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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官场财经 > 中国天机:呈现出一幅中国政治地图 > 第 6 章 共产党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
第2节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当我得知一位担任过专署领导同志秘书的党员,因为家庭原因,移民出国前办理了退党手续的时候,我蓦然心动,有一种噩梦突现的感觉。后来这一类事就多了,有的人已经出去好久了,党籍仍然封存在那里;有的时间太长,就按停止党籍处理。有的出去一段时间又回来了,继续当他或她的共产党员。有的已经有了美国的绿卡,有的已经有了其他的身份,一切正在模糊处理。
  共产党还是那个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的原则随时准备赴死的激昂慷慨、斩钉截铁的党吗?
  当年,我以为如果一个党员自己做了其他选择而退出了共产党,那就是叛变,就是投敌,就应该处决。
  什么是党的旗帜?必须永远是鲜红的而且越来越红吗?在中国,如果党的旗帜是鲜红的,那么别的团体与人员是什么颜色的呢?党能不能、需不需要变得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呢?革命党以最最崇高的理念为武器来痛批执政党的昏庸腐败。执政党呢?毛主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概括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邓小平讲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是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浪漫的与叛逆的共产党正在为务实的与注重民生的公共管理型的党所代替。诗人、烈士、意识形态鼓动家、战略家,还有与地主老财不共戴天、血战到底的以农民起义军为主体的党员结构,正在为官员、企业家、公务员、行业技术专家与遵纪守法、和谐平顺、勤劳致富的良民所组成的支持执政、提供执政人才的强大群体所替代。共产党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你再浪漫再怀旧也阻挡不住这些变化的发生。现在开会上主席台的领导连笑容也已经与老红军老爆破手老囚徒不一样了。这个过程早已开始,尚未完成,问题在于我们能有多少自觉与自信,我们能有多少理解与掌控把握。
  当然,我们也坚信共产党基因中的“刺破青天锷未残”的生猛,宁折不弯的血性,敢于决裂、敢于挑战的逆向思维,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的坚决,所有这些一定还会不断地呈现出来。
  我的一些看法:一、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崇高伟大的,是普世的。
  二、中华文化的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大同。早在《礼记•礼运》中就宣扬了下述高峰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听到了一个朋友的重要说法,他建议将共产主义的译名改为“大同主义”,这更符合communism的原意。
  而《孟子》的口号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如果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小康的现代化国家,那么,上述宣扬,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是大公无私的人间乐园。中华文化其实天生地倾向于接受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那么,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也是中国的一切有志者有识者的共同的终极与永恒的理想。包括中国国民党,它的《党歌》里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同世界他们也要宣扬。理想永远鼓舞着有志之士去努力奋斗,理想永远不可能全同于现实。现实永远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无瑕疵的社会。
  共产主义更是一种崇高的忘我的无私的政治献身精神,为世人甘愿粉身碎骨的圣徒精神,醒世、警世、救世、救国、救民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为佛的精神。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许多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共产党员的卓越贡献,确实令人惊叹钦佩。
  就是说,作为高端理想与目标的共产主义,关于消除三大差别,关于实现按需分配,本来不应该引起最大的分歧。问题主要是出在操作方面。1.关于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关于消灭私有财产。上述两点可以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3.显然是有许多教训的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粗糙与简单化的理解,而实行的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剥夺个人生活资料、搞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举措,造成了负面的后果。“大跃进”期间我们明确地反对过“共产风”,就是指这些。这说明,不可以轻易地搞穷过渡,不可以想当然地把终极理想变成具体举措。再好的理想,简单操作,就只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在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社会化的大生产已经很成熟的地方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发展并非如此,俄罗斯远不发达,中国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地方。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从宣传到实践,都有我们的非原点即不典型的特色。
  有过这样的说法,说是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宣称,他们做的是消灭无产阶级,我们做的是消灭资产阶级。我们应该顺着什么样的思路来消灭阶级呢?
