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宋帝国遇到了自澶州退辽之后头一次难堪，西北党项族首领元昊率兵骚扰，在延州城郊三川口（今陕西安塞县东）设伏，将宋朝军队一万多人全部歼灭，生俘大将多人，沿境众多要塞均被划归刚刚冒出的西夏国所有。

　　三川口战败惊动了朝廷，弹丸之国居然也敢向宋朝叫阵？不久，内外军事领导全换了新面孔，主持国防的枢密院换上了著名词人晏殊和大藏书家宋绶，陕西军事统帅部迎来了诗人兼散文家范仲淹。范仲淹负责刚打了败仗的鄜延路的边防，并与曾获进士第二的韩琦共同协助经略安抚使夏竦主持陕西军务。（50）没人怀疑这几位书生的军事才干，因为他们早在书面报告中多次阐述了自己的御敌高见，人们深信他们的用兵之道肯定与其所撰诗文同样精妙绝伦，宋仁宗正满怀期望地坐在皇宫中等候捷音传来。

　　经过必要的鞍马劳顿，范仲淹来到设在长安的安抚司衙门上任。可能在途中就已经打好腹稿，一到前线，马上就有三篇安边大策送至京师御案之上。讨论的主题是一个，合力进攻乃下策；为今之计，莫若严守边城，修筑营垒，使敌人畏我森严壁垒，不敢深入。这位新指挥官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惟用此法方能保境。（51）

　　范仲淹的怯懦表现引起文武官员的普遍不满。绝大多数人认为宋军的偶然失利并不证明元昊的强大，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党项族的生存完全仰仗帝国的恩赐，若不及早教训他们一顿，天朝的威风何在？负责泾原路军务的韩琦是个身材魁伟的大汉，其性格也似武人，他从一开始就力主集中全部人马五路出击，扫平西夏，朝廷多数人也随声附议，说得仁宗心动，也想一试身手，现在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宽仁的皇上既不愿强范仲淹所难，也不想扫韩琦的兴，他自有折衷之道：范氏留守鄜延，韩氏出兵泾原，各行其道，各遂其愿。

　　这样一来，整个陕西军事部署大乱。元昊看出宋军各自为政的弱点，暗自欢喜，他准备集合兵力，打一场更大的歼灭战。力主分兵的范仲淹有幸躲过了这场灾难，夏国军队挑选了好战分子韩琦。

　　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凛冽的寒风吹拂着西北贫瘠的土地，宋军将士大都龟缩在一个个营垒之中，几千名负责诱敌的西夏士兵向韩琦防区杀来，韩琦亟趋镇戎军（宁夏固原），尽出其兵，命环庆路总管任福率所部18000人迎敌。宋军行至好水川（宁夏隆德县东），与西夏军遭遇，敌兵一触即溃，丢盔弃甲，曾经打过几场胜仗的任福认为他的军事生涯又要记上辉煌的一笔了，遂与部将朱观分兵两路，沿河追杀，一直追入六盘山中。此时，亲率10万精兵的西夏国主元昊，已摆下天罗地网，恭候他们多时了。

　　二月十四日，就在任福等人为找不见敌兵踪影而纳闷时，西夏军马从山路两侧漫山遍野涌出，将疲惫不堪的宋朝将士挤入狭长的谷地，任福、朱观的部队分别被包围在相隔5里的区域，从附近赶来的援军没能救出难友，自己反被陷了进去。这一仗实在惨烈，除朱观带着1000多人靠着一面围墙的遮掩，侥幸逃脱外，包括任福及其儿子在内的上万宋朝官兵全部殉国。

　　好战的韩琦一败涂地，主力伤亡过半。这怨谁呢？战前他反对分兵，不赞成坐守。自称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拥有重兵20万，却惴然坐守界濠，不敢与弹丸之国一决雌雄。（52）

　　范仲淹不吃后悔药。朋友的惨败使他更加确信自己最初建议的正确。他致书仁宗说：韩琦属下将领的勇敢无畏令人敬佩，但料敌不当，才导致败绩。为了避免直接批评皇上早些时候对韩琦的支持，他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王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既然统兵将帅不能因头脑一时发热兴兵作战，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赶紧修筑各寨营垒，聚集一些懂军事的人到这里安家立业，以为久守之计。（53）

　　也许范仲淹是对的，在他的辖区延州，重训练，明号令，召义勇，修城垒，搞得热火朝天，连西夏人都赞曰：“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经过他的辖区可得小心。”范公自己也很得意，称“不量贼众寡而出战，以官为先后，那才是取败之道哩！”（54）

