毕竟不是唐太宗，老能照见皇上毛病的“魏征”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寇准的刚直不阿，使他获得了皇上的好评，也使他不时受到攻击。朝廷上下都对这个寇大人又爱又怕，谁都不愿这个严厉的同事派到自己身边。在人们印象中，寇准与政事堂老前辈赵普相似，缺乏儒者的优雅和度量，得罪了太多的人。他固执己见，听不得相反的意见，不管这个意见来自上面还是下面。他第一次遭贬就是因为多次在圣上面前与顶头上司知枢密院事张逊争吵，最后被张逊暗施算计，让人找了一件极其偶然但又耸人听闻的事汇报给皇上，称京师的一个疯子，曾拦在寇准马前高呼“万岁”，结果牵动了皇上的心病，寇准被打发去了青州。寇准不思改过，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愤世嫉俗，他再次回京后，利用手中的权力，立即将自己喜欢的人都提拔到台省等重要岗位上，把那些与己不和的或是没有什么来往的人安排到一般职位上，这自然犯了众怒，一些不服气的阁僚吵吵闹闹，皇上只好又把寇准打发去了邓州。⑦

　　应该说，太宗对寇准还是相当器重的，忠臣在朝，搅得皇上日夜不宁；忠臣离京，皇上更加不安。寇准第一次遭贬后，太宗隔几天就问左右人：“寇准到青州过得好么？”底下人揣摸圣上有复召寇准回京的意思，便使坏说：“陛下每天惦记着寇准，可寇准在青州天天纵酒作乐，恐怕没惦记着陛下。”太宗默默不语，第二年仍召回寇准，拜为参知政事。这种不同寻常的君臣关系一直令后人迷惑不解。寇准虽是科班出身，学的却是《春秋》三传，并非通儒之士，他的作派也与一般书生迥异，他好酒、争权，不拘小节，即便在被贬之日，每日仍与小妾蒨桃对酒当歌，作诗云：“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⑧人们私下揣测，倘若少年得志的寇准能把自己的狂傲稍稍收敛几分，就凭皇上对他的宠爱，怎么也不会熬到硝烟骤起的年月，才尝到了做宰相的滋味。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寇准登不上太宗皇帝的大雅之堂，也有其历史原因，个人性格倒在其次。自太宗登基以来，宋帝国进入平稳的发展时期。和平时期需要的是风度翩翩的儒臣，像先后主持政事堂工作的吕蒙正、李沆、吕端便是这样的谦谦君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宽容大度，因循苟且。由其因循，使得上下相安无事；因其大度，又能左右逢源。吕蒙正是太宗选拔的头一个状元郎，他与寇准同样是寒门出身，自小衣食无着，可入朝后却没有寇准的趾高气扬，初拜参知政事，有朝士于帘内指着他说：“这小子也能做参政？”同僚皆怒不可遏，吕蒙正却佯为不闻，也不追查是何人如此不恭。⑨由于其度量宽宏，声誉立显，登科不上10年，即入主政事堂。李沆好读《论语》，沉默寡言，这两点很像前宰相赵普，但他的不好发议论，不光体现在为人处事上，连日常所要处理的国事，也难得听到他的见解，故外号“无口匏”。这位李宰相在御任前传授了做宰相的密诀：居此重位，“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吕端，居官十载罕所建树，忽一天被太宗发现，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立即撇下爱臣吕蒙正，把相印交给了他。太宗没有看错人，吕端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对朝廷要政没个想法，可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如在太宗病重期间每天都跑到东宫嘘寒问暖，并及时制止了皇上晏驾之际，李皇后欲图改立楚王元佐的阴谋。⑩与上面这些贤才相比，好发议论的赵普、寇准之流显得太过自信，太好意气用事了。他们都重经验、轻教条，难怪有人认为他们的文化素养还需提高。赵普死后，太宗在亲撰墓志中对老臣的评价是“寡学术”，尽管人所共知，赵宰相每日捧读《论语》至深夜；而寇准活着的时候，四川名士张咏特意告他《霍光传》可读，待寇准反覆读了若干遍，方知里面的“不学无术”指的是自己，虽然他正经也是科举出身。（11）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材，历朝圣明天子都懂得这个道理，寇准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他欣然接受了相印，准备与另一位宰相毕士安共同辅佐太宗的儿子——同样刚愎自用的宋真宗，在拯救帝国的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情愿的亲征和实心眼儿的求和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二十二日，辽圣宗与萧太后率精兵10万入寇，其先头部队包围了河北重镇定州，屯驻唐河的宋北面都部署王超急报朝廷，驿卒昼夜兼程，至十月六日，奏报摆到了政事堂宰相的案桌上。