  胜利者永远有道理。1949年,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于是,四、就是说胜利、战功、凯歌,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信仰共产党、崇拜共产党、讴歌共产党的高潮。这推动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与革命事业,也客观地保护了、积存了假大空与急于求成的失误,还有横扫一切的鲁莽与违背客观规律的欲速则不达。
  五、解放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党员教育。但理念型挑战型的意识形态,一旦变成了权力的附属,味道不无变化。人们的习惯认知是,真理会受到权力的迫害,人们会为捍卫真理而与权力作殊死的斗争。人们常常不愿接受以权力为背景的强制性灌输。在组织党内学习的时候,我们这里动不动讲什么文件学习不得少于几十个小时啊什么的,这让人听着多么扫兴啊。幸好,最近的党员干部学习,增加了专业性与选择性。我们说是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这太好了。与我们的使命相比,我们学到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是我们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人们会冒死追求真理,而人们不会因为听听听,听得时间长了就把自己听到的老一套的玩意儿认成真理。为了牢靠地奠定党的理论基础,我们只能开拓精神空间,勇敢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六、我们对于共产党员的说法不要过于高耸。如我们常说共产党员是绝对不可以求官的,要官的一律不给。但我们又说,提拔干部时要注意那些少言寡语的老实人,不要让他们吃亏。这等于承认,被提拔是一件占便宜——获得风光与利益的事。谁能对被提拔的风光与利益视而不见呢?事实上,一些党员,为自己的升迁,努力活动,费尽心机,无人不知,有的人还使出不正当手段。与其强调概不要官,不如强调用人唯贤而不是唯亲。我们应该要求党员诚信、清廉、积极工作、守法、自律、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要时能够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但我们不能吹捧共产党员个个是钢铁英雄汉,个个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徒。即使是树立已经不在人世的英雄榜样,也不宜太添油加醋,太报告文学化。
  七、许多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说法现在我们还在沿用,但又说不通。人是有阶级属性的,阶级斗争是无法否认的,共产党搞阶级斗争,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同时,人不仅有阶级属性,还有国家、民族、地域、宗教、集团以及性别、种姓……的属性。人的思想也不仅仅决定于阶级出身、财产状况,性格、教育、机遇、遗传基因、生理特点都可能有重大作用。我们曾经鼓吹,苏联利益就是国际利益,其实不然。我们曾经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过去我们讲,利己是小私有者的特点,而一个不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一定是大公无私的。显然这也是一面之词。与其文艺化地鼓吹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国际主义,不如树立国与国、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公与私、上与下、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的资源与利益配置的法律体系与关系原则,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其鼓吹圣贤标杆或责骂对方不是圣贤,不如追求公正与平衡、和谐与耐心,要追求的应该是合情合理。
  八、尤其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绝对不可以太吹乎、太拔高、太热烈、太欢势。对敌战斗可能首先在意激情与斗志,建设则需更加注意科学与理性,注意包括细节的每一步的扎扎实实。如咱们的一个爱国党派头面人物所说,共产党的理论不可搞得太豪华。执政者,一切的许诺都要求兑现,一切的描绘都要求落实,一切原则(如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都要求身体力行、为民表率。难以做到的事情不要许愿,难以达到的标杆不要忽悠。宣扬自己本人也做不到的事情,便是自挖墙基,自毁公信力。
  九、既然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然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也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就必定要多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具体利益着想,我们就必定要多考虑全民全民族,尽可能考虑全民全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尽可能不要划分他们,给他们涂上颜色,哪个红哪个白,哪个左哪个右,哪个改革哪个保守,哪个主体哪个边缘。我们不能执著于阶级身份与阶级分野、革命历史与革命资格。应该强调的是团结起来向前看。同时,我们毕竟有着英特纳雄耐尔的国际主义胸怀,有着解放全人类的目光,有着为穷苦大众说话的传统,我们必须坚决警惕我们的官僚化与以权谋私即权力寻租化。
  十、对于共产党,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脱离了群众,仅仅依靠强力来维持局面。受群众拥护则党兴党强,脱离群众则党衰党亡。不是说忧患意识吗?忧什么患什么?忧的患的就是一个东西:脱离了群众,变成了少数人的“霸王别姬”。所有的井冈山传统、延安作风、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最宝贵、最须臾不可离弃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对党员进行教育,首先是切勿脱离群众的教育;对党员进行考察,首先要考察他们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对于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所谓的共产党员,应该坚决清洗。
  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不断的文化思想斗争
  前面已经说到,在1949年开始的如醉如痴的欢乐前进凯歌震天之中,首次令我略有“没想到”之感的经济生活中的事件是1953年的统购统销。那么,文化生活中、意识形态事件中,使我吃惊并略感尴尬的则是对于影片《武训传》的批判。
  还有,就是此后一系列政治斗争政治运动,许多都是先从文艺作品的批判上发起。
  我已经略略提到对于《武训传》的批判。此前有过对于小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反应:一、确实难说该作品写得多么好多么有影响。二、毕竟只是丁玲一个人在对其批判,而不是后来的有那么大背景那么大响动的毛泽东本人发起的大批判。