　　韩琦的冒进使人们想起了寇准力主亲征的决战勇气，而范仲淹的战略思想似乎源出“雍熙北伐”失利后张洎所上的《御戎三策》，那篇撰写于989年的宏篇大论指出：“缮修城垒，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策之上也；……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铤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策之下也。”（55）看来韩琦的匹夫之勇早在50年前就已被归入下策，难怪要遭惨败，而范公则高瞻远瞩，对边防局势作出准确判断和明智对策。诚然范仲淹本人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军事思想与那位南唐降臣有任何关联。事实上，如果范公真能虚下心来认真研究张洎的整套御敌见解，或许对宋夏战事的演进更有益处。因为他的分兵据守之策是否明智，还须进一步经受实践检验。

　　好水川战败之后，主战派逐渐失势，主守派占了上风。宋仁宗终于全盘接受了范仲淹的守边策。他嫌陕西太大了，不易守住，于是一分为四，由韩琦、王沿、范仲淹、庞藉分别把守。构筑营垒、坚壁清野的经验推广到整个陕西。

　　范仲淹这回运气不好，元昊对宋朝分散兵力的作法更加高兴。宋军不出去，他反倒可以放心进扰。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率10万人马分两路向泾原要地镇戍军袭来。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再次中了敌人诱兵之计，被困定川砦，元昊切断宋军水源，将士口干舌躁，不耐久战，没经几个回合便全军覆没。元昊连获胜利，得意忘形，带着手下在宋朝境内往来“巡视”，纵横驰骋700里，沿途发布“诏旨”：朕今亲临渭水，将要直入长安。俨然一副万邦君主的模样。躲在各营垒中的宋军将士眼睁睁看着敌军耀武扬威四处游荡，连大气都不敢出。（56）

　　宋夏三次交战，经略西北的文臣未占到丝毫便宜，反而损兵折将，丢失大片战略要地。喜好编造谀言的宋朝史官不知从哪找来这样一联颂词，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57）可细索历史，无论是韩琦的“五路进攻”的下策，还是范仲淹的“分路坚守”的上策，都没能使“西北之贼”骨寒胆破，最后解决问题的仍是真宗皇帝传下的老法子，也就是当年张洎《御戎三策》里耻为人谈的中策，即“偃草囊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随着宋夏和约的签订，志复西土的理想化为文臣脑海中永久凝固的泡影。

　　“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范仲淹大概忽视了南唐书生张洎的这句警告。这种健忘也非范公一人之过。哪次兴师动众，朝廷不热火朝天地讨论一番？然而，说归说，做归做，理论与实践总连不到一起，大宋帝国记不住教训，老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这不，新的一轮关于御边问题的研讨又开始了。庆历元年五月，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书，举列宋军出师屡败的原因有14条，其中第二条引人注目，他说，王师屡战不利，非止人谋不善，也在于众寡非敌，为什么呢？陕西虽有兵20万，分戍城寨200余处，敌人若分散而来，尚须力决胜负，如果元昊自领10余万众，我方哪城哪寨是他的对手？六月，新任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也对“分路坚守”提出质疑，他指出“言四路缘边所守地界，约二千余里，屯兵二十万，鄜延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余，分屯州军县镇城寨，及疲懦残伤不任战斗外，总其可用者，仅十余万。每贼由一路入寇，其所领兵，常多官军数倍。”到了七月，讨论进入高潮，鄜延都钤辖、知鄜州张亢提出新的看法：王师每出不利，不在兵力不够，而在将不知兵，不知进退，不会配合，让这样的人统帅部队，就是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58）

　　范仲淹无心参加讨论，但他还是对两次抚边失利作了总结，好水川之役后，他因私改西夏国书一度贬知耀州，在那里他作了一番反省，说了一句以前不情愿说的话：自己乃一介书生，不是精通军事的人，只是应国家之急，不干不成，才担任了自己本不胜任的工作。（59）定川砦失利后，他主动请求降官一等，带罪立功，说自西边用兵以来，死伤人数不下20万，死者为鱼肉，生者为犬羊，我们这些带兵的人却没在战场上获得功效，罪是很大的。（60）范公到底还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他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指出国防虚弱的症结所在，尽管两次败仗与他没有直接关联，尽管他之所以坚持固守营垒，也有其说不清道不明的苦衷。