　　寇准一夜之间接到5封边境告急信，却扣住不发，依然安坐饮酒，谈笑自若，次日上朝才拿了出来。真宗闻讯大恐，众臣不知所措，寇准却是胸有成竹，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欲了结此事不难，只需5天时间。”众人不解，寇准言道：“即请皇上亲临澶州。”

　　澶州位于开封东北，位居南北交通要道，奔涌的黄河穿城而过，将州城一分为二，北城面对通往边境的要津，南城把住直抵京师的路口，若被攻陷，敌军就可安然渡河，直逼京师。对于这一战略要地，宋真宗和他的臣僚们并不陌生。五年前，契丹一次小规模进犯，高阳关都部署傅潜闭关自守，8万步骑窝在营帐之中，凡请战者均被骂出，以至另一支兄弟部队让契丹人痛痛快快地围歼了。真宗大怒，认为统帅无能，这年十二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刚即位两年的皇上决定亲自披挂上阵，率兵亲征，而且说干就干，用了6天功夫，宫车抵达澶州。真宗于行宫设宴，仿效他父亲的样子，当场授先锋阵图，赐近臣甲胄、弓剑。渡过黄河浮桥后，又在临河亭接见当地父老，问寒问暖，赐授锦袍、茶帛。圣上一路慰劳下去，走得自然慢了些。这样，当圣驾于十二天之后到达大名府时，契丹人早已纵掠而去。真宗一面命人追赶，一面胜利凯旋了。

　　真宗期待着上一回经历的重演。大宋皇帝亲临前线，草寇吓得落荒而逃，这样的胆魄，这样的风采，本朝国史实录又不知该怎样大书特书了。他深信，有了这样的业绩，不惟地下列祖列宗会由衷赞叹，殿内群臣和殿外百姓更会欣然感到自己拥戴的乃是一位文武双全、大智大勇的真命天子。所以，早在契丹大军挺进中原以前一个月，宋真宗便急不可待地向尚在境外的契丹人宣战，发布了亲征的诏令，时为九月十五日。（12）

　　大凡有一利必有一弊，展示新皇英才，博得个万古流芳的名声固然快意，可此举也具有相当的风险。契丹不比一般草寇，其建国历史远比本朝悠久，与中原政权打交道也不是一回两回，除了被周世宗挖走一块关南之地，尚未听说有过什么难堪的败绩，倒是中原五代一再忍辱负重，后晋石敬瑭为了坐稳皇位，甚至自动奉上了燕云十六州，并奉表甘做儿皇帝，就这样，也没有阻止住契丹大军进掠开封。当年太祖太宗收服四方列强，单单败在契丹人手下，就说明这不是一块容易啃的骨头。考虑到这一点，亲征诏书颁布后的皇上显得并不那么轻松，他脑海中不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万一发生不测，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所以，在十月七日接到北面都部署的急报，闻知契丹前锋萧挞览已经包围了距开封18天路程的定州时，宋真宗像被兜头浇了盆冷水，满腔热情化为乌有。经过深思熟虑，北伐计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掉头，改为南幸金陵或成都了。（13）

　　提出此项动议的是参知政事王钦若、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拟议中的南幸落脚点分别是他们的故乡。真宗明显表示出对新建议的浓厚兴趣，无奈要推翻自己金口玉言颁为圣旨的前一计划，还需说服以寇准为首的好战文臣，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寇准的态度十分明朗：“谁为陛下谋划此策？其罪可斩，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若车驾亲征，敌人自当退去；不然，或出奇兵扰敌，或固守城池，以逸待劳，怎能抛弃社稷，躲到南方去呢？”皇上说不过宰相，便以“儒不知兵”为借口，找来武将询问意见。哪知大将高琼早在寇准的激励下准备到战场一试身手了。他发表了如下见解：“川蜀离战区远，王钦若的建议有道理，皇上若带着后宫眷属乘坐楼船，用不了多少天就到了。”真宗正要点头称是，不想高琼话锋一转：“但陛下离开都城一步，城中将别有主子了！士兵、官吏都是北方人，家在京城，谁肯为之效力？陛下能走到金陵么？”真宗听了这番话，方才极不情愿地把南幸方案压了下来。”（14）