  影片《武训传》中有一个人物,少女小桃,以生命殉了武训的事业。她是由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王蓓扮演的。王蓓是作家白桦的妻子。少年的我对于小桃的命运与形象非常动情,我始终弄不明白,如此这般,把武训硬是要批倒批臭,到底图个什么?武训变成了大坏蛋,那么小桃呢?她就白白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了吗?世界上有那么多善良的、纯真的、美好的生命,她们的献身,硬是被一个大坏蛋所占有所歪曲所利用了吗?怎么这样窝囊呀。
  对《武训传》的批判有点像是晴天霹雳,不知从何而起:武训到底碍着谁啦?很难想象如果不批武训会对新中国的事业有什么负面影响,也许有更多的正面影响。本来嘛,新中国的使命之一也是劝学与消除愚昧、扫除文盲。肯定武训,将能肯定一大批虽然颜色不算红彤彤,但仍然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与新中国的好公民的有志于中国的发展富强的人士,使社会更安定,使新中国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但毛主席的自诩是当真要把“被颠倒了的一切再颠倒过来”,包括天地、智愚、善恶、高下、是非。他讲的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讲的是共工与颛顼争帝位,因失败而怒,撞头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搞得天翻地覆……胜者颛顼不足道,共工才是英雄才是正统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对于毛泽东来说,三娘教子并不正常,子教三娘才是正理。法海收牛鬼蛇神不是除妖,法海本身才是妖孽。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了他的180度翻转万众头脑的伟大革命。他老人家要与历史较劲,要与传统较劲,要与庸常共识较劲,要与一切现在的与已有的统治阶级、统治体制、统治观念、统治意识形态较量。他当然否定旧中国、否定孔孟之道、否定美国和西欧的体制与观念,他也对苏联和东欧的那一套并不感兴趣。他主张的是不破不立,先破除了再说;不塞不流,先堵住了再放水。我们的口号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结果是堵塞容易,步照样迈不开。猛批《武训传》,已经是埋伏了十余年后发动“文革”的种子。如今,不止是武训,连二十四孝的浮雕也赫然出现在显眼的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必经之路边。
  1954年对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进行得相对温和一些。对于我来说,使我大受震动的是李希凡、蓝翎的脱颖而出。这使得一些具有某种雄心或野心的人受到鼓舞。你只要努力靠拢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你只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而与不会举旗的老派人物缠斗,你本来是小人物,转瞬间就成了大人物。
  蓝翎原名杨建忠,是我区(当时是北京市第三区)师大附中二部的教师团员,我们处理过他的处分事宜。他当时似是面临着婚姻及与领导的关系不好的麻烦,该校团总支部上报了对他的处分,此事后来的情况我不怎么记得,我只知道他后来小人物办了大事以后,调到了《人民日报》报社做编辑工作去了。这也很刺激我,人应该有所成就,有所成就以后,许多规矩管不了你。
  王朔有一个说法,计划经济时期,唯一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的,唯一不是死按计划分配的,就是文学写作。
  但是我仍然悄悄较劲:把《红楼梦》的出现与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这样解释文学创作,您不觉得费劲吗?把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脾气和爱情悲剧,与当时的作坊、雇工、工商业联结起来,把“花谢花飞飞满天”与沿海的盐业或内地的打铁锻造业联系起来,有那个必要吗?又有那么顺当吗?
  我又为毛泽东喝彩,万物皆备于我,不管是经史子集还是风花雪月,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我都要给以新的解释发挥,我都要纳入我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大业伟业大系统。历史从今天开始,认识从此刻奠基,过去的都不算,新世界自有新章法。
  批胡适我则认为是理所当然,也不那么关心。在1949年初讨论中共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时,解放区的媒体已经用援引各界反应的形式报道,有人提出胡适也应该列入战犯名单。
  使我略微心痛的有对于《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与胡风要好的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觉得他写得很饱满,很动人。不久出现了宋之的对他的批判。这样,对路翎的批判中就包含了对小小的当时嘛也不是的王蒙的批判。我必须反省自己:为什么热爱文学的结果是自己感情上的不健康?见花开而欣喜,悲花落而伤感,观沧海而浩叹,念故乡而长吟,这些在苏联文学中还是允许的,为什么到了中国这里,这些都算成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是早就应该用铁扫帚把多愁善感扫除干净了吗?
  批胡风,本来与我无关,胡风的文字我不能说是很理解很欣赏,但是我喜欢吕荧,原因不在于他的美学论述,而在于他翻译的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现一般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说是吕荧竟敢在批胡风的高潮中,在某次大会上为胡风辩护,吕荧便也被批评了一番。天真的我想到了普希金,想到了达吉亚娜与连斯基,想到了同名歌剧的动人旋律“连斯基咏叹调”与歌剧作曲者柴可夫斯基。我觉得尴尬也不无窝囊,我实不愿意在伟大的党与动人心魄的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直到路翎中选择。我要共产党,我也要普希金、柴可夫斯基、路翎、吕荧,还有不必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红楼梦》,还有包括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宋朝词人。直到21世纪,当我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中观看大型文艺演出《清明上河图》时,听到合唱辛弃疾的《青玉案》词中的句子:“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我仍然老泪纵横,即使在封建的中国,在上千年前,也有这么好的诗词、这么好的景象、这么好的语言。我想起了30余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在一个非常随便的机会,谈起“下辈子”的话题,艾青老人说:“下辈子还要不要当中国人,对不起了……”
  一个莫须有的话题,一个莫须有的说法,一个信口开河的场合,这话说完也就随风飘散了。当时,我根本没有再想过这个子虚乌有的问题。然而,在21世纪,在开封,在“一夜鱼龙舞”的歌声中,我突然想起,下辈子我还要当中国人啊,不然,到哪里去享受《青玉案》的美轮美奂?
  这样到了1955年,从思想批判到政治审判,从小宗派到反革命集团,我有点目瞪口呆。写写信,发点牢骚,说些讽刺话,就变成了真刀真枪的反革命了吗?原来,不可能这样想的。但是毛主席的按语,锋芒毕露,雷霆万钧,气势磅礴,所向披靡,镇服之下无推敲,匍匐之外无分析。我服得一塌糊涂,同时我觉得不无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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