　　对西夏连续进扰的无力抵抗，反映帝国国防的软弱无力。实际上这一弱点在真宗皇帝在世时就已经显露无遗了。景德元年10万契丹军队能毫无顾忌地直插中原腹地，逼近京师，已给宋朝君臣敲了警钟，那种固守城池的防御体系能否有效地抵挡住外敌入侵？每一代执政者都在苦苦思索着。如果问题仅仅简单到选择哪一种国防策略，那倒不必让大宋君臣如此伤心和犯愁，真正的悲剧在于他们无法改变“守内虚外”的祖制，而国防的虚弱恰恰是祖宗制策的必然结果。本朝奠基者并不是不懂军事，他们若地下有灵，或许也觉得这种法子实在好笑，但他们宁愿让后人笑下去，也不会改变这一决策。出于自身经历，他们最担心的是拥兵自重者的野心膨胀和地方势力的无限增强，太祖之所以扶文人上台，大搞“强干弱支”；太宗之所以扩大科举，又发明了愚蠢的“将从中御”，目的十分明确：“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61）这一方针一经确定，分布在2000里漫长边境线上的军队数量就只能与驻扎京师的禁军人数相等，这就造成一种事实，内地士卒养尊处优，以至发展到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程度；边关用兵捉襟见肘，不得不固守在各个据点之中。范仲淹及其同僚不敢贸然挺进，除了他的战略思想与武人作风大相径庭，手下就那么点儿可怜的兵马也不能不是出此“上策”的一个重要原因。（62）

　　历史难作假设，如同没人知道寇准促成的亲征，倘若真的演为宋辽决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对于范仲淹倾心的固守保疆之策能否在宋夏对峙中发挥出预期的效用，也无法作出推断。因为上面这两种应敌措施都因仓促间的立誓约和而半途夭折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同样是以金帛换和平的结局，对寇准来说是一万个不愿意而被迫行之，在范仲淹则是悠然向往并千方百计地去实现。庆历元年（1041年）好水川战役前夕，元昊遣使携和书分递宋军诸统帅，韩琦毫不客气地把窜入泾原的使节赶了出去，但归顺西夏的宋降将高延德却在保安军（陕西志丹县）范仲淹的营帐中受到欢迎，范公还亲笔致书西夏国主，侃谈本朝得天下靠仁，守天下也靠仁，皇上派我来主持边事，就是来行仁义的。范公之所以不同意韩琦的全线出击，坚持留鄜延一路固守，据他事后反思，也正是为了今后能够“招纳”西夏归顺留下一条放生之路。（63）不能排除寇准与范仲淹性格上的反差给他们决断军事与外交带来的影响，同样也不能否认，宋帝国与相继欺凌她的辽夏金元在立国基调上的迥然有别，给华夏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作用。就儒风敦厚的宋王朝而言，从寇准的请战到范仲淹的求和，从宋初的主动进攻到中期以后的消极防御，可以看出帝国的“文弱”之病，在兴文的同时便已附体了。

　　◆不甘受辱和屡屡受屈

　　直到很晚的年代，中国的统治者及其绝大多数民众仍坚信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方型世界的正中，处于四海边缘的“夷狄”之邦的文明程度远未如华夏那样高，因此他们没资格与礼仪之国平等交往，天朝恩赐给“夷狄”后裔的惟一权力是向中土臣服和朝贡，接受帝国的封赏和驯化，这是《周礼》规定的义务，不得有丝毫更改。这一愚昧荒谬的外交政策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国家交往准则，几乎沿用了数千年。在中世纪宋朝文臣的心中，更是毋庸置疑的信条。

　　本着这一原则，宋帝国的外交家们绞尽脑汁，费尽口舌，所做的努力却只是维护天朝的面子，他们对帝国体面的关心远比对诸如国家及民众实际利益的维护要认真得多。

　　在签订澶渊誓书过程中，契丹派左升龙使韩杞前往传递国书。韩杞遵照宋朝仪制，在行宫前跪授书函与宋閤门使，閤门使再转交内侍省官员启封，宰相宣读毕，再上殿叩安。真宗赐韩杞袭衣、金带、鞍马、器币。后韩杞再入行宫告辞，嫌赐衣过长，仍著契丹服色。负责外交礼仪的宋朝官员立即正色指出“使节将升殿受还书，天颜咫尺，怎能不穿皇上所赐服饰？”逼韩杞换上拖到地面的长袍，才一同进殿。（64）

　　这种外交作风也贯穿于对西夏以及对其他邻邦的交往之中，往往以凌驾于人的姿态开始，以屈从于人的结局告终，这就是宋王朝赢得的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