　　皇帝脑袋中的想法既与将相的雄心有如此距离，亲征计划实行起来就不那么麻利了。随驾三军早已整装待发，可真宗一直赖在皇宫中不走。表面上是为了给逝去的太后治丧，实际上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在加紧筹措，这就是寻找一个既与大宋有渊源又能在契丹说上话的人充当“和事佬”，皇上已开始属意求和了。本来，符合这样身份的角色实在不多，但真宗诚意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还找到一位，这就是宋朝降将王继忠。

　　王继忠6岁那年，父亲在瓦桥关战役中死于辽军手下，他对契丹应有不共戴天之仇。后来他作为烈属被收容到王子元侃藩邸做亲吏，王子升为太子，又做了皇帝，他也步步高升，由内殿守班一直提拔到殿前都虞侯，按说宋朝君王对他的恩情不薄，他也懂得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的道理，可偏偏还是当了降将。咸平六年（1003年），他作为前线统帅，力战不支，被契丹俘去，真宗还以为他殉国了，特诏赠大同军节度使，并按照烈士遗属待遇，给他的4个儿子都授了官。可谁想到王将军早就把大宋抛之脑后，好端端地在敌国做官呢。

　　王继忠也有难言之隐。每逢宋使来辽，必泣不成声，大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志。他感觉难以协调内心的矛盾，宋朝廷待他不薄，而辽朝廷对他亦恩隆有加，萧太后授他户部使，又配妻与他。此番两国开战，对他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若能撮合辽宋修好，不是既可还报宋真宗提携之情，又能报答萧太后的知遇之恩吗？于是，一封充满热诚的信送到了宋都开封。宋真宗正求之不得，立即下手诏给王继忠：“朕承袭皇位，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并不想穷兵黩武。今看到你的奏疏，感到了你的诚恳。诏到之日，卿可密达朕意于北朝，共议偃革事宜。”（15）不久，王继忠回信请速派使节前往辽营。就这样，在真宗亲征澶州之前，负有求和使命的大宋使节先期出发了。这名使节就是后来在澶渊誓书上签字的曹利用，因为这一贡献，他后来被封为使相，（16）当时的身份只是崇仪副使。

　　从九月十五日议定亲征，到十一月二十日大驾启程，中间还隔着一个闰九月，宋真宗居然耗了85天。这是令京师大众焦躁不安的三个月。从整个战局看，并无恶化趋向，相反，各地捷报频传。十月四日，麟府路送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一支宋军从火山军插入契丹朔州境内，破敌大狼水寨。生擒400余人，获牲畜、铠甲数万；（17）另据前线奏报，自十月六日起契丹主力开始围攻瀛州，欲图关南旧地，辽圣宗和萧太后亲擂战鼓，敌将士昼夜攻城，而瀛州军民在知州李延渥指挥下，发礌石巨木还击，城上矢如雨下，敌连战10余日，死3万余人，仍不能攻克，只好退下。（18）十一月十日，京师登闻鼓院也传来震耳欲聋的鼓声，开封府100多个落第举子自称素习武艺，志愿从军开赴前线。（19）在这样的形势下，宋真宗不好再磨蹭下去，十一月二十日，京城旌旗招展，皇上的行辇在各路禁军的簇拥下，终于上路了。

　　这一次，比五年前的“亲征”走得还慢，真宗一路左顾右盼，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放心不下。第一天，皇上匆忙间再下手诏，催促已到达天雄军的曹利用速往契丹军营议和。第二天驻长垣县，再次传信给降将王继忠，让他协助曹利用，尽快与北朝联系。第三天驻韦城县，皇上心念一动，忽然停住不走了。原来他又想起了南幸金陵的计划，与诸大臣重又热烈讨论起来。寇准闻讯，赶忙带着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前去劝谏，称：“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否则军心动摇，万众瓦解，敌兵乘势杀来，连金陵也保不住。”真宗没辙，只得在第五天早晨随大军继续北上。第五天晚上宿卫南县，真宗又多住一天，皇上似乎在筹画作战方略，他派出翰林侍讲学士潘谨修先赴澶州，命令澶州北寨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职守，准备迎驾，又拿出两副阵图，交给高琼，并授诸军甲胄，赏赐缗钱。这天还有一项重要活动，是与辅臣讨论和战利弊，皇上慷慨表示：朕不怕打仗，契丹人若别有邀求，当决一死战，翦灭此草寇！同时皇上又委婉地透露了另一层意思：“国家以安民息战为念，”因而还须催促曹利用设法议和。到了第七天，已是二十六日，亲征队伍从卫南县出发，抵达澶州南城，望着河对岸烟尘滚滚，宋真宗又不想走了。寇准跑上前去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现在四方援兵正陆续赶到，不要再犹豫了。”高琼也说：“陛下若不到北城，百姓会像死了亲爹娘那样难过！”这时，站在一旁的一个文官，签书枢密院事冯拯斥呵道：“将军不得无礼！”高琼冷笑道：“大人是以文章做到两府大臣的，现在敌骑在前，何不赋诗一首，吟退敌骑？”文武二臣一席不酸不咸的话塞得这一君一臣哑口无言，脸上浮现了多种颜色。高琼挥鞭指挥卫兵进辇，硬把皇帝架上了黄河浮桥。

　　当大宋皇帝的御盖出现在澶州北城门楼上时，四方将校欢声雷动，连与之对阵的契丹兵卒也被震住了。（20）

　　◆祖宗的遗愿

　　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在十一月二十日大驾启程之际，司天官员禀告：“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有和解之象。”宋朝史官特意杜撰出这一情节，是为何事作注脚呢？随着真宗的行辇慢悠悠地挪向澶州，随着大宋求和使节马不停蹄地向北奔驰，谜底就要揭晓了。亲征与求和同步进行，多么奇妙！战争只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看来在把握全局这一点上，皇上就是比宰相高明。较之寇准的决战雄心，宋真宗对和平的追求更为执着，而且更具有决定意义，要不，城下之盟尚未签订，老天爷怎么就已经作出如此精确的判断呢！

　　宋真宗诚意求和，这种诚意不仅源于圣贤教诲，也是祖宗的一桩遗愿。大宋建立之初，太祖并不想马上同强大的北方邻邦交恶，虽然他对幽州故乡沦陷每每耿耿于怀，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和众多割据王国尚未平灭的现状，他还是作出了另一种选择。开宝七年（974年）他主动派出使臣前往契丹祝贺新年，次年契丹遣使回访，太祖设宴款待，并一同观赏骑射表演。（21）从此开始了两国互聘礼仪，每逢新年正旦及国主生辰，南北均派使节携带礼品前往恭贺。太祖去世时，契丹国主还派出特使到东京开封吊慰，并祝贺新皇登基。

　　然而，宋朝廷的诚意并未获得同等回报。契丹人对农业的兴趣十分有限，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习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安分守己，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以及自幼培养的骑射功夫又保证了他们掠夺别人家园具有较高的成功率。每年秋冬，随着北雁南归，便会有一批又一批契丹大汉不邀自来。到大宋肥沃的国土作客，而且总能满载而归。对于这种毫无节制的边境骚扰，宋朝廷已到了难以忍耐的程度。此外，在另一问题上，两国也无法达成谅解。参照汉唐版图，宋朝君臣坚持认为幽云十六州是自己的固有领土，这又是契丹人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应以现今的分界为准，不要牵扯历史，若要往远处扯，中原帝王还有甘当儿皇帝的时候呢！如今契丹国主并未向宋朝提出这种辈份上的要求，宋人也应忘记过去，着眼未来，两国平等相处。如果非要提出领土要求，那么被周世宗收复的关南之地，契丹是不是也有权索还呢？”

　　由于在上述问题上双方没能达成共识，势必影响到国家关系。因此就有了不间断的边境冲突，就有了宋太宗的两伐幽州和景德元年辽圣宗的讨还关南，以互聘为标志的和平往来中断了25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